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全会核心观点 -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1月12日至14日举行，会议明确了当前及下一阶段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方向与具体部署，为“十五五”时期提供纪律保障 [1] - 会议公报揭示了反腐败工作的延续性与新变化，金融、国企、能源、开发区、招投标连续两年被列为重点整治领域，其中金融领域自2018年以来每次会议均被列入，且自2023年起连续四年位居首位 [2] - 对比2025年与2026年会议公报，在重点领域、具体腐败形态、跨境反腐等方面有七项值得关注的新部署或强化表述，同时有八个去年提及的领域未再纳入今年部署 [4][8][9] 重点反腐行业分析 - **金融、国企、能源、开发区、招投标**：这五个行业在2025年和2026年的中纪委全会中，连续两年均被明确列为年度反腐重点行业 [2] - **金融行业**：自2018年十九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以来，每次会议都将其列入重点；2023年二十届中纪委二次全会首次将其放在首位，到2026年已连续四年位居首位，凸显其持续高压整治态势 [2] - **历史重点行业演变**：根据历年会议公报，反腐重点行业呈现动态调整，例如2021年强调基础设施、项目审批、公共资源交易；2022-2024年则持续覆盖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等领域 [3] 2026年会议的新部署与变化 - **新增重点领域**：今年公报在重点行业中新增了“教育”和“学会协会”，而去年提及的“高校”未再出现 [4] - **明确新型腐败形态**：今年公报具体点明要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相比去年“着力破解发现、取证、定性难题”的表述更为具体 [4] - **跨境反腐立法推进**：今年会议明确要“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去年表述为“起草反跨境腐败法”，显示立法进程向前推进 [4] - **新增专项问题整治**：包括部署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 [5]、“深入整治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 [6] - **纠治作风与滥用问题**：新增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纠治换届前后不作为、“翻烧饼”、搞“政绩工程”等问题；并对违规吃喝、收送礼品礼金、以调研培训名义搞公款旅游、借民生项目违规建设楼堂馆所等问题深化整治或严肃查处 [7] 对比2025年未再纳入的领域 - 2026年会议部署中，未再涉及2025年部署中提到的八个行业领域：**消防、烟草、医药、体育、高校、公益慈善、安全生产、工程建设** [9] -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6年公报对2025年工作成就的总结中，仍提及深化整治了包括上述八个领域在内的多个重点领域腐败，表明这些领域在2025年已被集中整治，2026年可能不再是新增部署重点 [8] 后续巡视工作安排 - 会议明确2026年将“组织开展二十届中央第七轮、第八轮巡视”，并深化巡视巡察上下联动 [10] - 2025年，中央曾于4月和7月开展第五轮、第六轮巡视，实现了对31个省份的全覆盖；2023-2024年的前四轮巡视则覆盖了中管企业（包括金融单位）、中央部委等 [10]

案件判决与核心意义 - 2025年12月2日，香港上诉法院作出判决，推翻原审决定，支持中国黄金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要求汇丰银行披露疑似贿赂资金流向的请求[1] - 该判决被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进程中一场国有资产保卫战的标志性突破，其意义远超个案本身[1] - 判决重新界定了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必要性”原则，明确了在贿赂调查中“腐败调查优先于客户隐私”的原则，为类似案件提供了可借鉴的司法先例[8][10] 案件背景与起源 - 案件源于2013年，中金香港为响应“走出去”战略，收购了持有刚果多金属矿项目的Soremi Investments Ltd 65%的股权[3] - 2020年11月，合作方Gerald方在香港提起仲裁，指控中金香港违约并要求巨额索赔[3] - 在四年多的仲裁程序中，4项部分裁决均对中金香港不利，2024年9月，BVI法院任命临时接管人接管SIL，国有资产面临流失风险[3] 贿赂线索与调查发现 - 2024年4月，举报线索直指时任项目主谈判代表童某涉嫌收受Gerald方贿赂[5] - 调查还原出一条以“咨询费”伪装的贿赂链条，涉及SIL与“北京科宏”签订的虚假咨询协议[5] - 关键资金中转站为2013年11月成立的英国“科宏投资有限公司”，其汇丰香港分行账户于2014年4月收到Gerald方支付的150万美元[5] - 2024年11月，童某因涉嫌在海外并购项目中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6] 判决的司法突破与影响 - 上诉法院判决认为，在无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汇丰账户的完整交易记录是还原腐败链条的关键依据[9] - 判决扩展了“诺维奇救济令”的适用范围，明确了第三方金融机构在腐败调查中的配合义务[10] - 此次突破为国有资产保卫战提供三重支撑：直接补强法律救济能力、改善跨境反腐证据获取困难、强化对境外腐败行为的震慑效应[10] - 判决有望探索出跨境反腐新路径，帮助未来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遭遇腐败时，借助司法力量扭转“举证难、追责难”的被动局面[10] 行业背景与宏观意义 - 截至2024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3.14万亿美元，中国境内投资者共设立5.2万家境外企业，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1] - 随着“一带一路”持续推进，境外投资的廉洁风险防控成为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1] - 此案从预防到应对的实践，展示了举报机制、调查介入与司法程序的有效协同，对未来中国企业的海外管理具有正面影响[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