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核心成果 - 论坛于12月16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术、社会与考古学”，汇聚全球重大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集中讨论技术如何塑造人类社会、连接区域文明 [1] 中国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红山文化） - “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入选重大田野考古发现，该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贾笑冰团队牵头，辽宁、内蒙古、河北三省区单位共同参与，是“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1] - 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繁荣阶段典型代表，为最高等级、最大规模的祭祀礼仪中心，新一轮发掘确认其第一地点是6万平方米的大型台基建筑群 [1] - 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是近年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其完整积石冢结构和出土玉器表明，越过燕山的人群延续了红山核心区的埋葬方式与祭祀风格，年代略晚于牛河梁遗址 [2] - 东山头、三家东北、元宝山等新近发现的祭祀类遗址，年代相近，展示了区域社会规范一致性，为认识红山文化“统一社会”特征提供信息 [4] - 元宝山“北圆南方”石构遗迹、东山头石砌祭祀遗迹进一步丰富了红山文化祭祀活动内涵 [4] - 马鞍桥山遗址属红山文化早中期，房址规模较小，但在居住区外侧发现了垫土构筑的公共活动空间，以祭祀遗迹为主，并发现埋藏有整鹿的祭祀坑 [7] - 彩陶坡遗址提供了日常居住区内祭祀活动线索，发现结构特殊的超大型房址及房址内出土的蚌龙 [9] - 新发现扩展了红山文化时空框架，揭示红山社会在宗教权威、技术分工与区域网络中逐步形成文明要素的独特复杂化路径，而非简单向国家形态演进 [11] 中国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商代李家崖文化） -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入选重大田野考古发现，该发现从根本上刷新了对商代晚期黄土高原文明进程的认知 [11]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孙战伟团队首次完整揭示了黄土丘陵地区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李家崖文化中心聚落，证明当时已存在具有复杂社会结构和精湛技术的高度发达青铜文明 [11] - 寨沟遗址位于黄土高原腹心，海拔1200～1400米，该区域是商代方国分布最密集地之一，历史文献记载已确认方国数量多达60余个，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已发现500余件商代青铜器 [12] - 2022年至今的系统工作确认寨沟为一处规模巨大、内涵丰富的商代区域中心聚落，范围约300万平方米，呈现“多峁一体、功能互补”的分布特征 [12] - 遗址核心为大型夯土建筑，坐落于独立塬峁，四周夯土包边，现存墙体最高达16米，展现出超强的社会组织能力与建造水平 [14] - 已发掘的后刘家塔墓地包含4座墓葬，其中大型“甲”字形墓1座，出土各类随葬品200余件，为研究商代方国贵族丧葬制度提供线索 [14] - 寨沟遗址及其周边已发掘马车40余辆，是殷墟之外出土马车数量最多的地区，其中瓦窑沟M3出土了国内发现年代最早的双辕车实物，将我国双辕车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约1000年 [16] - 遗址出土青铜车器与殷墟小屯宫殿区出土物毫无二致，出土的玉器、骨泡、蚌泡、漆器、龟甲等反映出与商王朝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 [18] - 寨沟遗址佐证了商王朝与方国间密切复杂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商代“王朝—方国”的政治地理结构和“中原—周边”的文化互动，为理解商代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形成提供关键考古支撑 [22][23] 其他国际重大田野考古发现 - 论坛展示的其他9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包括：中南半岛从采猎到农耕转变复杂性研究、中亚丝路高地城市枢纽、秘鲁纳斯卡平原地画的人工智能识别与景观再审视、穿越火劫的考古揭秘：巴黎圣母院灾后新发现、拉美西斯神庙的数字化考古研究与发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最早定居狩猎者的新证据：格雷菲拉遗址所揭示的社会组织与公共建筑、危地马拉卡米纳尔胡尤玛雅高地中心、大神庙的考古学：揭示特诺奇提特兰的神圣祭祀中心、乌德贝特新石器时代社会：连接非洲与欧洲的桥梁 [5]

汉字“午”的起源与演变 - “午”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地支的第七位”和“日中的时候”，代表白天十二点 [2] - 商代甲骨文中的“午”字形似古代舂米工具“杵”，有学者认为“午”是“杵”的初文 [2] - “午”字义从“舂米之杵”演变为地支第七位，代表五月；许慎《说文解字》指出“午”有忤逆之意，引申出正午“日中之时”的概念 [4] 古代粮食加工工具的发展 - 目前已知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是石磨盘和石磨棒，但存在容纳谷物少、操作时谷物易外溢等缺点 [2] - 随着农业发展、人口增加，杵和臼被发明，操作方法是将谷物放入臼中，用杵舂捣以脱去谷皮或捣米成粉 [2] - 出土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木杵是我国发掘出土的最早木杵实物，表明新石器时期人们已发明杵 [3] - 与木杵同时代的石杵因质地更坚硬、不易磨损、使用效率更高而逐渐取代木杵，在广西南宁豹子头遗址、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河南郑州陈庄遗址等处均有发现 [3] 杵臼的考古发现与历史意义 - 在仰韶文化时期（特别是后期），杵臼与石磨盘、石磨棒两套谷物加工工具在中原一带并用 [4] - 河南博物院藏石杵臼出土于河南洛阳偃师灰嘴遗址，石杵和石臼均由青岩石磨制而成；石杵为圆柱形通体磨制光滑，石臼为不规则的半卵状凹窝为椭圆形 [4] - 这套石杵臼的出土为研究仰韶文化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4]

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与意义 - 郭大顺提出红山文化应存在比已知“女神庙”等级更高的建筑，暗示该文化尚有重大遗迹待发掘[1] - 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新发现含玉龙在内的大量红山文化遗迹，显示红山文化在极盛时期可能从辽西南下进入河北西北部桑干河流域，该发现入围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项目[2] - 牛河梁遗址考古发现了玉龙、女神头像、大型祭坛、积石冢等关键遗存，使西辽河流域与黄河、长江流域并立成为中华文明三大源头之一[1] 中华文明起源的礼制连续性 - 中华文明核心在于连续性，主要表现为礼制的延续，其观念可追溯至约1万年前，5000多年前已较为成型[5] - 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和“玉龙凤”是最初的礼制表现，良渚文化的玉器组合（琮、璧、钺）礼制化程度更高，中原商周礼器延续了东方海岱地区“鼎、豆、壶”组合[6] - 中国青铜器主要用于祭祀礼器而非生产工具，与西方用途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礼器属性的文化传统[7] 史前各区域文化共性与差异 - 史前各区域存在自然条件与生业经济差异，如东北渔猎、中原粟黍农业、东南稻作，但文化共性为主，发展道路一致[9] - 仰韶文化尖底瓶可能为祭祀用的神器，彩陶系统反映信仰，表明中原地区宗教性并不低，与红山文化具有观念同一性并能高度融合[9] - 中国古代农业具有神圣性，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石磨盘、镰刀等农具可能具仪式性，良渚古城发现20万斤炭化稻米或与祭神有关[11] 苏秉琦学术思想的核心遗产 - 苏秉琦提出“古国-方国-帝国”文明起源三阶段论，红山文化属古国时代，古国出现与当地原始文化紧密相连，以血缘为纽带形成凝聚四方中心[13][14] - 苏秉琦学术思想包括区系类型说、文明观、方法论，其六大区系类型划分（如北方、中原、东方等）考虑古今一体，有助于理解10亿人、56个民族凝聚的基础结构[16][17] - 苏秉琦强调考古学为现实服务是自然过程，通过理论化、科学化重建古史，能揭示各民族共同贡献中国文化传统，修正旧有历史书写偏见[18][19][20] 考古学理论发展与多元观点 - 严文明对史前文化格局提出“三大系统”说（东北筒形罐文化、中原鬲文化、东南鼎文化），与苏秉琦“满天星斗”说相近，强调多元一体动态格局[22][23] - 考古学需欢迎“百家争鸣”，如英国巨石阵导览呈现多种观点（纪念建筑、天文、墓葬等），不同观点交锋有助于学科深入发展并孕育大师[28] - 考古学应以考古资料为主重建古史，用考古发现检验文献（如红山文化南下对应五帝时代前期文化大融合），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需更紧密合作[29][30]

文章核心观点 - 上山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11000至8500年，其考古发现颠覆了传统认知，证明长江下游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 [1][6][12] - 上山文化已明确两个世界第一：稻作农业世界第一和彩陶世界第一，同时是中国农耕村落文化的源头，实证了钱塘江流域是世界稻作文明的起源地 [12][16] - 上山文化的发现将杭州湾地区的文化史向前推进了数千年，在中华史前文化中具有“启明星”的地位，并显示出向跨湖桥文化发展的清晰源流关系 [4][12][16] 上山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2000年因平整土地出土陶片而被发现，属于抢救性发掘，2001年进行第一次发掘 [2][3] - 2001年发掘发现由三排柱洞构成的完整建筑基础、大口盆残器、大量夹炭红衣陶片、石磨盘、石磨棒、石球等遗物，并在陶片中发现世界最早的人工驯化早期栽培稻证据 [4] - 2004至2006年第二次大规模发掘揭露出多座房址，确认先民已形成定居村落，碳14测年显示遗址下层年代可早到距今11000年 [5] - 遗址于2006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被列入“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16年以遗址为核心的“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开放 [6] 上山文化的重要考古发现 - 发现居址、墓葬、环壕等遗迹，出土遗物包括陶器以及大量石球、石磨盘等石器 [7] - 在早期地层中发现掺杂炭化稻壳的红烧土残块和少量炭化稻米遗存，其中一粒完整炭化稻米长3.732毫米、宽1.667毫米、厚1.723毫米，长宽比2.239，属于驯化初级阶段的原始栽培稻 [8] - 发现长方形房址，长14米、宽6米，根据三排柱洞配置推测为干栏式建筑，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同类建筑 [8] - 发现两种不同用途的窖穴，分别用于存放食物和大量完整陶器，表明已有剩余产品或存在早期祭祀仪式 [9] - 环壕被认为是东亚地区最早环壕，表明居民已具备土地占有意识和家园意识 [11] 上山文化的稻作农业证据 - 遗址保存了丰富的水稻遗存，表明先民已认识稻的食物属性并初步掌握耕种技术，耕种程序包括用石斧等清除杂草、在沼泽湿地播撒稻种、用镰形器割取稻穗、用石磨盘和石磨棒脱壳 [8] - 在浙江衢州皇朝墩遗址发现距今约9300至8000年的水稻田，确证上山文化稻作遗存早于其他地区1000多年 [12] - 陶器胎土中普遍羼有稻壳、稻叶等残余物，以减轻陶器重量并增加韧性防止开裂，反映先民高度智慧 [14] 上山文化的其他重要成就 - 可能已掌握酿酒技术，陶壶中发现低温发酵产生的糊化淀粉，可能是中国最早酒器，桥头遗址20件陶器中有8件曾用于储存酒或发酵饮料 [13] - 发现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彩陶，分为红彩和乳白彩两种，纹饰包括太阳纹、短线组合纹等，可能具有装饰和礼仪性质 [15] - 遗址普遍发现环壕，桥头遗址环壕深度超过2米、宽度近10米，采用“环壕—中心台地”模式，中心台地边长40米，可能有祭祀功能 [16] - 在钱塘江上游地区已发现上山文化遗址20多处，是起步最早、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