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新范式 -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代表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新范式，其核心是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逻辑[3] - 实现共同富裕需从传统关注物质财富分配转向关注人的能力发展，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相结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4][11] - 从人的发展角度看，效率与公平可形成“融合论”，通过提升所有人的能力、缩小群体性能力鸿沟，既能增强创新驱动发展动能，又能自然解决物质层面的分配差距问题[7] 分配差距的本质与解决路径 - 收入、财产等物质层面的差距，其根源是不同群体在获取知识、技能、创新创业能力以及机会和起点上存在的能力差距[3] - 单纯通过再分配手段在物质层面缩小差距，无法摆脱存量-流量分配循环产生的“马太效应”，差距会在下一个循环中再现[6] - 应重塑分配预期，关键在于机会公平而非单纯追求结果公平，鼓励创新者多得，并保障努力与所得相匹配的起点平等和过程平等[7][9] 底线公平与社会兜底机制 - 在结果公平层面，重点应放在保障“底线公平”，防止两极分化，为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和基本能力提供兜底，而非泛泛地缩小所有贫富差距[8] - 保障底线公平需落实“民生为大”，确保每个人获得基本营养、基本教育、基本健康和基本住房，防止能力差距进一步扩大[9] - 技术进步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如人工智能替代岗位）要求建立社会兜底机制，以保障基本生活、防止社会振荡[8] 农民问题与城乡二元结构挑战 - 农民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社会结构仍以农民为主体，2024年农业户籍人口占总人口52%，依附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有9亿多人[9] - 城乡二元结构体现在三大挑战：市场经济体制二元（农村缺乏土地、住房等市场）、社会身份体制二元（农民家庭迁徙及公共服务受限）、公有制二元（农村集体所有制与市场化融合有限）[11] - 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以新型城镇化为主导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重塑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区域结构，进而重塑社会分配预期的实践关键[12] 发展阶段的现实约束与范式转换 - 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未超过14000美元，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面临“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环境约束及全球大变局等多重挑战[9] - 发展范式的理论逻辑需从积累财富为本转换到知识积累为本，实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良性循环[11] - 实践逻辑在于解放和发展人，构建能充分释放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支持创新驱动与创造性破坏的社会体制条件[12]

中国发展新范式：从物的分配到人的发展 - 演讲核心观点是将共同富裕视为中国发展的新范式，其内涵超越了传统的物质财富分配，核心是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逻辑 [3][5] -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这意味着一套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范式 [3] - 传统思路聚焦于通过再分配缩小收入、财产等“物”的差距，但难以摆脱存量-流量分配循环产生的“马太效应”，差距会反复出现 [5] - 新范式的核心是转向“人本逻辑”，通过缩小不同群体在知识、能力和机会上的差距，从根本上解决财富差距问题 [3][5] - 中央已明确提出“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相结合，这反映了发展理念向“以人为本”的深刻转变 [4]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重构 - 传统观点认为效率与公平相互冲突，形成“跷跷板理论”，政策容易陷入“钟摆效应”的困境 [6] - 从人的发展视角出发，可以形成“融合论”，即提升人的能力既能增强创新驱动、提高经济效率，又能通过共享增长成果促进公平 [6] - 激励机制的关键在于重塑“分配预期”，即人们对未来可能获得份额的预期，这比已分配的结果更重要，典型体现了机会公平 [6] - 在结果公平层面，重点应放在保障“底线公平”，防止两极分化，并为技术进步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如人工智能替代岗位）提供社会兜底 [6][7] - 应鼓励创新竞争，提倡“创新者多得”，而非泛泛的“多劳多得”，以增强创新驱动动力 [7] 实践挑战：农民问题与城乡二元结构 - 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未超过14000美元，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面临未富先老、环境约束和全球大变局等挑战 [8] - 农民问题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关键，中国社会结构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社会” [8] - 2024年，以农业户籍定义的农民身份人口占总人口的52%，全国城市化率为52%，但户籍城市化率仅为48% [8] - 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人口有9亿多人 [8] - 城乡二元结构体现在三大方面：市场经济体制二元（农村缺乏土地、住房等市场），社会身份体制二元（农民与市民权利不均等），以及公有制二元（国有制与集体所有制融合度不同） [9][20] 发展范式的转换路径 - 理论逻辑需从积累财富为本转换到知识积累为本，实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良性循环 [9][21] - 实践逻辑在于解放和发展人，充分释放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构建有利于创新驱动和社会流动的社会体制条件 [10][21] - 必须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以新型城镇化为主导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重塑社会、经济和区域结构 [10] - 分配应按照努力和贡献进行，以重塑社会分配预期 [10] - 保障“底线公平”需要落实“四个基本”：基本营养、基本教育、基本健康和基本住房，目前城乡之间、市民与农民/农民工之间在这些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7][19]

最低工资制度历史演变 - 中国最低工资制度创立于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 最初保护对象为全家工作与生活在城镇的城镇户籍劳动者家庭 [1] - 随着农民工进城务工 保护对象转变为"工作在城镇 家属留乡村"的农民工家庭 该转变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具有历史合理性 [1] - 进入21世纪后 经济与社会变化不断挑战现有最低工资制度的合理性 [1] 最低工资占比变化及原因 - 1994年各省市自治区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之比基本高于50% 但随后急剧下降 21世纪后平均占比约为1/3 [2] - 占比下降主因是最低工资制度与城乡二元体制的矛盾 [3] - 城镇低收入阶层包含城镇户籍居民和外来农民工 两者基本生活支出存在巨大差异 [3] 城乡居民消费与住房差距 - 1978-2022年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从2.90倍降至1.83倍 [4] - 1998-2017年城镇商品住宅平均售价是乡村竣工住宅造价的7.26-8.98倍 [4] - 2010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为城市正式职工的55.5% 2024年为54.5% 差距保持稳定 [4] 农民工行业占比与年龄结构 - 2003年农民工在建筑业 加工制造业 批发零售及餐饮业的从业人员占比分别达79.8% 68.2% 52.6% [7] - 2001-2004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中30岁及以下占62.9% 31-40岁占23.1% 40岁以上仅14.0% [9] - 2000年广东15-29岁外省就业流动人口占比达73.15% 40岁及以上仅占5.34% [9] 教育领域变化影响 - 大学本专科招生人数从1998年108.4万增至2023年1042.2万 [11] - 义务教育布局调整导致优质教育资源向县城聚集 引发陪读现象 [11] - 中西部一些村庄父母一方陪读比例超过1/3 陪读时间从高三延伸至整个中小学 [12] 城镇化政策推动 - 2014-2020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13] - 2024年提出"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 [13] - 城镇化需要增加农民工家庭收入并调整最低工资保护对象 [13] 蓝领劳动力市场变化 - 50岁及以下农民工人数从2016年22790万降至2024年20502万 减少2288万（10.0%） [14] - 50岁以上农民工数量从2016年5381万增至2024年9471万 增加4090万 [14] - 蓝领劳动力市场从供过于求转变为供求大体平衡甚至供略小于求 [15] 最低工资调整方向 - 建议将保护对象调整为全家工作与生活在城镇的城镇常住劳动者家庭 [16] - 调整后将导致最低工资水平大幅度上升 但当前市场供求态势使调整具有可行性 [17] - 调整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解决需求不足 促进农民工家庭城镇化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