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表现 - 互联网泡沫破裂使美国GDP不变价增速从2000年四季度的2.9%降至2001年四季度的0.2%，是“小脉冲”；COVID - 19使美国GDP不变价增速从2019年四季度的3.4%降至2020年二季度的 - 7.5%，是“大脉冲”；金融危机使美国GDP不变价增速从2007年三季度的2.4%降至2009年二季度的 - 4%，是“大衰退”[17] - 互联网泡沫破裂主要受损部门是企业；金融危机时居民、企业、金融部门及资产价格均受损；COVID - 19时期主要受损部门是居民和企业[19][20] 货币应对 - 互联网泡沫破裂后30个月内累计降息550BP，政策利率首降至1%；金融危机时16个月内累计降息500BP，开启三轮量化宽松；COVID - 19时期迅速将政策利率调至零利率附近并重启量化宽松[22] - 美国货币政策有松有紧，2004年、2015年、2022年转向加息周期；日本货币宽松不断升级[23][24] - 金融危机后美联储资产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6.2%升至2014年的25.5%，COVID - 19时期从2019年的19.3%升至2021年的37%；日本2021年日央行资产占GDP比重最高达131%[26] 财政应对 - 互联网泡沫破裂后2003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率提至5.1%，2001 - 2004年杠杆率上行7pct至77%；金融危机时2008 - 2016年杠杆率上行41BP至120%，赤字率中枢从2.7%提至7.2%，最高达11%；COVID - 19时期2020年赤字规模达3万亿美元，赤字率、杠杆率分别达14%、141%[9][29] - 美国政权更迭稳定，应对危机政策坚定；日本政权更迭频繁，政策应对不及时、不连续、不彻底[30] - 美日中央政府是加杠杆主力，社保福利支出是财政资金主要投向，社保福利易升难降致政府杠杆率高企[33] 资产表现 - 三轮危机中美国优势资产地产和美股交替轮换，互联网泡沫破裂后房市火热，金融危机时美股触底反弹，COVID - 19时期房市和股市均上涨[11][36] - 美国地产修复速度比日本快，美国房价2006年触顶回落，2012年触底回升，2019年底修复至危机前水平；日本房价1991年触顶回落，2009年触底回升[38] - 美国债基规模在低利率环境下保持缓慢增长，债券型基金/股票型基金比值从2007年的0.3倍升至2012年0.6倍，后回落至2017年的0.4倍[42] 居民资产配置 - 2000 - 2020年美国居民资产年均增速约为5%，资产经历从“金融资产 - 住房资产 - 金融资产”的切换；“失去的30年”期间日本居民资产年均增长率约为0.38%，资产负债表增长近乎停滞[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