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2025年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显著，成为国际科技竞争的关键力量，其核心动力在于从要素驱动转向科技创新驱动，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并支撑经济增长 [1][4] - 全球技术产能和创新资源正高度集中在中美两国，这源于两国在完整产业链、大规模市场、基础设施及资本投入等方面的系统性优势，其他经济体可能需采取“两边下注”策略 [3][5][7] - 中国科技创新的下一步关键在于强化应用技术转化能力，需培养“技术经纪人”等专业人才，并推动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创新中发挥更核心的作用 [8][9][10] 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与中国的定位 - 大国竞争的实质是科技竞争，中国在经历技术积累后正迎来原始创新爆发，形成了从人工智能到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一批科技名片 [1][4] - 全球技术产能将主要集中在中美两国，欧盟、日本等可能产生细分领域冠军，但大规模、系统性创新仅存在于中美，原因在于研发成本高昂（如大模型成本高达百亿美元）及对完整制造业基础和海量数据的依赖 [5] -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齐全的制造业门类和较高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这为其科技创新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试验场和需求牵引，是其实现爆发式增长的关键 [6] 科技创新的动力与产业基础 -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高质量发展，核心是科技，原有的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优势已不足以支撑进一步增长，科技创新成为最关键的新动力 [4] - “新质生产力”概念反映了中国产业发展现实，即已形成非常完整和强大的产业链体系，而美国存在制造业“空心化”，产业链不完整 [5] - 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呈现向大型平台集中的趋势，技术中心需要发达的互联互通能力，中国全体系的工业能力和基础设施构成了核心竞争优势 [6] 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角色 - 2025年三位民营企业科学家（来自比亚迪、宁德时代、金风科技）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标志着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是一个重要信号 [8][9] - 企业的基础研究更具实践和问题导向性，从应用需求反向推动科研探索，其在工程实践方面的经验积累对研究至关重要 [8] - 希望未来中国工程院至少有一半院士来自企业，以助力培养大批应用技术转化人才 [9] 应用技术转化与未来方向 - 创新包含两个关键“0～1”：基础科学发现与应用技术转化，国际竞争的关键在于支撑应用技术转化的基础工业能力，而非基础科研本身 [9][10] - 当下最关键的是培育一批专门从事技术转化的专业人才（即“技术经纪人”），他们既懂技术前沿又深谙市场与商业运作，以将全球基础科研成果实现更多“0～1”的应用转化 [10] - 需推进制度改革让生产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例如在重点区域（如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和香港）开展科技创新制度试验，借助香港对接国际规则的优势，帮助创新成果走向国际市场 [11]

2025年中国科技创新表现与驱动力 - 2025年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惊艳世界，包括DeepSeek R1推理大模型引发中国资产重估潮，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首次跻身前十，“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居各国榜首，6G、量子计算、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领域捷报频传 [1] - 科技创新是中国人均GDP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跃升阶段最关键的动力，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被频繁提及（“科技”46次，“创新”61次，“新质生产力”6次）[1] 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与中美双中心 - 全球技术产能将主要集中在中美两国，欧盟、日本、新加坡等可能产生细分领域冠军，但大规模、系统性科技创新只存在于中美 [5] - 中国已形成完整强大的产业链体系，而美国存在制造业“空心化”，产业链不完整，这是美国强调“再工业化”的原因 [4] - 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研发成本高昂（如大模型成本可能高达百亿美元），且依赖海量数据和完整制造业基础落地，这导致创新资源向中美大型经济体集中 [6] 中国科技创新的优势基础 - 中国拥有全体系工业能力和全世界最齐全的制造业门类，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试验场和需求牵引 [7] - 中国社会对新技术展现出较高的接受度和学习能力，为创新技术快速推广提供了肥沃土壤 [8] - 坚持对外开放使得各项创新要素流动到中国，促进了充分竞争和进步 [9] 科技创新的生态与机制 - 科技创新需要“三有”结合：有效市场实现优胜劣汰，有为政府发挥作用，有力社会提供接纳新技术的文化和氛围 [8][9] - 企业的基础研究更具实践和问题导向性，其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日益突出，2025年三位民企科学家当选工程院院士是积极信号 [12][13] - 国际科技竞争的关键在于支撑应用技术转化的基础工业能力，而非基础科研本身，基础科研成果难以被封锁 [14] 未来发展方向与人才需求 - 需培养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技术经纪人”专业人才，以完成将全球基础科研成果进行“0-1”应用技术转化的关键一步 [14] - 需推进制度改革让生产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例如在重点区域（如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和香港）开展制度试验，打造中国企业出海“第一站” [15] - 资源支持应更多倾向有潜力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提供开放包容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避免“抓大放小”和“内卷式”竞争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