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的重要性 - 统一市场基础制度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首要任务，有利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释放市场活力、推动市场由大到强转变[3][5] - 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是有效发挥市场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前提，其系统性、统一性和实践性的提升为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3][4] - 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是2022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的核心要求，并在2024年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被明确为“五统一、一开放”的首要任务[2][3] 制度规则体系的现状与挑战 - 当前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的规则体系仍不完善，存在全国性立法供给不足问题，例如国家层面缺乏专门性社会信用立法[7] - 新技术新业态发展导致规则设计存在空白和模糊地带，如在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大数据集合产权属性、算法专利审查标准等方面给确权维权和交易带来困难[7] - 市场规则设计存在作用不够精准问题，一些政策原则性要求多而缺乏可操作细则，自由裁量权大为选择性执法留下空间[7] 制度规则完善的路径 - 法律法规政策设计需突出统一性，将行之有效的政策条例适时上升为全国性法律法规，完善顶层法律法规体系[8] - 法律法规政策设计需提高精准性，制定详尽实施细则、认定标准和裁量指南以压缩自由裁量空间[8] - 法律法规政策设计需体现前瞻性，针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平台经济等新兴领域加快建立或完善产权界定、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监管等基础制度[8] 执行与监管的现状与挑战 - 在执行和监管上存在隐性壁垒和隐性歧视，执法司法标准不统一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出现“同案不同判”、“同错不同罚”的局面[10] - 一些地方通过设置隐蔽的市场准入壁垒，如提高质量环保标准、设定偏向本地企业的招标要求等排斥外地企业和产品[10] - 跨区域协同监管机制效能不足，导致行政执法联动、信息共享、证据互认、案件移交等机制运行不畅，违法行为难以有效追究[10][11] 公平执法与监管的强化措施 - 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现代化监管体系，强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运用，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在线监管平台[11] - 加快建立并落实全国统一的市场监管规则和执法标准，统一各地区、各层级的处罚尺度，不断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11] - 强化中央垂直监管作用，提高垂直管理能力和跨区域协调能力，对地方保护行为进行直接纠偏和查处，并完善跨区域监管的具体流程和规则[11] 协同配套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 产权保护等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专业化的登记与评估体系、跨部门信息共享等配套机制支撑，但当前这些机制在不同地区发展不均衡[12] - 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以要素充分流动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支撑，但当前要素流动仍存在梗阻，公共服务水平地区差异较大[12] - 执行和监管既需要法律法规体系和执行机构保障，也需要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协同配合，但当前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机制[12] 协同配套体系建设的推进方向 - 加强竞争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同，不断完善和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确保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等与竞争政策目标一致[13] - 加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协同，打破关键要素流动的制度壁垒，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13] - 加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与一体化平台建设的协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信用信息平台、电子政务系统，打破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13] 认知与政绩观的偏差及纠正 - 一些地方对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地方发展的关系认识不到位，过分强调地方利益，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存在[14] - 一些地方不能准确认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仍习惯于通过选择性产业政策、倾斜性地区优惠政策推动发展，影响了制度规则的统一[14] - 在产权保护上存在重“有形”轻“无形”的认知偏差，对知识资产、数据资产、商业秘密等无形资产的产权属性认识不一致，影响全国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14] 树立正确政绩观的举措 - 要提升全社会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认识，通过中央推动、地方与社会广泛参与专项行动，形成强大的全国一盘棋思想氛围[15] - 坚持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破除地方保护观念，进一步完善地方官员政绩评价体系，从根本上改变唯GDP论英雄的考核体系[15] - 通过重大生产力布局，引导地方深度挖掘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在地区间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格局，为各地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创造良好条件[15]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核心观点 -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核心要求是实现“五统一、一开放”，首要任务是统一市场基础制度 [2] - 统一市场基础制度建设面临制度自身不完善与执行落地被扭曲两大挑战 [2][3] - 通过构建制度闭环、强化中央统筹、转变政府职能以及借鉴国际经验来应对挑战 [4][5] 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现状 - 市场准入制度持续优化，2025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已缩减至106项 [2] - 公平竞争制度正在强化，但基础制度建设仍存在不足 [2] 基础制度自身挑战 - 制度模糊空间过大，范围标准不清晰、程序性规定不详尽导致自由裁量权过大 [2] - 部分地区存在“逐利执法”、“同案不同判”等问题，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2] - 约束刚性偏弱，部分法律位阶过低，中立性和客观性不足，监督机制不健全 [2] - 不同部门对同一产品的市场准入标准存在差异，增加流通的制度性成本 [2] - 新领域规则滞后，数据等新型要素缺乏全国统一的确权、流通、交易规则及标准 [2] 制度执行落地挑战 - 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扭曲基础制度制定的初衷 [3] - 深层次原因为财税、考核与统计等制度尚未有效适应发展需求 [3] - GDP等经济指标仍是地方政府主要政绩考核内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高度依赖企业税收与土地出让 [3] - GDP、税收等经济活动按“法人在地”原则统计，且缺乏有效协作分成机制 [3] - 部分地方政府政绩观存在偏差，看待问题短期化、局部化，财权事权不匹配时保护主义倾向强化 [3] 制度建设与改进路径 - 构建基础制度闭环，制定环节通过立法提升规则位阶，进行合规性、一致性审查并出台操作指南 [4] - 执行环节引入可量化指标体系进行惩戒或激励，定期评估法规并更新滞后规则 [4] - 强化中央机构统筹能力，扩大中央层面在立法、司法、行政方面的影响力，削弱地方政府设置区域壁垒的能力 [4] - 借鉴欧盟经验，成员国让渡部分市场规制权力给欧洲议会，由其制定规则标准，欧盟法院享有司法解释权和最终裁决权 [4] - 及时转变政府职能，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政府应由“发展型”转向“监管型”，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4] 典型案例：濮阳市“一码集成”改革 - 改革核心思路是通过制度重塑和技术赋能，将企业经营涉及的各项许可证信息以二维码形式集成加载到营业执照 [5] - 实现“一企一照、一照准营”，2021年12月发出全国首张“一码集成”营业执照 [5] - 改革覆盖全市13个许可部门32个许可事项，已颁发“一码集成”营业执照44558张 [5] - 市场主体通过承诺准营端口办理许可事项5033户，在提升市场效率、优化监管资源、激发主体活力方面成效显著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