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在北京举办以"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标准引领 健康驱动"为主题的 2025中国蓝天观察论坛，现场发布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共同完成的最新成果《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研究系列报告》，包括《中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达标路径分析》《中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 的经济影响评估》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国际案例研究》的系列研究成果，揭示了不同新标准情景 下的达标路径、减污降碳协同效益与宏观经济影响，并提供全球最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的动态与国 外实践，可为我国迈入新标准阶段提供科学参考。 据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中国空气质量项目总监张伟豪介绍，在WHO发布新版《全球空气质量指南》 对包括PM2.5在内的多种主要空气污染物的指导值和过渡目标值进行调整后，美国与欧盟紧随其后，在 2024年先后完成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并发布新标准，分别将PM2.5年均浓度限值收紧至9μg/m3和 10μg/m3。本研究围绕标准修订的触发因素、制度与决策流程、科学评估框架、成本效益评估等内容， 对美国和欧盟的实践展开深入分析，并探讨共性与差异，可为我国乃至更多其他国家完善自身标准体系 提供有益借鉴。 编辑：孙庭阳 "随着 ...

自2020年以来，全国整体PM2.5年均浓度连续五年达标，PM2.5达标城市比例突破七成，现行标准限值 对已达标城市的引领作用明显减弱。此外，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21年发布新版《全球空气质量 指南》，将PM2.5年均浓度指导值由10微克/立方米收紧至5微克/立方米。 新京报讯（记者张璐）10月24日，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在北京举办2025中国蓝天观察论坛，现场发布与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共同完成的最新成果《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研究系列报告》。中国工程院院 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表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可将25微 克/立方米作为PM2.5年均浓度标准限值的参考目标。 生态环境部于2022年启动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工作，并表示，修订将综合考虑我国的发展阶 段、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等因素，合理设定标准限值。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表示，我国现行标准在过去十余年 的大气污染防治进程中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随着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标准也需要升级。"基于当前 空气质量与减排措施，我们开展了一些情景研究，将25微克/立方米作为新的空气质量标准 ...

论坛背景与核心成果 -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团队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研究系列报告》，包括达标路径分析、经济影响评估和国际案例研究三份报告 [1] - 研究成果旨在为我国启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修订工作提供科学参考，该标准于2016年全面实施，2022年启动修订 [1] - 国务院2023年11月发布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启动标准修订研究工作 [1] PM2.5标准修订的必要性与目标设定 - 全国整体PM2.5年均浓度已连续五年达标，达标城市比例突破70%，现行标准限值对已达标城市的引领作用减弱 [3] - 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将PM2.5年均浓度指导值由10μg/m³收紧至5μg/m³，使中国现行限值相形偏高 [3] - 研究报告提出将PM2.5年均浓度限值修订至25μg/m³，该数值既是“美丽中国”2035年目标，也符合世卫组织第二阶段过渡目标 [4] 分阶段达标路径与关键措施 - 报告建议“分阶段、分区域”的达标路径：到2030年，全国339个城市和长三角地区PM2.5浓度平均值可率先达到25μg/m³目标限值 [4] - 到2035年，通过进一步加大结构性调整力度，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汾渭平原的浓度平均值也有望低于目标限值 [4] - 实现路径需聚焦能源、产业与交通三大领域的结构调整措施，包括优化能源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和交通清洁化 [5] 标准修订的经济影响评估 - 研究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评估了四类标准修订情景，包括2030年与2035年分别实现20μg/m³和25μg/m³目标的情景 [7] - 实施更严格标准短期内会对经济产生压力，主要源于污染减排支出增加和生产性投入挤出 [7] - 但中长期能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能源结构转型，表现为高污染行业产出下降、清洁能源占比增长 [7] 成本效益分析与政策建议 - 成本效益分析表明，尽早发布并实施更严格标准具有更显著的净效益，健康效益随政策力度加大呈加速增长趋势 [8] - 报告建议通过技术改造补贴、环保设备投资抵税等方式降低企业减排成本压力 [8] - 建立差异化成本分担与效益共享机制，对减排任务重的地区和行业给予转移支付 [8] 国际案例比较与借鉴 - 美国和欧盟在2024年先后完成标准修订，分别将PM2.5年均浓度限值收紧至9μg/m³和10μg/m³ [10] - 美国依据高度制度化的五年审查机制进行修订，欧盟修订更多由宏观战略与国际共识驱动 [11] - 美国采用以健康影响为核心的评估体系并明确排除经济成本考量，欧盟则依托兼顾多重影响的综合评估框架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