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印度学术界在招聘过程中存在系统性障碍，过度依赖推荐信和学位等级等标准，这些标准实质上维系了高种姓群体的特权，并阻碍了边缘群体学者获得公平的学术职位机会 [1][2][4] 招聘流程中的具体障碍 - 助理教授等职位申请所需的推荐信数量显著增加，从传统的2封提升至3封甚至多达6封，例如博帕尔印度科学教育研究所的招聘要求至少6位副教授/教授级别人士推荐 [2] - 推荐信要求对缺乏学术人脉的边缘群体学者构成巨大挑战，导致其难以获得高薪职位，这种制度被视为昔日种姓担保制度的现代翻版 [2] - 招聘机构在实际操作中轻率对待推荐信，例如印度理工学院工作人员要求推荐人仅需提供邮件中的简短文字，使得推荐信流于形式主义 [3] 学术评价标准的排他性 - 国立理工学院等机构的招聘系统要求申请者必须拥有"第一等"学位等级，若为"第二等"或"第三等"则申请流程立即终止，这种标准固化了机会不平等 [3] - 学业分数决定学术机会的体系忽视了影响考试表现的社会文化、经济与地域因素，将狭隘定义的"优异"作为唯一标准 [3] 专项招聘计划的有效性 - 针对边缘群体的"专项计划"或"包容性招聘"在实践中效果不彰，因其未废除过度的推荐信制度和片面的"唯分数论" [4] - 招聘过程应更侧重于研究成果、学术发表以及与学生互动的能力，而非候选人能否获得多位高级学者的背书 [4] - 当前的招聘实践可能导致"顶尖"机构仅是婆罗门阶层自我复制的场所，使得包容性承诺沦为表演式的道德口号 [4]

文章核心观点 - 印度内政部宣布将在2027年3月前完成新一轮全国人口普查并同步进行种姓普查 此举引发印度社会广泛关注[1] - 种姓普查旨在提供基于种姓划分的人口详细统计数据 以解决歧视问题并制定相关政策 但种姓分类标准和统计科学性在印度社会仍存在重大争议[1] - 印度上一次成功进行种姓普查是在1931年英印统治时期 自1872年首次人口普查以来 种姓普查一直是印度社会的敏感点[1] 种姓普查历史沿革 - 1872年在印度总督诺斯布鲁克统治下 印度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并将种姓纳入统计项目[5] - 1881年普查专员W C 普洛登将种姓明确分为婆罗门 拉其普特 社会地位良好种姓 低等种姓 非印度教徒或原始种姓 为种姓统计确立初步框架[5] - 1891年殖民当局选用职业统计逻辑 主要以职业对种姓进行划分[6] - 1901年人类学家里斯利任总监摒弃职业统计逻辑 改用仪式位序排列种姓[6] - 1911年种姓普查回归1891年的职业分类模式[6] - 1931年普查使用职业与字母顺序结合的方法 并增加了受压迫种姓分类 即后来表列种姓的前身[6] - 1941年人口普查因二战压力 印度人民反战反英运动及行政资源短缺未能如期举行[8] 殖民时期种姓普查特征 - 19世纪中叶后 英属印度当局为维系殖民秩序系统性构建印度社会知识谱系 进行人口普查为行政决策提供支撑[2] - 殖民当局任命人类学家担任普查总监 将学科知识与统计实践相结合以提升普查科学性[2] - 英国将种姓制度转化为治理工具 因种姓与印度人的社会地位 资源分配 职业类型紧密关联 殖民当局以此分类人口并招募武士阶层入伍以巩固统治[2] - 英国当局将普查数据作为政治分化利器 制造群体隔阂分化印度社会[2] 种姓制度社会结构 - 印度种姓制度是一种等级社会结构 将社会划分为四大种姓 从高到低依次为婆罗门 刹帝利 吠舍 首陀罗 此外还有等级之外的不可接触者[5] - 不同等级种姓从事职业被严格划分 婆罗门为祭司 刹帝利为武士 吠舍为平民 首陀罗为被征服的土著居民[5] - 印度种姓经历多重变化 如近代梵化即低种姓模仿上等种姓饮食习惯和风俗以提高自己种姓地位[5] - 印度独立后政府给予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优惠政策 如政府部门和公立学校保留名额 出现逆梵化现象即为争取保留名额要求将自己种姓列为较低阶层[9] 普查实施中的挑战与抵制 - 1931年普查总监赫顿报告提到普查专员需深入不同地区面临威胁 如专员在印度中部巴斯塔尔土邦驾车时遭猛虎袭击[7] - 当地风土民俗给工作人员带来难题 如有些人因信仰反对给房屋标注门牌号码[7] - 1901年里斯利用仪式位序排列种姓时 低种姓群体因对社会地位排序不满掀起大规模社会运动[7] - 1911年职业分类普查引发争议 传统职业在种姓体系中自带荣辱标签 职业排序方式固化了认知 低种姓群体递交请愿书要求提升地位[7] - 1930年至1933年圣雄甘地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国大党号召民众抵制种姓普查并将1931年1月11日定为抵制普查日[8] - 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市爆发有组织抵制运动 全市24个行政区中仅6个完成统计 其余行政区数据只能依靠估算[8] - 相同种姓居民居住在设有大门的封闭巷道中 面对普查员和警察直接闭门谢客 儿童组成抵抗组织如猴子军以怪叫嘲弄等方式干扰普查问答环节[8] 独立后种姓政策影响 - 印度独立后政府担忧种姓数据会固化种姓分化 阻碍世俗民主建设与政治现代化 便中止了种姓数据普查[8] - 以种姓 宗教为基础的社群身份持续影响着独立后印度的社会政治发展[8]

钢铁产业历史对比 - 1949年中国钢铁产量仅15.8万吨，不足印度134.7万吨的8.5% [1] - 当时中国钢铁产能无法满足大型基建需求（如建造鸟巢需4.2万吨钢材/个） [1] - 印度独立时继承英国16座先进军工厂，工业基础远超战后中国 [1] 工业发展现状差异 - 中国已形成全球最完善产业链，能自主生产航母、五代战机、高铁等高端装备 [3] - 印度难以批量生产主战坦克，军工项目（如LCA战机、阿琼坦克）质量长期不达标 [10] - 2020年代中国工业占GDP比重达33%，印度仅22% [8] 产业结构与政策制约 - 印度250个经济特区偏重服务业/IT，制造业发展乏力 [8] - 土地改革未完成导致基建困难（中央政府仅控制13%土地，比哈尔邦4.1%人口占25%耕地） [7] - 邦间贸易壁垒严重，部分需缴纳关税 [7] 劳动力与教育瓶颈 - 印度成人文盲2.87亿占全球37%，基础教育缺失制约产业工人培养 [14] - 高种姓排斥制造业（婆罗门占司法职位70%但回避工科） [12][14] - 制造业良品率低下（如塔塔集团苹果外壳良品率仅50%） [16] 技术转化能力 - 印度斯坦航空获法俄技术支持仍无法解决战机坠毁问题 [16] - 军工依赖进口技术但本土化失败（印军对国产武器缺乏信心） [10] 历史制度遗留影响 - 种姓制度被英国殖民者强化（1914年英国通过包税制固化阶层） [12] - 联邦制导致中央权威薄弱（邦数量从16个增至28个削弱政策执行力） [7][8]

印度历史上的奇葩税种 - 2016年印度喀拉拉邦推出针对超重居民的"脂肪税"，旨在抑制肥胖人口增长 [1] - 18世纪英国殖民时期印度曾实施针对低种姓女性的"乳房税"，税款金额与乳房大小挂钩 [3][4] - 乳房税规定低种姓女性必须裸露上身，若想遮盖胸部则需缴税，高种姓女性可豁免 [4][9] 乳房税事件始末 - 1803年低种姓女性纳格里为抗议乳房税制度，当众裸露上身并最终自残致死 [4][5][6] - 该事件引发低种姓群体大规模反抗，最终迫使印度政府废除乳房税制度 [8] - 事件导致纳格里夫妇双亡，成为印度反压迫斗争的标志性事件 [8] 印度种姓制度背景 - 印度社会严格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等级 [9] - 婆罗门阶层垄断文化教育和宗教事务，首陀罗处于社会最底层从事卑微职业 [9] - 种姓制度导致底层民众终身贫困，难以摆脱困境 [9] 历史上的其他奇葩税种 - 古罗马曾实施"尿税"，要求公民每年捐献定量尿液用于漂洗业，未达标者受罚 [11] - 古埃及推出高额房产税，导致民众将房屋建成烂尾楼以避税 [11] - 统治者通过奇葩税种盘剥民众反映其与民众关系的紧张状态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