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与改革的关系 - “十五五”规划建议将“扩大高水平开放”内容大幅前置，凸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决心[1] -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是金融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目标[1][2] - 开放水平越高对改革的促进作用越大，同时对改革的要求也越高[1] - 金融开放具有市场超调和多重均衡的资产属性，对配套改革的要求高于贸易开放[2] - 历史上新兴市场金融开放后爆发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内配套改革未及时跟进，如亚洲金融危机源于汇率机制僵化、宏观经济失衡等问题[2] 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机遇与挑战 - 美国现行经济贸易政策正在动摇美元本位体系，为非美货币扩大国际使用提供机遇[3] - 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增多仍是“十五五”时期最大挑战，考验经济发展韧性和宏观治理效能[3] - 统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与深层次改革协调配套，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1][3] 高水平开放所需的配套改革 - 做强国内循环体系：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促进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5][6] -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7] - 健全产权保护制度：完善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制度，强化产权执法司法保护，依法保障各类产权[8] - 提升宏观治理效能：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完善货币政策体系和宏观审慎管理，保持汇率弹性[9][10][11] - 完善现代公司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培育具有全球眼光的企业家[12] - 夯实资本市场功能：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健全投融资功能，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13] 改革与开放的协同推进 - 金融开放与改革不能背离太远，要坚持开放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14] - 需要坚持改革与开放“双轮驱动”，动态评估改革进展并调整开放节奏[14] - 若重大改革任务落地生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将水到渠成[14]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战略意义 -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内在要求，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4亿人，市场潜力巨大但受市场竞争不充分等因素制约尚未充分发挥[5] - 该建设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当前面临制度规则不统一、要素资源流动不畅等突出问题，必须提高制度统一性和规则一致性[5] - 该建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能打通经济循环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顺畅流动，有效应对国际风险挑战[6] "五统一、一开放"基本框架 - 统一市场基础制度包括统一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制度，确保全国范围内制度规则统一[7] - 统一市场基础设施旨在解决联通不畅问题，完善现代物流体系和现代商贸流通体系，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10][11] - 统一政府行为尺度通过规范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尺度和标准，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12] - 统一市场监管执法主要任务是统一市场监管规则和提升监管效能，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14] - 统一要素资源市场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15][16] - 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包括促进国内地区间充分竞争和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17] 重点领域制度建设 -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的保护力度[7] - 实行统一市场准入制度需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确保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准入[8] - 维护公平竞争制度要加强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约束力和权威性[8] - 健全社会信用制度要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全面推广信用承诺制度，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9] 市场基础设施升级 - 完善现代物流体系要优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加快各种运输方式衔接，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10] - 建设现代商贸流通体系需优化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布局，推进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合，形成更多新业态新模式[11] 要素市场统一措施 - 健全土地和劳动力市场要完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15] - 加快发展统一资本市场需强化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统筹监管，拓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空间，推动债券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16] - 培育技术数据市场要推动各地技术交易市场互联互通，建立健全数据安全、交易流通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16] 重点难点问题攻坚 - 治理企业"内卷式"竞争要引导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实行差异化竞争，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提高产业集中度[19] - 规范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需加快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健全交易壁垒投诉处理机制，推进全流程电子化[20] - 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促进标准认证等制度衔接融合，培育内外贸优质企业，建设综合服务平台[21] - 充分发挥数字智能技术作用需加快市场监管大数据平台建设，推进市场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打破市场壁垒[22]

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的重要性 - 统一市场基础制度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首要任务，有利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释放市场活力、推动市场由大到强转变[3][5] - 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是有效发挥市场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前提，其系统性、统一性和实践性的提升为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3][4] - 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是2022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的核心要求，并在2024年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被明确为“五统一、一开放”的首要任务[2][3] 制度规则体系的现状与挑战 - 当前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的规则体系仍不完善，存在全国性立法供给不足问题，例如国家层面缺乏专门性社会信用立法[7] - 新技术新业态发展导致规则设计存在空白和模糊地带，如在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大数据集合产权属性、算法专利审查标准等方面给确权维权和交易带来困难[7] - 市场规则设计存在作用不够精准问题，一些政策原则性要求多而缺乏可操作细则，自由裁量权大为选择性执法留下空间[7] 制度规则完善的路径 - 法律法规政策设计需突出统一性，将行之有效的政策条例适时上升为全国性法律法规，完善顶层法律法规体系[8] - 法律法规政策设计需提高精准性，制定详尽实施细则、认定标准和裁量指南以压缩自由裁量空间[8] - 法律法规政策设计需体现前瞻性，针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平台经济等新兴领域加快建立或完善产权界定、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监管等基础制度[8] 执行与监管的现状与挑战 - 在执行和监管上存在隐性壁垒和隐性歧视，执法司法标准不统一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出现“同案不同判”、“同错不同罚”的局面[10] - 一些地方通过设置隐蔽的市场准入壁垒，如提高质量环保标准、设定偏向本地企业的招标要求等排斥外地企业和产品[10] - 跨区域协同监管机制效能不足，导致行政执法联动、信息共享、证据互认、案件移交等机制运行不畅，违法行为难以有效追究[10][11] 公平执法与监管的强化措施 - 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现代化监管体系，强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运用，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在线监管平台[11] - 加快建立并落实全国统一的市场监管规则和执法标准，统一各地区、各层级的处罚尺度，不断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11] - 强化中央垂直监管作用，提高垂直管理能力和跨区域协调能力，对地方保护行为进行直接纠偏和查处，并完善跨区域监管的具体流程和规则[11] 协同配套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 产权保护等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专业化的登记与评估体系、跨部门信息共享等配套机制支撑，但当前这些机制在不同地区发展不均衡[12] - 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以要素充分流动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支撑，但当前要素流动仍存在梗阻，公共服务水平地区差异较大[12] - 执行和监管既需要法律法规体系和执行机构保障，也需要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协同配合，但当前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机制[12] 协同配套体系建设的推进方向 - 加强竞争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同，不断完善和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确保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等与竞争政策目标一致[13] - 加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协同，打破关键要素流动的制度壁垒，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13] - 加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与一体化平台建设的协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信用信息平台、电子政务系统，打破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13] 认知与政绩观的偏差及纠正 - 一些地方对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地方发展的关系认识不到位，过分强调地方利益，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存在[14] - 一些地方不能准确认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仍习惯于通过选择性产业政策、倾斜性地区优惠政策推动发展，影响了制度规则的统一[14] - 在产权保护上存在重“有形”轻“无形”的认知偏差，对知识资产、数据资产、商业秘密等无形资产的产权属性认识不一致，影响全国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14] 树立正确政绩观的举措 - 要提升全社会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认识，通过中央推动、地方与社会广泛参与专项行动，形成强大的全国一盘棋思想氛围[15] - 坚持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破除地方保护观念，进一步完善地方官员政绩评价体系，从根本上改变唯GDP论英雄的考核体系[15] - 通过重大生产力布局，引导地方深度挖掘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在地区间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格局，为各地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创造良好条件[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