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核心观点 - 《又见三星堆》是一部融合科技叙事与人文温度的考古著作，它颠覆了传统考古书写的范式，将考古过程呈现为一场充满未知的探索，而非尘封的结论 [1][2] - 该书对三星堆文明进行了“祛魅化”处理，通过扎实的证据链强调其并非封闭的“失落孤岛”，而是一个高度开放、善于吸纳的区域性文明中心 [3] - 书籍的成功在于找到了考古写作的“黄金比例”：七分实证与三分诗意、七分冷静与三分深情的结合，使其成为记录新时代考古范式的标杆之作 [5] 考古方法论革新 - 书籍展现了考古方法论的深刻革新，从经验主导向数据驱动转型，其核心是多学科协同的“实验室田野化”系统知识生产工程 [2] - 科技手段被有机编织进叙事，成为解谜钥匙，例如：为文物进行精确三维定位“上户口”、在灰烬中捕捉仅1.8毫米的丝素蛋白信号、用锶同位素追溯象牙原产地、通过数字孪生技术虚拟拼合神树残件 [2] - 科技的应用并非简单堆砌高精尖设备或刻意炫技，而是一种“科技觉醒”，聚焦于考古细节与宏大的文明追问 [2] 对三星堆文明的诠释 - 书籍以扎实证据驳斥了将三星堆视为文明“失落孤岛”的神秘主义倾向，强调其强大的文化整合能力与独特的神权表达方式 [3] - 通过玉料溯源证实三星堆与长江中下游文明的紧密联系，通过海贝、绿松石的发现揭示其发达的远距离贸易网络，通过顶尊跪坐人像展现其与中原礼制的深度互动 [3] - 书籍通过对色彩、材质、工艺的细致描摹，试图还原一个有温度、有信仰、有仪式感的古蜀社会，将物质遗存视为古蜀人精神世界的鲜活投射 [3] 考古过程与人文精神 - 书籍采用“过程性书写”，邀请读者“在场”体验考古过程，例如观察考古队员用牙科工具清理金箔、聆听文保专家讨论象牙脱水方案、感受研究员在退休前夜接到新坑发现消息时的激动 [2] - 书中对文物修复的描写超越了技术行为，将其升华为一场跨越时空的历史对话与文明接力，例如郭汉中父子两代的手艺传承，以及在残件上发现古人曾用铜丝修补痕迹的震撼 [4] - 书籍坦诚面对考古工作的局限与困惑，如第九章专论“无字之谜”，将大量未知符号视为文明最动人的魅力所在，激发对历史可能性的无限想象 [5] 考古工作的意义 - 真正的考古被定义为倾听、理解以及学会与谜题共处，而不是“挖宝”、占有或终结谜题 [5] - 考古工作具有修复断裂的历史记忆的独特伦理维度，文明的延续被视作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修复 [4] - 三星堆成为一面映照自身文明自觉的镜子，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处，在已知与未知的边界上，回望历史也重新看见自己 [6]

纪录片《何以中国》的创作背景与核心理念 - 纪录片《何以中国》及其同名书籍旨在通过考古学成果，呈现一部视觉化的中国“深历史”，以回答“何以中国”这一根本问题，其核心是超越传统的“上下五千年”叙事框架，构建一部基于前沿考古发现的“万年中国史”[3][4][7] - 创作团队认为，传统的“上下五千年”历史框架更多是基于近代民族国家构建需求的文化符号，已不足以承载对“何以中国”的深入追问，现代考古学提供了重新审视和构建更久远、更鲜活历史图景的科学途径[3][4] - 该项目的初衷是将最新的、甚至仍在研究中的前沿考古学发现与成果进行视觉化记录与学术性凝练，以帮助公众构建一部与以往叙事不同的中国历史[7] 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关键作用 - 考古学是研究文字发明前及文字记录之外古代社会的唯一科学途径，它通过科学方法获取和分析信息，使研究者能够复原和理解从几百万年前的古人类到一万年前定居祖先的历史[4] - 考古学提供了观察历史的新窗口，使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人名和事件，更是具体的物、场景和历史样貌，从而能够研究和探索远超文献框架的早期人类群体历史[4] - 西方学界对中华文明史的追溯通常以甲骨文和殷墟为起点，这种认知滞后于中国最新的考古发现，例如三星堆和良渚的发现，证明了早期中国历史的图景远比文字记载更为久远、丰富和复杂[5][6] 中华文明的关键特征与发展节点 - 中华文明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多元一体”的结构，如同双螺旋基因，多元性与一体化始终回旋交织，这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具有强大韧性和生命力的基因密码[10][11] - 纪录片与书籍选取了八个关键变化节点来勾勒长尺度的中华文明简史，即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青铜时代部族兴替，直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8] - 历史叙事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史前史）聚焦农业、定居、社会不平等与文明起源等世界性宏观命题；后半部分（先秦史）则展现夏商周至秦的多元一体化进程，强调夏商周疆域外的早期中国同样精彩，多元性是秦汉一体化王朝形成的主要基础[9][10] 考古学带来的历史叙事革新 - 考古学叙事具有非线性特点，它揭示的历史不是一条有明确先后顺序的时间轴，而是具有“形状”的，在中国广阔的地域中，时间的形状体现为祖先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中华文明并非从单一源流发展而来[11] - 考古学通过多重视角和实证方法让读者贴近历史真实性，包括有意识地加重“小人物”的视角，利用出土的简帛文书等无意识留下的材料，记载普通人的社会生活[12] - 全书的编排并非完全按时间顺序，第一章先阐述秦汉统一王朝的核心及其对后世连续性的贡献，给出“什么是中国”的答案，然后再从人类起源阶段从头讲述，这种结构旨在阐明历史变化的宏观节奏如何一步步夯筑“何以中国”的根基[8][9]

文章核心观点 - 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发布会公布了六项重大考古发现 这些发现通过解决重大学术问题、为历史文献提供实证 极大地丰富了对古人类发展及中华文明演进历程的认知 [1] 河北阳原县新庙庄旧石器时代遗址 - 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 发现距今12万至1.3万年的6期遗存 构建起贯穿晚更新世的文化序列 [2] - 2号地点发现的小石叶技术距今4.5万至4.2万年 为华北乃至东亚最早 被认为是早期现代人的典型石器技术 [2] - 首次在华北地区发现莫斯特技术风格石器 意味着尼安德特人群可能到达或影响中华腹地 [2] - 5号地点出土数量丰富、质材多样的穿孔装饰品 包含海洋性动物骨骼材料 蕴含古人群远距离贸易、手工业专门化、社会分层等复杂社会信息 [2] 河南新郑市裴李岗石器时代遗址 - 确认下层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 为探索中原地区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提供新材料 [3] - 出土数量丰富的陶塑 主要为人物及动物形象 其中的人面獠牙像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人面獠牙形象之一 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神面形象的源头 [3] - 对出土陶质小口尖底瓶的检测 发现了采用水稻为原料的红曲霉发酵技术进行酿酒的证据 为探索仰韶文化尖底瓶的起源提供重要线索 [3] 河北张家口市郑家沟红山文化遗址 - 碳14测年显示1号积石冢年代距今5100年至4800年 遗物兼具红山文化典型元素与本地特色 可能代表红山文化向西南扩散过程中与本地文化融合形成的新考古学文化类型 [4] - 对1号积石冢出土的24例人骨的全基因组测序结果表明 该人群与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人群有很强遗传联系 属同一族群 [4] - 墓葬和祭祀坑出土器物600余件（套） 包括大量用蚌、珍珠、螺等制成的饰品 以及红山文化典型器物玦形玉龙 [4] - 证实红山文化曾向西南迁徙 延长了其时间轴线并扩大了分布范围 目前已在张家口地区发现同类积石冢200余座 [4] 新疆温泉县呼斯塔青铜时代遗址 - 是一处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的大型聚落 由核心区城址、墓地及外围遗迹构成 [5] - 东区墓地内一座大型墓葬年代为公元前2800至前2600年 是新疆目前发现的最早青铜时代遗存之一 形制特殊 [5] - 墓中出土一把铜刀 是欧亚草原所见最早的锡青铜制品之一 [6] - 出土的权杖头为戴帽子的人面形象 面相写实逼真 前所未见 [6] 山东青岛市琅琊台战国秦汉时期遗址 - 考古确认了由山顶高台建筑和山下院落构成的“秦修汉葺”高等级建筑群 [6] - 山顶建筑基址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 分为多个层级 最上层为核心殿堂基址 发现房间、廊道、院落门址、石铺道路及排水设施等 [6] - 出土夔纹大半圆瓦当和龙纹空心砖等高等级建筑构件 证实了文献中秦始皇“徙黔首三万户”筑“琅邪台”的记载 [6] - 遗址集中展现了早期王朝的治理能力、工程技术水平及文化整合策略 [6] 新疆吐鲁番市巴达木东晋唐时期墓群 - 为深入研究晋唐时期国家治理、文化融合、丝路交流提供了关键性实物资料 [7] - 唐墓随葬器物以彩绘泥俑为主 主要有“四神十二时”俑、男女立俑及马、牛、驼等动物俑 [7] - 口含、手握钱币的葬俗普遍存在 具有典型中原文化特色 [7] - 出土《天宝八载木券》一组 残存墨书230余字 初步释读应与中原丧仪中的“斩草仪”有关 展现了西域社会对中原文化的深度认同 [7] 考古工作方法 - 新庙庄和裴李岗遗址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多次发掘 新一轮考古调查、发掘与多学科方法的运用揭示出新地点和前所未有的材料与信息 使老遗址焕发新活力 [3] - 入选遗址大多经历了数年的发掘研究 例如裴李岗遗址发掘持续8年 呼斯塔遗址发掘历时10年 琅琊台遗址发掘已有7年 说明重大发现是锲而不舍的结果 [7]

文章核心观点 - 考古学界对技术的理解已从单纯的“手段”转变为一种嵌入社会生活的复杂实践 它由记忆、传统与群体经验共同塑造 不仅关乎效率 也关乎价值、文化与社会结构[1] - 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以“技术、社会与考古学”为主题 聚集全球学者探讨技术、社会与文化的多重关联 旨在从考古学视角理解技术如何塑造古代社会与未来[1] 作为适应手段的技术 - 考古学家通过研究古代灌溉系统、梯田工程、治水设施及迁徙策略 探讨技术如何帮助人类在不稳定的环境与气候中生存[2] - 对秘鲁海岸线约5800年来的考古记录研究表明 古代秘鲁人面对厄尔尼诺带来的自然灾害并非被动接受 例如在距今约4500至3600年间 一处聚落旁出现了用于拦截洪水泥石流的拦沙坝[2] - 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图贡布拉克遗址 考古发现设防土丘、大型城墙、密集建筑及外部防御系统 所围合的城市范围不少于120公顷 该区域使用时间为6世纪中叶至11世纪末[2][3] - 耐寒作物、山地工程和商旅通道等技术 使一些曾被视为边缘的地方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3] - 技术、价值、知识与合作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适应环境变化的韧性基础[4] 作为生产工艺的技术 - 学者聚焦陶器、冶金、纺织、石器等物品的生产技术 揭示技术如何引领人类社会组织劳动、传递知识并赋予器物意义[5] - 中国铜镜铸造历史悠久 早在4000多年前的齐家文化中已有发现 至汉代达到发展高峰 汉代铜镜研究体现了当时的铜铸工艺、审美意趣、民俗信仰及对外交流情况[5] - 对北高加索迈科普遗址的研究发现 当地人在距今5500至5000年前已种植亚麻并掌握麻纺织技术 麻布生产随迈科普人消失而消失 在南高加索地区则持续到4000年前[6] - 在四五千年前的欧亚草原地区 未发现麻遗存 但当地人利用野生韧皮纤维和编结技术发展出了成熟的工艺体系[6] - 手工技术、产业与社会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 其具体互动方式是未来手工业考古的研究方向之一[6] 作为社会变革力量的技术 - 青铜器最初作为生产工具和武器出现 在早期国家形成后成为祭祀礼器 随后在社会分工细化后具备货币属性 并推动了地区贸易网络的形成[7] - 青铜技术的迭代与社会需求深度耦合 体现了人类对自然掌控力的跃迁 也折射了社会结构、权力形态与经济模式的变革[7] - 瓷器的生产同样影响了城镇化和社会变革方向 例如江西景德镇瓷业发展推动了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8] - 明末清初 景德镇沿自然沟溪修建零散下水道和窨井 清代中期将零散下水道连接 清末至民国形成了两条总长3.3公里的排水道 其中一条较大的全长2.2公里[8] - 逾千年的瓷业塑造了景德镇的城市格局 形成了以明代御器厂、清代御窑厂为核心 道路与主干道次第排布的城市形貌[8] - 技术是一种文化的、认知的、伦理的实践 在面对人工智能、生态环境改变等当代挑战时 考古学可提供前人应对变化的思路与借鉴[8]

展览概况 -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安徽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遇见考烈王——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考古成果展”于12月26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1] - 展览展期计划为4个月 [3] 考古成果价值 - 武王墩一号墓是东周时期楚考烈王熊元的陵寝，是迄今经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国王级墓葬 [1] - 2020年至2024年的系统发掘出土了一万余件反映战国晚期楚国物质文明的珍贵遗物 [1] - 该发现为研究楚国、两周直至西汉时期的王级陵墓制度、陵园规划、埋葬习俗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实证 [1] 展览内容与结构 - 展览精选了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200余件（套）文物进行展示 [1] - 展览分为“启封秘藏”、“椁藏玄契”、“琳琅楚琛”、“以属华夏”四个部分 [1] - 展品包括九鼎八簋的青铜礼器组合、成套的青铜编钟与石编磬、工艺精湛的玉璧、玉璜以及纹饰华丽的彩绘龙凤纹漆木案等代表性器物 [1] 展览意义与目标 - 展览系统展示了考古发掘的科学历程、楚考烈王陵墓的礼制内涵、楚国物质文明的璀璨成就以及战国时期文化交融的图景 [1] - 展览旨在引领观众进行沉浸式体验，深入理解楚文化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独特作用与重要地位 [2] - 展览希望观众能亲身感受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魅力 [2]

文章核心观点 - 技术是塑造古代社会结构与文明形态的核心力量 其价值不仅在于器物本身 更在于其背后所组织的社会协作网络、共同符号系统以及跨区域的组织能力[1] - 技术的传播与演进并非简单复制 而是在新的环境与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改造与再创造 从而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技术体系[2] - 现代科技（如人工智能、分子考古学、数字技术）正成为重新发现、理解和复原古代技术与社会复杂性的关键工具 实现了与古代“技术想象力”的隔空对话[2][3] - 考古学揭示 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跃迁都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与伦理基础的重建 合作是技术最深层的逻辑 多样性是文明最稳固的基础[4] 古代技术与社会组织 - 中国牛河梁遗址的玉器制作 体现了严密的社会组织能力 涉及跨区域的材料调配、标准化的工艺流程和共同的符号系统 技术像无形的绳索将人们编织在一起[1] - 殷墟商王陵区的动物祭祀体系 展示了“国家级的组织能力” 其动物选择、排列与组合包含严密的政治与宗教意义 背后是饲养、运输、仪式相互依托的复杂运作网络[1] - 中亚高海拔丝路城址的建筑、灌溉、交通技术 在严酷环境中塑造了跨区域网络 使山脉成为联通文明的节点[3] - 埃及拉美西斯神庙的数字复原 揭示了宏大工程背后的组织结构与劳动体系如何通过技术被重塑和记录[3] 技术传播与本地化创新 -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展示了本地群体对中原青铜文化的吸收方式 并非复制 而是在自然环境、资源差异与自身传统基础上进行“改造”与“再创造” 重塑出带有独特地域色彩的青铜冶铸体系[2] 现代科技在考古中的应用 - 分子考古学通过古DNA、稳定同位素及蛋白质分析 重构史前人群迁徙与行为模式 揭示技术网络与人类移动如何相互交织 以及技术如何改变人类的生物结构与生活方式[2] - 人工智能技术正帮助重新识别南美洲隐没千年的纳斯卡地画线条 这些地画本身是古代精密测绘技术将地景转化为巨大仪式舞台的体现[3] 技术的深层意义与当代启示 - 技术塑造文明 文明又以技术的方式理解自身 技术的力量既是物质的也是思想的 既是实践的也是伦理的 既属于特定文化也具有跨文明的共享性[3] - 面对人工智能、气候变化、数字时代等当代议题 回望古代可知 技术越强大 人类越需要思考如何让技术服务于合作 并塑造一个开放、多元、安全、具有韧性的未来[4] - 考古学提示 人类如何选择技术 最终决定文明的方向 古代技术研究为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跨文化理解与对话的基础[4]

论坛概况 - 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于上海举行 论坛主题为“技术、社会与考古学” [1] - 论坛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国家文物局主办 来自43个国家的近300名学者参与交流 [1] - 论坛涵盖田野考古、实验室科学、理论创新、遗产保护、学术研究及地区合作等多个方面 [1] - 世界考古论坛·上海成立于2013年 是国际考古学界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 [1] - 论坛旨在促进国际考古学界的交流与合作 提升世界范围内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水平 [1] 安徽省考古研究成果 -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宫希成研究馆员以《楚王的世界——淮南武王墩楚考烈王陵》为题进行交流 [1] - 报告系统介绍了淮南武王墩一号墓的考古发掘过程、墓葬形制规模、随葬礼器组合、出土文字材料以及秦楚交流、墓主身份、价值意义等多方面内容 [1] - 董哲副研究馆员作了《近十年来安徽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石器技术及其他》的专题报告 [1] - 报告系统介绍了和县龙潭洞、东至华龙洞、巢湖柳家2号、合肥庙东郢东南等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展 [1]

洛阳铲的结构与演变 - 洛阳铲由铲头、铲杆、铲裤三部分组成 铲头长度过去多为13厘米、23厘米、27厘米不等 如今普遍在30厘米左右[3] - 铲裤一般长1米 承担连接作用 铲杆通常以经过蒸煮处理的腊木杆为最佳 以增加柔韧性并防止干裂变形 杆上标有刻度[3] - 为适应不同土质 衍生出多种改良铲头 例如用于土质过软探孔的筒状套铲 以及用于应对坚硬砖石层的粗壮过砖铲[3] 洛阳铲的历史与应用发展 - 洛阳铲诞生于盗墓活动 于1928年作为盗墓工具进入考古学家视野[4] - 1952年至1956年 在多项重要遗址的考古勘探中正式使用 使考古调查成为发掘先行手段 并发展成最具中国特色的考古技术之一[4] - 中国考古日益国际化 洛阳铲在国际考古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2017年在哈萨克斯坦拉哈特古城遗址的勘探中 依据其带出的土层信息设置探沟 发现文化堆积厚度超过4米且遗物丰富[4] 洛阳铲的勘探原理与信息解读 - 钻探带上的泥土称为地层堆积或文化层 地层自上而下由新到旧排列 最上层为现代耕土层 最下层为无人类活动痕迹的“生土”[5] - 通过土色、质地和包含物辨别土层 例如中原地区 黄灰色花杂土多为近代扰乱层 质地偏松的灰色土可能为古代灰坑或灰沟 其中常包含烧土块、木炭、器物残片等[5] - 墓葬主要通过“五花土”识别 即不同层次颜色各异的土混合回填形成 但需结合木棺腐朽痕迹等证据确认 此外还能探到夯土、路土等人类活动痕迹[6] 洛阳铲的现代价值与不可替代性 - 洛阳铲帮助现代考古学无需发掘即可探明地下基本情况 大大减少了对文物的不必要伤害[6] - 在二里头遗址的勘探中 熟练技工使用洛阳铲已逐渐探明近300万平方米的城址范围和结构[6] - 在当今田野考古中 洛阳铲被认为是探明较大范围地下遗存最方便、伤害最小的工具[6]

论坛概况 - 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于12月16日在上海开幕 主题为“技术、社会与考古学” [1] - 论坛汇聚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位专家学者进行研讨交流和学术对话 [1] - 该论坛创立于2013年 每两年举办一次 是国际考古学界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 [1] - 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与国家文物局共同主办 [1] 展示成果 - 论坛展示了11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 包括“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中南半岛从采猎到农耕转变复杂性研究”、“中亚丝路高地城市枢纽”、“陕西清涧寨沟遗址：黄土高原上的商代青铜文明中心”等 [1] - 论坛展示了11项“重要考古研究成果” 包括“从聚合到融合：东周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人群互动”、“分子考古学研究：绘制东亚十万年来人群迁徙、演化与适应图谱”等 [1] - 这些成果有助于深化对特定区域考古文化的理解 并反映了理论、方法、技术上的重要创新以及基于考古新发现的突破性研究进展 [1]

人工智能在考古发掘中的应用 - 在四川宝墩古城遗址考古中，人工智能模型成功判断出宝墩文化时期破碎度较高、信息量较少的普通陶片的分期，将判断分期的依据从标形器拓展到零星出土的破碎陶片 [6][7] - 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甲骨文研究，在电脑屏幕上辅助拼合甲骨拓片图像，在甲骨缀合、甲骨文字识别、甲骨校重等领域提供良好辅助 [8] - 复旦大学开设“AI考古”研究生课程，配备计算机学院教授授课，旨在培养文理兼修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学生期末成果涉及陶瓷碎片拼接、遥感考古遗址勘查、青铜器年代判定等应用场景 [9] 人工智能在文物保护修复中的应用 - 云冈研究院利用三维激光扫描和基于人工智能的造像聚类研究，让100多块第20窟西立佛造像残块在虚拟空间实现重组，并通过10余个不同算法训练模型对缺失的头部及衣纹进行虚拟修复 [11][12] - 石窟寺文物保护科研基地采用AI视频监测机器人，能清晰识别肉眼看不到的岩体变化，24小时自动捕捉图像并进行智能计算，实现对风化剥落、生物侵蚀等表面病害的精准捕捉和毫米级动态追踪 [13] - 人工智能技术可实现通过图像识别精准捕捉文物病害，并能实时实现对文物沉降、危岩体裂缝的毫米级动态追踪，让文物系统性保护更敏锐、更精准 [13] 人工智能在文化传承与体验中的应用 - 陕西历史博物馆利用AI大模型“训练”出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数智人，建立本地化数据库并导入大量史料，使其能呈现宇文邕的语言风格与气质，与观众进行穿越千年的对话 [13][14] - 在“金陵图数字艺术展”中，观众戴上智能手环便能化身宋代人物，与533位金陵城中人相遇，人工智能等技术将馆藏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文化体验 [14] - 人工智能与VR、AR、数字孪生等技术结合，创造了如敦煌“伽瑶”、国家博物馆“艾雯雯”等可以对话的“数字生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具时代活力 [14][15] 行业发展趋势与建议 -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写明“推进文物资源数字化采集和展示利用” [15] - 有建议提出在国家层面规范文物数字化标准体系，探索形成标准的文物数字资源，并培养掌握科技考古方法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 [16] - 考古学家的专业知识、批判性思维和实地经验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未来应以人机协同为标准实践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