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泛泛地缩小贫富差距，很容易滑向平均主义。 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难题，走向共同富裕，是对传统发展范式的挑战。 1月23日，在出席上海财经大学"中国财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暨'财政改革与法治丛书'发布会"时，中国 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表示，过去的发展范式是从物的角度去理解，现在需要转向人的角度去理 解，即从物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缩小贫富差距，当前重心应该放在底线公平上，就是防止生活上、 能力上的两极分化。" 刘尚希特别提到，要缩小差距，重心应该放在底线公平上，就是防止生活上、能力上的两极分化， 为"创造性破坏"兜底。如果泛泛地讨论缩小贫富差距，很容易滑向平均主义。有差距很自然，按需分配 也会有差距。从现阶段来看，合理的差距应该怎么定义？他表示，保障了底线公平，就是合理的差距。 具体要怎么在底线公平上做文章，刘尚希提出"七有"和"四基本"，"七有"就是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 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保障"四基本"则包括基本营养、基本教育、基本 健康、基本住房。也就是说，要使所有人获得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能力。 保障了公平的底线之后，刘尚希认为，应该鼓励创新竞争，提倡创新者多得 ...

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新范式 -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代表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新范式，其核心是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逻辑[3] - 实现共同富裕需从传统关注物质财富分配转向关注人的能力发展，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相结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4][11] - 从人的发展角度看，效率与公平可形成“融合论”，通过提升所有人的能力、缩小群体性能力鸿沟，既能增强创新驱动发展动能，又能自然解决物质层面的分配差距问题[7] 分配差距的本质与解决路径 - 收入、财产等物质层面的差距，其根源是不同群体在获取知识、技能、创新创业能力以及机会和起点上存在的能力差距[3] - 单纯通过再分配手段在物质层面缩小差距，无法摆脱存量-流量分配循环产生的“马太效应”，差距会在下一个循环中再现[6] - 应重塑分配预期，关键在于机会公平而非单纯追求结果公平，鼓励创新者多得，并保障努力与所得相匹配的起点平等和过程平等[7][9] 底线公平与社会兜底机制 - 在结果公平层面，重点应放在保障“底线公平”，防止两极分化，为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和基本能力提供兜底，而非泛泛地缩小所有贫富差距[8] - 保障底线公平需落实“民生为大”，确保每个人获得基本营养、基本教育、基本健康和基本住房，防止能力差距进一步扩大[9] - 技术进步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如人工智能替代岗位）要求建立社会兜底机制，以保障基本生活、防止社会振荡[8] 农民问题与城乡二元结构挑战 - 农民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社会结构仍以农民为主体，2024年农业户籍人口占总人口52%，依附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有9亿多人[9] - 城乡二元结构体现在三大挑战：市场经济体制二元（农村缺乏土地、住房等市场）、社会身份体制二元（农民家庭迁徙及公共服务受限）、公有制二元（农村集体所有制与市场化融合有限）[11] - 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以新型城镇化为主导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重塑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区域结构，进而重塑社会分配预期的实践关键[12] 发展阶段的现实约束与范式转换 - 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未超过14000美元，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面临“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环境约束及全球大变局等多重挑战[9] - 发展范式的理论逻辑需从积累财富为本转换到知识积累为本，实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良性循环[11] - 实践逻辑在于解放和发展人，构建能充分释放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支持创新驱动与创造性破坏的社会体制条件[12]

中国发展新范式：从物的分配到人的发展 - 演讲核心观点是将共同富裕视为中国发展的新范式，其内涵超越了传统的物质财富分配，核心是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逻辑 [3][5] -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这意味着一套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范式 [3] - 传统思路聚焦于通过再分配缩小收入、财产等“物”的差距，但难以摆脱存量-流量分配循环产生的“马太效应”，差距会反复出现 [5] - 新范式的核心是转向“人本逻辑”，通过缩小不同群体在知识、能力和机会上的差距，从根本上解决财富差距问题 [3][5] - 中央已明确提出“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相结合，这反映了发展理念向“以人为本”的深刻转变 [4]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重构 - 传统观点认为效率与公平相互冲突，形成“跷跷板理论”，政策容易陷入“钟摆效应”的困境 [6] - 从人的发展视角出发，可以形成“融合论”，即提升人的能力既能增强创新驱动、提高经济效率，又能通过共享增长成果促进公平 [6] - 激励机制的关键在于重塑“分配预期”，即人们对未来可能获得份额的预期，这比已分配的结果更重要，典型体现了机会公平 [6] - 在结果公平层面，重点应放在保障“底线公平”，防止两极分化，并为技术进步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如人工智能替代岗位）提供社会兜底 [6][7] - 应鼓励创新竞争，提倡“创新者多得”，而非泛泛的“多劳多得”，以增强创新驱动动力 [7] 实践挑战：农民问题与城乡二元结构 - 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未超过14000美元，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面临未富先老、环境约束和全球大变局等挑战 [8] - 农民问题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关键，中国社会结构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社会” [8] - 2024年，以农业户籍定义的农民身份人口占总人口的52%，全国城市化率为52%，但户籍城市化率仅为48% [8] - 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人口有9亿多人 [8] - 城乡二元结构体现在三大方面：市场经济体制二元（农村缺乏土地、住房等市场），社会身份体制二元（农民与市民权利不均等），以及公有制二元（国有制与集体所有制融合度不同） [9][20] 发展范式的转换路径 - 理论逻辑需从积累财富为本转换到知识积累为本，实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良性循环 [9][21] - 实践逻辑在于解放和发展人，充分释放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构建有利于创新驱动和社会流动的社会体制条件 [10][21] - 必须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以新型城镇化为主导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重塑社会、经济和区域结构 [10] - 分配应按照努力和贡献进行，以重塑社会分配预期 [10] - 保障“底线公平”需要落实“四个基本”：基本营养、基本教育、基本健康和基本住房，目前城乡之间、市民与农民/农民工之间在这些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7][19]

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发展范式 -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这需要转换发展范式，其内涵不同于西方现代化 [3][7] - 共同富裕的长期核心是解决“人的问题”，即群体间的能力差距，而非仅关注收入、财产等物的层面差距 [3][7] - 缩小分配差距需从体制机制入手，因为贫穷本质是知识与能力的贫穷，且是群体性现象，非单靠个人努力能解决 [3][7] 发展范式的转换路径 - 理论逻辑需从积累财富为本转向知识积累为本，实现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结合，形成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良性循环 [4][8] - 实践逻辑在于解放和发展人，释放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构建支持创新驱动和“创造性破坏”的社会体制条件 [4][9] - 必须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以新型城镇化主导城乡一体化，重塑社会、经济、区域结构及分配预期 [4][9] 关键社会结构与政策焦点 - 中国社会结构仍以农民为主体，因此农民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3][7] - 重塑分配预期需处理好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的关系，在结果上应注重底线公平，防止两极分化 [3][7] - 面对技术变革（如机器人、人工智能）带来的岗位替代风险，必须建立社会基本生活兜底机制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