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期间国际经济形势与风险 - 发达国家将面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迷失的20年” [1][5] - 美国2008年至2024年年均GDP增速为2.1%，较1960-2008年的3.3%下降了三分之一 [5] - 欧元区2008年至2024年年均GDP增速为1.1%，较1960-2008年的3.1%降至约三分之一 [5] - OECD国家2008年至2024年年均GDP增速为1.6%，较1960-2008年的3.4%减半 [5] - IMF预测美国2025年GDP增速为2.0%，2026年为2.1%；欧元区2025年为1.2%，2026年为1.1% [6] - 美国利用美元霸权采取无限制量化宽松，导致资金大进大出冲击发展中国家，并大量流入投机性股票市场 [7] - 道琼斯指数从2008年6月的12000多点涨至当前超过46000点，泡沫风险显著增大 [10] - 十五五期间美国很可能出现类似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人工智能泡沫破灭，并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 [1][10] 中美关系与博弈态势 - 美国遏制中国的根本原因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心态，旨在维护其霸权地位 [1][12] - 2014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已超过美国，2024年达到美国的130% [12] - 美国通过军事围堵、贸易战、科技战、组建意识形态同盟及推动脱钩等手段遏制中国 [12] - 中美根本矛盾可能在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50%、经济规模达美国两倍时结束 [13] - 届时中国东部沿海三市五省（人口超4亿）人均GDP或与美国持平，美国科技优势将基本消失 [13] - 中国经济规模达美国两倍时，中国市场对美国高科技企业至关重要，基于自身利益美国可能选择与中国合作 [14]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挑战 - 到2035年前中国仍有8%的年均经济增长潜力 [1][18] - 2019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为美国的22.6%，具备显著的“后来者优势” [18] - 德国、日本、韩国在人均GDP为美国22-23%后的16年里，均实现了人均GDP年均8%以上的增长 [18] - 中国拥有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换道超车机遇，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 [19] - 中国每年有600多万STEM毕业生，数量超过七国集团总和，拥有人才优势 [19] -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最齐全的产业配套以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体制优势 [19] - 当前实际增速（如2023年5.2%）低于潜力的两大原因：应对美国技术卡脖子占用大量资源；经济信心不足 [1][21] 对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归因辨析 - 国际与国内将增长下滑归咎于“国进民退”的体制机制问题 [22][24] - 实际主因是2008年后全球贸易增速下滑：中国年出口增长率从1978-2018年的18%（加入WTO至2008年为24%）下滑至近年3%-5% [22] - 出口主力民营企业受冲击导致产能过剩、投资机会减少、信心下降 [24] - 政府为稳增长保就业投资大型基建（如高速公路从2008年6万公里增至现在超19万公里，高铁从1035公里增至超45000公里），这些投资主要由国有企业承担，并拉动了民营企业的原材料生产和消费 [24] - 人口老龄化并非近年经济增速下滑主因，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1.21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14年，有效劳动数量在增加 [25][27] - 全球53个老龄化国家在老龄化前后十年的人均GDP增长未受影响，部分“未富先老”国家老龄化后经济增长反而加速 [25] 政策建议与发展策略 - 提振经济发展信心需学界和媒体厘清经济下滑主因是外部而非体制机制问题 [1][27] - 需突破理论桎梏，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 [1][28] - 货币非中性：若增发货币用于支持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且增速不高于生产力提高速度，则不会引发通胀 [28][29] - 应更积极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对增长部门提供更宽松信贷 [29] - 需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政策，突破“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3%”的教条 [1][29] - 该3%红线源于欧元区特殊财政纪律，无普遍意义；中国经济增长超5%，且财政赤字多用于形成资产的投资，而非消费 [29][30] - 需突破“李嘉图等价”理论束缚，该理论假定经济零增长；中国将财政投资用于消除增长瓶颈（如基建），可提高未来生产力与税收，从而消化债务，无需增税 [30][32] -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投资基建，中央政府负债占GDP比重从25%升至36%，后因经济增长加速，在税率下降背景下该比重于2008年前重回25% [32] - 通过理论创新与政策调整，中国经济有可能实现比5%更快的增长速度 [33]

政策调整与内循环 - 主管部门宣布自2025年8月8日起恢复对新发行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利息收入征收增值税，此前发行的债券利息收入继续免税至到期[4] - 政策表面矛盾在于同时增加政府增值税收入和利息支出，但实际通过经济循环过程扩大内需[4][9] - 政策效果类比工资调整：提高工资既增加企业成本也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形成要素名义循环扩张[20][21] 经济学理论框架 - 货币中性理论在理想条件下认为货币政策无效（如商品价格统一翻倍不影响实际经济），但现实中美联储政策显著影响全球经济[13][17] - 李嘉图等价理论假设财政政策无效（居民预期未来增税抵消当前减税），但实际政策如"大美丽法案"重塑美国经济[17] - 市场参与者非理性导致政策非中性，需突破理想模型局限[18] 要素价格系统性失衡 - 内卷表现为所有要素（土地、劳动力、技术、税收补贴等）价格螺旋下降，财税制度是重要影响因素[25][26][38] - 反内卷需系统性调整要素比价：抑制地租同时提高其他要素价格（如工资、资源价格），而非单一刺激[49][50] - 历史税收减免政策压低名义价格刺激出口，当前需转向"高来高走"模式支撑内循环[26] 需求侧与供给侧范式差异 - 需求派主张通过特定要素（如地租）刺激内需，但无法解释要素特权合理性[47][50] - 供给侧关注要素比价均衡，主张差异化调整（如一线城市房价工资比过高需抑制地租）[47][49] - 人民币购买力平价升值（2018年1:4.09→2024年1:3.53）但离岸汇率1:7.2，显示国内物价提升空间[45][47] 政策信号与行业影响 - 恢复债券增值税释放取消其他税费减免信号，国债25%所得税可能成为下一调整目标[28] - 出口导向经济中企业结售汇意愿不足导致要素回报无法覆盖成本，形成"水土流失"式内卷[34][36] - 财税政策作为独立要素纳入反内卷工具箱，需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协调调整[38][50]

政策调整核心内容 - 自2025年8月8日起新发行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利息收入恢复征收增值税 已发行债券利息收入继续免税直至到期 [1] - 政策调整将同时增加政府增值税收入和利息支出 表面看净影响为零 但实际经济过程会产生非中性效果 [2][3][4] - 政策通过改变名义循环水平扩大内循环 政府部门税收与利息收支同步增加 实体经济利息收入与税收支出同步增加 [6] 经济学理论框架 - 货币中性理论认为货币供给增长仅影响价格水平 不影响实际产出 理想状态下货币政策无效 [10] - 李嘉图等价定理指出政府债券融资与税收融资效果等价 居民会为未来增税提前储蓄 理想状态下财政政策无效 [11] - 现实世界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均有效 因市场参与者非理性且视角有限 [12][14] 要素价格系统分析 - 各类经济要素地位平等 包括土地、劳动力、技术、资金、矿产资源及税收补贴等 [23] - 国内CPI低迷源于所有要素系统性内卷 财税制度是重要影响因素 [25][26] - 债券利息政策存在"高来高走"和"低来低走"两种模式 分别对应扩大内循环和刺激出口不同目标 [27] 反内卷政策逻辑 - 反内卷需系统性提升要素回报比例 而非单一要素价格 [31] - 工业出口导致人民币收入无法覆盖要素成本 形成要素价格螺旋下降的内卷循环 [35][37] - 政策信号显示可能进一步取消税费减免和民生补贴 包括国债25%所得税 [29] 供需学派分歧 - 需求派主张通过特定要素(如地租)价格提升刺激内需 但无法解释要素特殊性 [50] - 供给派关注要素价格比率平衡 主张差异化调整各要素价格 [51][52] - 一线城市房价工资比显示地租价格相对偏高 供给派主张抑制地租同时提高其他要素价格 [5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关系演变 -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界限分明但需协调配合 两者在目标、工具、传导机制等方面差异显著 政策缺位或越位均会引发严重问题 [4] - 现代中央银行起源与财政纪律密切相关 英格兰银行通过议会约束和私人股份安排获得决策独立性 金本位制强化了财政纪律并确立央行独立性 [9][11][13] -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化标志性事件包括：1844年《皮尔法案》赋予英格兰银行货币决策权 1951年美联储重获利率自主权 1997/2000年英日央行获完全利率决定权 [13][14] 金本位制下的政策约束 - 传统金本位制通过自动平衡机制束缚政策空间 国内价格调整需服从外部均衡目标 1870-1900年主要工业国年均通缩1%-2% [15][16] - 金汇兑本位制下信用货币体系形成 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流动性 1922年热那亚会议后英镑区/法郎区等货币集团削弱汇率约束 [19][20] - 大萧条期间竞争性贬值策略使金汇兑本位制名存实亡 1931年英镑脱钩后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 [21] 二战后至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政策演变 - 1940-50年代补偿性财政政策实现周期预算平衡 1951-1960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率均值仅-0.27% 美联储专司国库券操作维护物价稳定 [24][25] - 1960-70年代功能财政思想主导 美国联邦赤字占GDP比重从1961年0.6%升至1976年4.1% 货币政策受财政挤压导致滞胀 [27][28] - 1980年代后规则导向货币政策成为主流 泰勒规则推动"大缓和" 财政政策转向自动稳定器功能 美国1998-2001年连续四年财政盈余 [30][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政策新特征 - 危机后非常规货币政策规模空前 美联储首轮QE购买1.73万亿美元资产 但财政救助规模仅1万亿美元 政策界限模糊化 [39][40] - 疫情应对财政刺激力度显著增强 2020年美国财政赤字率跳升10个百分点至14.87% 1.9万亿美元救助法案中47%直接补贴居民 [46][47] - 低利率条件下财政乘数效应提升 r<g使债务可持续性增强 2020年美国债务/GDP达127.7%但净利息支出仅占GDP1.6% [48][49] 理论争议与政策约束 - 现代货币理论主张财政主导下的赤字货币化 认为高能货币决定经济基础 央行应直接购买国债 [42] - 李嘉图等价争议影响政策效果 短期危机应对财政刺激有效 但持续扩张推升通胀 2021年美国通胀达四十年新高 [51][52] - r<g并非常态 历史数据显示金本位时期和80年代后发达国家实际利率多高于经济增速 债务扩张不可持续 [53][54]

货币的本质与功能 - 货币在现代经济中既是交易媒介又是财富象征 从微观角度看代表购买力和应对不确定性的底气 从宏观角度看关乎国家经济健康和金融体系稳定 [1] - 现代货币本质上是"社会建构" 依赖社会普遍接受的约定俗成 法定货币(Fiat Money)的价值基础是政府信用而非实物支持 [5] - 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构成现代经济的两个维度 前者是后者的金融镜像 两者紧密交织 货币被比喻为实体经济的血液 [4] 货币创造机制 - 中央银行通过商业银行体系注入基础货币 采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 量化宽松政策通过购买资产增加银行准备金 [7] - 商业银行存在"存款决定贷款"和"贷款创造存款"双重机制 前者具有实践合理性 后者具有理论合理性 [8] - 政府预算赤字在特定条件下可创造货币 需中央银行与财政部门协同配合 但多数国家对此保持严格约束 [8] 政府债务特性 - 政府债务规模可达数万亿级别 其信用强度和存续期限远超企业或个人 债务可持续性评估不能简单套用微观主体标准 [10] - 政府债务可通过无限展期维持 新发债券偿还到期债券是通行做法 展期周期可达数十年 [12] - 政府债券作为优质资产具有高流动性和低风险特征 国际化货币国家的政府债券更受国际投资者青睐 [12] 货币的破坏性效应 - 金融体系创造的流动性具有不稳定性 可能突然消失并引发金融危机 2008年次贷危机中流动性冻结导致危机蔓延 [16] - 流动性包含三层含义：资产货币化程度 银行准备金规模 以及资产变现能力 危机期间市场流动性可能全面冻结 [16] - 金融机构救助需区分流动性危机与偿付能力危机 前者适用"白芝浩原则" 后者应有序退出市场 [17] 国际货币体系演变 - 美元当前占据国际结算货币主导地位 但"武器化"使用引发替代需求 2022-2024年美元对新兴市场贷款规模下降10% [22] - 国际化货币需具备贸易基础 发行国信誉 价值稳定性和金融市场支撑等要素 美元地位面临多重挑战 [22] - 加密货币虽不具备计价单位 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存三大货币职能 但迫使各国央行探索数字货币(CBDC) [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