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线主义的内涵与实施挑战 - 长线主义着眼于百年乃至千年的历史尺度，关注文明的演化、国家体制的韧性以及社会的长期繁荣与兴盛 [2] - 现实中，由于选民和股民更关注短期利益和即时回报，长线理念的实施面临重重障碍 [2] - 落实长线主义需要唤醒选民和股民的长线意识，并将长线元素系统地纳入社会契约以及企业领导人的绩效考核体系之中 [1][2] 两希文明的演进与影响 -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概念，指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希腊、希伯来、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独立发展，为人类文明奠定基础 [4] - 希腊和希伯来文明融合形成的“两希文明”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思想和科学革命 [4] - “两希文明”通过将人类从“教权”和“王权”中解放出来，催生了现代化（现代教育、科学技术、市场经济等）和现代性（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 [5] 从“教权”的解放 - 人从“教权”的解放始于1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教会权威的禁锢，社会发展从以神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 [7] - 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标志着宗教改革开始，催生了基督教新教 [7] -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宗教自由和国家主权原则，现代民族国家应运而生 [8] -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新教的“天职观念”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8] - 科学革命复兴了希腊的理性及科学精神，与宗教改革相互影响，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 [8] 从“王权”的解放 - 希伯来文明存在对“王权”的体制性约束，形成“律法之治”，君王权力受到托拉法度的限制 [10] - 1215年英国《大宪章》第一次通过法律限制封建君主的绝对权力，确立“王在法下”原则 [10] - 洛克和孟德斯鸠提出了分权理论，发展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以实现权力制衡 [10] - 启蒙思想家推动了人类思想解放，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和法国《人权宣言》（1789年）先后问世，“三权分立”理论在美国实践落地 [11] - 自由、理性、平等、博爱、科学、民主和法治等启蒙价值成为人类主流价值观，为现代教育、国家、市场经济、金融体系及企业制度的形成奠定基础 [11] 现代化与现代性的相互作用 - 现代化推动了科学技术进步和现代教育普及，催生了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变革，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 [11] - 现代性诞生了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理性、科学、民主、法治等一系列价值观念，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断催生创意与创新 [12] - 现代化与现代性两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人类社会各方面的飞跃式发展，也使“两希文明”在过去500年间逐步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 [12] 长线思维下的当前挑战与中华文明的贡献 - 当前世界格局经历深刻变革，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同时面临收入及财富不均、地缘政治之争、民族主义、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 [14] - 应对挑战可能需要新一轮启蒙，中华文明历久弥新，有望做出新的重大贡献 [14] - 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理念可用来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倡和谐发展，兼顾代际公平，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弘扬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15] - 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理念能促进各种解决方案之间的探讨和融合，推动现代性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15] - 中华文明中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可以为新启蒙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或将成为未来世界主流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 [15] 工业革命以来的国家体制韧性 - 第一次工业革命（约1800年前后）打破了持续数千年的“马尔萨斯陷阱”，将人类发展带入经济发展迅猛、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新时代 [17] -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一个国家有效预见、推动、把握和驾驭重大变革所带来的机遇的能力，称为“体制的韧性”，是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 [18] - 体制韧性包括系统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公平性、透明性，还涵盖了其试错性和纠错性 [18] 美国、日本、阿根廷的体制韧性案例 - **美国**：自1776年建国以来，几乎把握了每一次世界重大变革和机遇，实现了国家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不断迭代和提升 [18] - **美国**：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追赶者，到第二、三、四次工业革命的全球引领者，一次次把握住了重大机会 [20] - **美国**：历年诺贝尔自然科学获奖者合计占总获奖人数近一半（自2000年起上升到约60%），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占比近83%，图灵奖获得者占比近66% [20] - **美国**：尽管经历多次重大经济危机，但其体制展现了较强的自我纠错和反省能力，具有较高的韧性和容错率 [20] - **日本**：经过20世纪50至90年代40年经济腾飞，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与美国并驾齐驱，1995年GDP达到美国的72.6% [21][24] - **日本**：以1985年“广场协定”为分水岭，经济动能减弱，泡沫破裂后步入“失去的三十年”，未能把握信息技术革命机遇，2024年GDP只有美国的13.8% [24] - **阿根廷**：一战前夕人均收入已与英美等国比肩（1912年人均GDP排名全球第9位），1945年人均收入是巴西的三倍、墨西哥的两倍 [25] - **阿根廷**：错过了二战后50余年的黄金发展期，陷入债务危机和经济停滞，2024年人均GDP排名降为全球第89位，贫困率高达38.1%，基尼系数达0.424 [25] 体制韧性的比较与理论 - 与美国的长盛不衰形成鲜明对比，同时期其他帝国如荷兰、大英帝国、法国和德国都曾大起大落或衰败 [26] - 有关国家竞争力的研究众多，如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规律”和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28] -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将制度划分为“包容性和榨取性”两种，认为“包容性制度”更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 [28] - 以美国和“大欧盟”为例，大欧盟在解决收入不均、提供社会保障等包容性方面是全球楷模，但2007年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活力却显著超越欧盟 [29] - “体制韧性”概念为观察和理解国家竞争力提供了更为长期、动态且具有生态体系的视野和维度，在当今全球大变局下对于制胜未来或将更为重要 [29] 中国的长线主义实践与未来展望 - 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政策的长线性 [29] - 从1953年启动的“一五”计划到即将实施的“十五五”规划，中国在践行长线主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在实践上实现了引领 [29] - 展望未来，中国需要利用长线思维为全球重大问题的解决，继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0]

长线主义理念与困境 - 长线主义着眼于百年乃至千年的历史尺度，关注文明演化、国家体制韧性及社会长期繁荣 [2] - 现实中，由于选民和股民更关注短期利益和即时回报，长线理念的实施面临重重障碍 [2] - 落实长线主义需要唤醒公众的长线意识，并将长线元素系统纳入社会契约及企业领导人绩效考核体系 [2] 两希文明的历史演进与影响 -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约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希腊、希伯来、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独立发展，为人类文明奠定基础 [3] - 希腊与希伯来文明融合形成的“两希文明”推动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思想与科学革命，将人类从教权和王权束缚中解放出来 [4] - “两希文明”的演变催生了现代化（现代教育、科技进步、市场经济、现代国家）及现代性（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价值观，逐步成为当今世界主流文明 [4] 从教权与王权的解放进程 - 人从“教权”的解放始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确立了人的价值与尊严，促进了理性主义、现代科学和现代教育的萌芽 [5] - 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开启宗教改革，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宗教自由与国家主权原则，现代民族国家应运而生 [5] -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新教的“天职观念”激发了人们追求世俗成功的动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6] - 人从“王权”的解放可追溯至1215年英国《大宪章》，它首次通过法律限制君主绝对权力，确立“王在法下”原则 [8] - 1689年洛克提出“分权”概念，1748年孟德斯鸠发展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理论，为现代自由与法治社会奠定基础 [8] 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形成及关系 - 启蒙思想家推动的思想解放，促使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和法国《人权宣言》（1789年）问世，“三权分立”理论在美国实践落地 [9] - 现代化推动了科技进步、现代教育普及、国家治理变革、市场经济及企业制度建立，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 [9] - 现代性诞生了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理性、科学、民主、法治等价值观念，激发了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10] - 现代化与现代性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飞跃式发展 [11] 当前世界格局与中华文明的潜在贡献 - 当前世界面临科技奇点（AI、量子计算等）、收入财富不均、地缘政治冲突、民族主义、气候变化等多重重大变革交织叠加 [12] - 应对挑战可能需要新一轮启蒙，中华文明中的“天人合一”理念可重新界定人与自然关系，对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13] - 中华文化“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兼顾代际公平 [14] - 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的理念能促进各种解决方案之间的探讨与融合，推动现代性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14] -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可为全球新启蒙贡献中国智慧，或将成为未来世界主流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 [14] 工业革命以来国家的体制韧性 - 第一次工业革命（约1800年）打破了持续数千年的“马尔萨斯陷阱”，使少数国家人均收入飙升，带动全球经济腾飞 [15] - 在不确定性环境中，一个国家有效预见、把握和驾驭重大变革机遇的能力称为“体制韧性”，包括系统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公平性、透明性、试错性和纠错性 [18] - 美国自1776年建国以来，几乎把握了每一次世界重大变革和机遇，实现了国家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持续迭代提升 [18] - 美国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追赶者，到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直至第四次工业革命依旧一马当先 [19] - 美国历年诺贝尔自然科学获奖者合计占总人数近一半（自2000年起约60%），经济学奖获奖者占比近83%，图灵奖获得者占比近66% [20] - 尽管经历多次重大经济危机（如1929年大萧条、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美国体制展现了较强的自我纠错和反省能力，具有较高韧性和容错率 [20] - 日本在20世纪50至90年代经历了40年经济高速增长，1995年GDP达到美国的72.6% [18][23] - 以1985年“广场协定”为分水岭，日本经济动能减弱，1990年经济泡沫破裂后步入“失去的三十年”，未能把握信息技术革命机遇，2024年GDP仅为美国的13.8% [23] - 一战前夕阿根廷人均收入已与英美比肩（1912年人均GDP排名全球第9位），1945年人均收入是巴西的三倍、墨西哥的两倍 [24] - 阿根廷错过了二战后黄金发展期，陷入债务危机和经济停滞，2024年人均GDP排名全球第89位，国家贫困线贫困率高达38.1%，基尼系数达0.424 [24] 体制韧性概念与国家竞争力 - “体制韧性”概念为观察国家竞争力提供了更为长期、动态且具有生态体系的视野和维度 [26] - 以美国和“大欧盟”为例，两者均为西式民主法治典范，但2007年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活力显著超越欧盟，尽管欧盟在解决收入不均、提供社会保障等包容性方面表现更佳 [26] - 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政策的长线性，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中国在践行长线主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实践引领 [27]

工业革命的制度基础 - 英国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是制度改革，而非单纯的技术突破，制度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3] - 1688年光荣革命后通过的《权利法案》确立议会对财政和立法的主导权，限制君主权力，为制度信任奠定基础[3] - 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政府通过议会担保发行国债，长期国债利率从10%降至4%，反映市场对政府信用高度信任[4] 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 - 资本实现自由流动，1720年南海泡沫事件后出台《泡沫法案》规范股市，到1800年英国出现约1000家股份公司，伦敦证券交易所成为首个稳定运作的公开交易市场[5] - 土地通过圈地运动实现私有化和资本化，农业产出率显著提升，为城市工业化提供粮食供给[5] - 劳动力实现市场化，1750年至1850年英国城市人口占比从15%升至55%，工人阶层转变为自由雇佣劳动者，工资由市场决定[6] 创新激励与知识产权保护 - 英国在十七世纪通过《垄断法令》建立现代专利制度，发明者享有十四年独占权，十八世纪专利数量从几十件激增至数百件[4] - 瓦特蒸汽机于1769年获得专利，1775年议会将其专利延长至1800年，保障了瓦特与投资人博尔顿的长期合作[4] - 知识通过皇家学会、工匠协会等机构公开传播，瓦特蒸汽机设计图公开发表引发广泛模仿，科学与手工业结合[6] 制度差异导致的国力分化 - 到1850年，英国煤炭产量占全球七成，棉纺织品出口占世界八成，伦敦人口从1700年60万增至1850年230万，人均GDP增长超过六倍[2] - 1820年英国人均GDP约2430美元，是1700年的两倍多，同期法国仅增长40%，清朝几乎原地踏步[6] -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制造业产出已超过清朝与奥斯曼帝国总和，中国纺织业人均产量仅为英国五十分之一[2][7] 政治制度的持续演进 - 英国政治制度具备自我纠错能力，通过1832年、1867年、1884年等一系列改革法案持续扩大选举权，1918年《人民代表法案》赋予所有成年男性和部分女性选举权[11] - 到1928年实现男女平等选举权，1948年取消多重投票制，确立"一人一票"原则，政治参与从资本向劳动延伸[12] - 制度差距通过"复利效应"放大，1500年英国与奥斯曼人均GDP相差不到20%，到1900年差距超过10倍[12]

国家制度与经济发展 - 包容性制度通过权力分散、鼓励创新和保护产权促进经济繁荣，而汲取性制度通过不平等规则阻碍自由市场成长[6] - 东西德案例显示西德采用包容性制度后人均GDP达2.3万美元，东德仅1.1万美元，统一30年后东部人均GDP仍为西部三分之二[9][12][13] - 越南南北差异持续49年，南方GDP占全国三分之二，贫困率5.6%低于北方的10.4%[16][17][18] 韩国经济发展路径 - 1961年韩国人均GDP仅82美元，通过土地改革使自耕农比例从13.8%提升至96%，奠定工业化基础[29][37][38] - 朴正熙政府通过五年计划、海外劳工派遣（年均创汇5000万美元）和贸易保护政策，推动1960-1980年人均GDP从82美元增至1592美元[41][44][52] - 全斗焕时期经济自由化改革使GDP增长率从-3.7%回升至12.9%，通胀率从28.7%降至2.3%[65][68][69] 制度转型与持续增长 - 韩国在完成原始积累后转向包容性制度，1986年制造业资本自由化率达97.5%，1995年成为高收入国家[67][68][84] - 1997年金融危机后金大中进一步开放外资准入，推动2006年人均GDP突破2万美元，2023年达35570美元[76][77][84] - 韩国案例验证制度转型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作用，移民率高反映社会问题但仍优于封闭经济体[8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