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印发广州市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规划（2024—2035年），强化广州在通信、导航地面设备制造 方面的优势，抢抓卫星互联网发展机遇，壮大通信终端制造企业。到2035年，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天 空之城、中国商业航天新一极。涌现一批智能航空器、商业航天领域骨干企业，产业规模进一步壮大。 目前商业航天已从"技术验证期"迈入"规模化部署"的关键拐点，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格局清晰，未来发 展空间极为广阔。据东吴证券测算，中国商业航天市场规模将从2024年的1.2万亿元增至2027年的4.8万 亿元，2030年有望突破7.8万亿元。 去年年底以来，国内商业航天利好政策频频落地。此前国家已将商业航天正式纳入"十五五"战略性新兴 产业，顶层设计空前强化；去年12月上交所发布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指引，允许未盈利火箭企业上市 融资；此外，《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安全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7年）》明确开放国家测控站、试车 台等基础设施，并设立超300亿元专项基金支持可回收火箭研发。 ...

文章核心观点 2024年是低空经济发展元年，在国家与地方政策强力推动下，低空经济已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重点[1][11] 国资国企凭借其技术创新、产业链整合、雄厚资本和抗风险能力，在低空经济发展中承担着引领产业、履行战略使命的重要责任[1][13] 报告认为，国资国企需通过差异化布局、集群式发展、场景创新及争取政策试点等多维度发力，以推动自身产业升级并引领产业链协同，为区域经济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支撑[2][3] 发展低空经济，国资国企的责任与担当 - **2024年为发展元年，产业潜力巨大**：截至2024年底，全国低空经济相关企业数量达71,081家，其中2024年新注册企业10,176家，占比约14%[1][11] 从中央到地方政策密集出台，近30个省份将发展低空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或出台相关政策[11][45] - **国资国企应发挥产业引领与战略使命**：低空经济产业链长、技术融合难度大，且需长期资本投入[13] 国资国企在技术创新、产业链整合方面具有优势，例如八家央企已组建低空经济创新联合体[13] 国资国企应作为中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和战略资本投入产业发展的瓶颈环节[13][14] - **国企与民企发展现状对比**：在筛选的175家低空经济相关上市公司中，国企有47家，占比27%，民企有117家，占比67%[17] 国企平均资产规模达320亿元，为民企（25亿元）的12.7倍；国企平均营收达172亿元，为民企（13亿元）的13.3倍[24] 2022-2024年，国企营收年均复合增长率（CAGR）为18.6%，显著高于民企的6.3%，展现出更强的增长韧性[25][26] 国资国企发展低空经济要形成差异化发展优势 - **避免同质化竞争，需契合区域规划**：各地区产业基础与市场需求差异大，企业需避免盲目跟风[30] 例如，广州重点发展智能航空器和城市先进空中交通，成都则侧重工业无人机产业[2][31] - **通用航空与无人机产业发展现状**：截至2024年底，通用航空相关企业共38,343家，其中2024年新成立9,375家，同比增长约25%[33] 无人机相关企业共32,655家，其中2024年新注册942家，较2023年（365家）同比增长约158%[38] 通用航空企业地区分布以华东（28%）、华北（17%）、华南（16%）为主[36][37] 无人机企业则高度集聚于华南地区（26%），其中广东省企业数量超7,400家，占比约23%[41][42] - **重点城市已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依托自身优势，形成了独特的低空经济发展路径[46] 例如，深圳目标建设国家低空经济产业综合示范区，聚焦无人机、低空物流等；上海致力于成为全国低空经济产业综合示范引领区，重点发展eVTOL等；成都则定位为“工业无人机第一城”[47] 国资国企发展低空经济要形成产业集群式优势，争当“链主”企业 - **集群式发展的优势与实践**：多地通过布局产业园与设立产业基金推动集群发展[2] 目前，成德绵、自凉等三个国家级航空集群已形成示范[2] 例如，西南地区某城投公司通过打造低空经济产业园，并获批多条无人机物流及巡检试点航线，为产业发展奠定基础[15] 国资国企发展低空经济要服务“十五五”产业转型需求创新应用场景 - **探索“低空经济+”融合新场景**：“低空经济+物流/农业/旅游/巡检”等融合场景不断涌现[2] 国资国企需结合“十五五”转型需求，通过跨界合作推动场景商业化，提升公众接受度[2] 国资国企发展低空经济要争取国家示范试点，赢得政策支持 - **积极申报示范试点并参与法规完善**：国资国企应积极申报国家示范试点，目前深圳、青岛等地已推进相关工作[2] 同时需参与监管法规的完善，为产业发展创造制度环境[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