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义新著《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思义】 苏联模式的成功和不足 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太早，没能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智慧成果之一的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是他们预见到的社会发展进程，但是 在他们去世后才发生的。在他们有生之年，工人阶级只掌权了几个星期——1871年巴黎工人建立的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 1917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在沙俄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22年，苏联成立。列宁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他在历史 上首次展示了工人阶级如何掌权——更准确地说，是如何在帝国主义国家掌权。他的思想体系被命名为列宁主义，无疑是对他的这一划时代的成就的认可。 1922—1929年，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基本上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一致：政治权力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大型工业和其他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单位，如银 行、通信、铁路和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有；农民则继续实行生产个体化，这与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类似。 1929—1933年，苏联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业集体化取代了家庭农业，所有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单位都被纳入国有部门，所有产品的价格 ...

马歇尔计划的历史背景与性质 - 1947年欧洲战后经济状态极其脆弱，通胀高企、粮食短缺、黑市横行，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提出大规模经济援助计划，即马歇尔计划 [2] - 马歇尔计划从经济决策角度看，更像一份条件并不算苛刻的长期融资方案，其核心是效率、恢复生产能力和重建市场信心，并非无条件赠送，需要受援国协调制定复兴方案并接受一定监督 [4] - 该计划在最初阶段并未排除任何欧洲国家，包括苏联及其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家 [4] 苏联的初始反应与谈判立场 - 苏联最初反应审慎观望，斯大林并未立刻拒绝，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初步汇报也未主张立即否决，认为美国意图需通过谈判确认 [4] - 苏联同意参与1947年6月下旬在巴黎的外长级磋商，释放出愿意评估援助实际含义的信号 [4] - 苏联内部经济官员认识到战后重建的现实约束，民用工业、铁路和农业遭受严重破坏，若能获得设备、原材料和粮食可缓解经济压力 [5] - 莫洛托夫初期谈判策略是试图将讨论限制在技术性经济合作层面，希望获得资源但拒绝接受美国制定的规则 [5] 谈判转折与苏联拒绝的原因 - 谈判转折点发生在英法代表明确提出需联合制定整体复兴方案并建立跨国协调机制，这意味着资金配置、产业布局和贸易安排需在多边框架下保持透明 [5] - 莫洛托夫警告该计划试图通过制度安排重组欧洲经济秩序，将使苏联难以继续单独控制东欧国家的经济政策 [6] - 斯大林判断该计划是一套规则，一旦接受将导致长期且不可逆的后果，核心关切是失去对体系的绝对控制 [6] - 1947年7月初，苏联正式退出磋商，并禁止东欧国家参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被迫撤回接受援助的立场 [7] - 拒绝的根本原因是体制自信与脆弱并存，斯大林对外部比较和监督高度警惕，担心制度差异显形会动摇政治控制 [10] - 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制度选择，宁愿放弃短期经济援助，也要避免长期的制度渗透，以维持对东欧的绝对控制权 [9][10] 拒绝马歇尔计划的经济后果 -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数据，西欧国家人均GDP在1946年至1960年间显著增长：法国从约3850美元升至约7400美元，德国从约2200美元升至约7700美元，荷兰从约4450美元升至超过8200美元，比利时从约4570美元升至接近7000美元 [11] - 东欧国家人均GDP起点较低且增长较慢：捷克斯洛伐克从1951年约3500美元升至1960年约5100美元，波兰从约2500美元升至约3200美元，罗马尼亚从约1250美元升至约1800美元，保加利亚从约2000美元升至约2900美元 [11] - 1950年代，西欧国家不仅收入水平更高，且增长速度更快，导致东西欧经济差距持续扩大 [11] 历史决策的结构性分析 - 斯大林的选择并非在两个未知模型间赌博，而是在一个已在和平时期被反复验证的增长体系与一个主要依赖政治动员、从未经受和平考验的体系之间做选择 [13] - 苏联模式在1930年代工业化期间暴露出清晰的结构性问题，如农业集体化引发严重饥荒造成数百万人非正常死亡，轻工业和消费品长期匮乏，创新效率依赖行政指令而非市场反馈 [12] - 该体系在战争动员环境下有效，但并非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型，而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在和平时期能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 [13] - 斯大林系统性地低估了制度差异在长期中产生的复利效应，这是一场在当时已具备高度可预测性的结构性失败 [13] 从小国视角总结的历史教训 - 小国最大的风险是被锁定在一套错误的制度之中，这会导致政策选择空间迅速坍塌，东欧国家失去的不仅是马歇尔计划的资金，更是制度选择的可能性 [14] - 真正重要的不是站在哪一队，而是能否保留随时换队的能力，即保持退出选项，芬兰虽未加入马歇尔计划但保留了市场机制和制度弹性，使其在冷战后能平滑切换 [15] - 外部依附一旦伴随制度同构，风险会被系统性放大，苏联要求东欧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全面同构，导致一旦核心模式出问题，外围国家将失去独立修正的可能 [16] - 比较权本身是一种重要自由，东欧在计划经济体系下逐渐失去了用外部世界校准自身经济运行的能力，价格和工资由行政指令决定，经济体系失去了自我纠错机制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