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与公司 * 未涉及具体上市公司，内容聚焦于全球宏观经济、债券市场、货币体系及大类资产配置[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 核心观点与论据 * **市场核心逻辑发生根本性切换**：驱动市场的核心逻辑已从“通胀与央行”切换为“财政与信用”[1][2] * **全球资产定价体系底层假设被动摇**：日本4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4%为30多年首次，其作为全球资金“底价锚”的地位动摇，引发连锁抛售，冲击全球长久期资产定价[2][3] * **“高利率-高债务”成为核心矛盾**：主要发达经济体进入“高利率-高债务”组合，市场担忧政府债务在更高利率下的可持续性，迫使投资者要求更高的期限溢价和信用风险溢价[4][5] * **美债遭遇信任危机**：长期美债拍卖遇冷及丹麦养老基金清仓长期美债，表明市场认为在财政前景下，持有长期美债的风险回报比不再划算[6][7][8][9] * **股市下跌是债市冲击的传导**：无风险收益率（国债收益率）系统性上移，直接打压所有风险资产的估值模型[10][11] * **黄金上涨逻辑发生质变**：金价在“高利率时代”飙升至历史高位附近，其驱动逻辑并非传统通胀，而是“财政担忧削弱主权信用”引发的去美元化资产配置需求，以及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对冲[12][13] * **日本政策转向加剧全球失衡**：日本退出收益率曲线控制并加息，终结了全球最后一个主要廉价资金池，可能引发持续的资本回流，加剧全球债券市场的供需失衡[17] * **资产相关性与风险来源改变**：市场出现股债同跌，风险来源从经济周期转向政治决策（财政事件与地缘政治）[18] 其他重要内容 * **对政府债务的担忧具体化**：市场认为天文数字般的利息支出将迫使政府面临财政紧缩、持续大规模发债或央行债务货币化这三难选择，无论哪条路都对长期债券构成重压[4] * **对投资策略的启示**：长期国债可能从波动稳定器变为波动来源，资产配置应重视具有真实偿付属性和强大现金流的生产性资产，以适应更高更持久的波动[18] * **宏观趋势判断**：当前变化是由债务周期、地缘政治与货币秩序重构共同驱动的宏观转折，并非短期调整，市场正在为“财政主导”和“全球碎片化”的世界重新定价[14][15][17]

特朗普2.0时代贸易政策核心变化 - 美国自4月5日起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统一关税，并对超过75个国家加征对等关税，政策频繁调整且缺乏预警，打破了数十年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格局 [1] - 关税政策通过总统行政令推进，节奏快、窗口期短，企业难以基于政策预期做长期决策 [5] - 政策在实施层面持续放大，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不断更新操作口径，导致清关环节可能出现巨大的征税差异 [6] 全球贸易格局的结构性转变 - 世界贸易组织报告显示，在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期间，G20出台的185项限制性措施覆盖2.9万亿美元贸易额，首次超过184项便利化措施覆盖的2.05万亿美元贸易额，标志着保护主义系统性抬头 [10] - 美国未来将更偏好双边协议而非多边框架，削弱世贸组织作用，各国日益转向区域贸易协定和保护主义措施 [8] - 全球在政治、安全、经济、科技、意识形态上分裂成多个板块，贸易碎片化加剧，根源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因产业竞争力衰落掀起的保护主义 [11] 对物流与航运行业的直接影响 - 德国物流航运巨头赫伯罗特表示，尽管运输量增长，但前九个月市场环境高度动荡，部分原因是地缘政治和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 [1] - 国际码头工人及仓储工人工会指出，关税政策导致海洋网联船务公司已取消一条航运航线 [3] - 关税带来的间接效应，如燃料和建筑材料成本上涨，已导致美国企业艰难适应并开始裁员 [3] 企业供应链战略面临的挑战 - 处于全球贸易链上的企业不得不重新评估其采购、制造和仓储等战略，以应对前所未有的政策不确定性 [1][5] - 企业开始思考供应商多元化和管理库存，以在全球贸易不确定性面前保持韧性 [5] - 风险不再只集中在“对美出口”，而是扩展到“经第三国生产或转口”的整个链条，美国政府威胁对经由马来西亚、越南和墨西哥等国的转运活动征收40%的“转运关税” [6] 合规与运营成本上升 - 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关税政策在执行层面的变化，尤其是在申报、报价、合同履行等环节 [6] - 随着临时性双边贸易协定增多，企业不得不更加关注原材料来源以及不断上涨的合规成本和新增的文件要求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