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钟菡 "在中国的城市里，固原是一个特别有样板性的地方。它几乎有各个文明最经典的表达，像历史文 化的切片，让我们生动、直接地看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面貌。"昨天，"华彩六盘：宁夏固原文物 精品展"正式在上博东馆揭开面纱。展览策展人，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馆员王樾这样介 绍。 展览甄选了323件来自宁夏固原地区西周至隋唐时期的文物精品，汇集重要考古新发现和精美馆藏 文物，"几乎搬空常设展厅"，不乏难得一见的"镇馆之宝"，以丰富的文物类型实证了中华文明具有的强 大吸引力和突出的包容性。固原市也借此次展览开幕举行农文旅宣传推介活动，并在上博东馆广场同步 举办"六盘山下固原礼·物"大集，向观众展示当代固原之美。 此次展览通过"铸礼大原""胡汉共舞""原州风华"三个部分展示古代固原地区多元文化交融的壮阔图 景，其中一级文物61件、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最新考古出土未定级文物25件。 此次展览是固原文物首次以大规模、成体系的方式亮相上海，宁夏固原文旅企业围绕明星展品、固 原传统非遗技艺以及"红色、绿色、古色、特色"四色固原等主题，推出近200款文创产品，涵盖冰箱 贴、毛绒玩具、布包、书签、挂件配饰、首饰、装饰 ...

考古发现与历史意义 - 河泊所遗址揭示了古滇国都邑和益州郡郡治的双城格局，出土了"滇国相印"封泥和"益州"铭文瓦当，证实了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策略[5][10] - 遗址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核心区约3平方公里，发现了大型建筑遗迹、宽达12米的道路及从汉代延续到魏晋的城墙[5][10] - 考古发现表明汉武帝设置益州郡时未取代古滇国，而是通过"郡国并行"制度实现和平治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10][21] 简牍与封泥的文献价值 - 出土汉代简牍5万多枚，其中有字简牍1.4万余枚，内容涵盖文告、司法文书、户籍等，年代跨度近300年，证明两汉对云南的长期有效治理[13][16] - 发现2000多枚封泥，包括"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等官印封泥，显示益州郡与蜀郡、犍为等周边地区的公文往来紧密[19][21][22] - 简牍中记载了邮亭网络、《论语》传播及编户齐民制度，反映汉代边疆治理体系和社会文化的融合[18][22] 边疆治理与文化融合 - 遗址考古印证了中央王朝通过柔性羁縻策略促进边疆稳定，如派遣官员协助滇王治理，保留古滇国文化基因[16][26] - 私印封泥中出现汉姓与少数民族姓名混用，直接体现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互动[22] - 考古成果完善了滇池盆地从商周到秦汉的文化序列，实证了西南边疆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25][26] 学术与社会影响 - 河泊所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简牍出土被学界称为"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大事"[3][15] - 遗址正在建设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未来可能揭示更多关于古滇国与中央王朝关系的考古证据[26]

书籍内容与定位 - 《上海六千年》系统梳理上海从史前文明到现代国际大都市的发展历程，深度挖掘上海在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的独特贡献 [1] - 该书定位为上海文明史的"3.0版本"，超越早期考古报告的局限 [2] - 书中专门介绍上海博物馆东馆"考古上海展"，体现上海考古的创新实践和探索方向 [2] 学术价值与作者阵容 - 由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等20位专家和学者组成学术底蕴深厚的作者阵容 [2] - 上海六千年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鲜活样本，书中揭示崧泽文化的黑陶纹饰与良渚玉琮的神徽构成最早的"江南审美范式" [3] - 广富林遗址出土的北方陶器与南方稻作并存，印证了司马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商贸智慧 [3] 文化意义与社会影响 - 该书为上海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有力的历史支撑和文化自信 [1] - 书中揭示上海城市精神"何以铸就的端倪"，从马家浜先民的开拓勇气到当代浦东开发开放的奇迹 [1] - 上海有六千年文化史，留下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该书引领读者踏上文化"寻根之旅" [3]

原标题："随州——汉东形胜和千年文脉"展览在苏州开幕 中新网苏州5月30日电 春秋的曾侯與铜编钟、唐代的长柄焚香铜手炉、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统帅徐 寿辉的中书礼部造统军元帅铜印……跨越数千年的文物，共同串联起随州的悠久岁月。国内首个呈现随 州通史的特别展览"随州——汉东形胜和千年文脉"30日下午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开展。通过178件/套珍 贵文物，完整呈现随州的历史变迁。 在吴文化博物馆馆长陈曾路看来，吴地与随州，虽相隔千里，却在历史的长河中遥相呼应。两地皆 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成为多元文化交融的典范。此次通过展览将随州的历史瑰宝呈现于吴地，既是对两 地千年渊源的致敬，更是对长江流域文明一体性的深刻阐释——无论汉水之滨还是太湖之畔，皆为中华 文明生生不息的见证者与推动者。 (记者 钟升) 今天的随州是湖北省的一个地级市。然而，当时间拨回千年之前，地处汉水之东、随枣走廊东端的 随州是长江中游地区通往中原和关中地区的交通要道。这里是炎帝故里，也是曾侯乙编钟破土而出的传 奇之地。曾任随州刺史的隋文帝杨坚更是一度改"随州"为"隋州"，并将其作为国号开创了对后世影响深 远的隋朝。 整个展览汇集了随州市博物馆、南阳市博物院、襄 ...

中新社北京5月23日电 题：琉璃河遗址何以实证北京三千年建城史？ ——专访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馆员、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 中新社记者 徐婧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日前入选最新公布的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琉璃河遗址是燕山南麓地区目 前已知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被学界公认为西周燕国都城和始封地、北京地区考古发现最早的城市遗 迹。 琉璃河遗址怎样实证北京三千年建城史？这处西周时期的封国遗址如何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北京地 区的考古工作如何开展国际合作？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馆员、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就此接 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2019年以来，琉璃河遗址考古取得了什么突破性进展？考古发现为北京建城史增添了哪些 实证？ 王晶：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主体为西周时期遗存，分布范围约5.25平方公里，是燕 山南麓地区目前所知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自1945年发现以来，琉璃河遗址开展了多轮发掘工作，证实 并确定了该遗址为燕国始封地。 2019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联合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等单位，重启了琉璃河遗址考古 ...

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开馆 - 凌家滩遗址博物馆于2025年5月开馆试运营，首次系统性展示考古成果，展出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文物约1100件 [1] - 博物馆建筑以十字院落为形，仿夯土外墙设计，位于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轴线 [1] - 博物馆通过器物和科技手段让五千多年前的"古国时代"可触可感 [1] 凌家滩遗址的历史地位 - 凌家滩遗址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性遗址，探索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的关键遗存 [3] - 遗址聚落轮廓长2000多米、宽约1000米，展现双重环壕系统与功能分区（防御区、居住区、祭祀区、墓葬区） [3] - 凌家滩文化呈现"复杂性、高端性、创新性、独特性"特点，但未完全形成体系化 [3] - 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并称"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 [6] 凌家滩玉器与文化特征 - 玉双虎首璜的拼合体现"合符"信物制度，印证古国时代盟约 [3] - 玉龙首尾相衔，4.4厘米身躯刻有17道龙鳞纹 [8] - 玉鹰胸腹刻八角星纹，双翅作猪首形，体现太阳、鸟、猪崇拜 [9] - 玉版有23个钻孔及八角星纹，被解读为洛书、八卦或历法雏形 [9] - 玉人背后有细如发丝的穿孔，3件完整玉人集体亮相 [9] - 玉器制造技艺高超，反映宇宙观、权力观与信仰体系，证明三大玉文化存在交流 [9] 重要考古发现与展陈 - 07M23号"王者之墓"长3.6米、宽2.1米，出土随葬品340余件（玉器210件），展现三层葬制结构 [10] - 墓葬上层覆以大玉猪（长72厘米、重88公斤），体现早期等级分化和礼制雏形 [10] - 动画演示还原葬制葬仪，VR技术让观众"穿越"至史前祭坛 [10] - 裸眼3D技术拆解玉鹰纹饰，3D扫描复原红烧土层重现祭祀场景 [10] 博物馆的社会价值 - 博物馆与遗址公园互补，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基因密码 [10] - 国家文物局评价其建成开放是中华文明探源和大遗址保护工作的里程碑 [10]

盘龙城遗址的历史意义 - 盘龙城遗址改变了学术界"商文明不及长江"的传统认知，证明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在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具有同等地位 [4] - 该遗址揭示了商代资源控制体系，展现了南北文明交融的关键价值，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4] - 盘龙城以非都城身份汇聚多重文明密码，为解读中国多元一体文明格局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依据 [4] 盘龙城的考古发现与学术价值 - 2024年是盘龙城发现70周年、考古发掘50周年，其考古采用新思路、新方法、新技术 [5] - 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器纹饰（如饕餮、夔龙、兽面）证实其为"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中心" [5] - 1954年武汉特大洪水冲刷出盘龙城，1958年被确认为早商时期遗址，证明夏商王朝政治版图扩展至长江流域 [7][9] 盘龙城的文明地位与区域影响 - 盘龙城是连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关键节点，促进长江文明演进 [10] - 在存续的300年间，盘龙城从南方据点发展为长江中游最大中心城市，体现黄河与长江文明的"对话"与交融 [12] - 盘龙城所在的武汉位于传统南北交通线，最早在文化上串联起长江与黄河流域，标志双大河文明结构的形成 [12] 盘龙城的考古新发现与研究进展 - 近十年联合考古队发现杨家湾遗址区规模巨大的石砌遗迹，为长江中游夏商时期首次发现 [15] - 小嘴遗址区发现完整铸铜作坊，包含制范、浇铸、冶炼、修整的完整产业链，是夏商时期都城外首次发现 [17] - 水下考古证实商时期盘龙城原始聚落为陆地，现沉于湖底，是环境考古的新认识 [17] 盘龙城的文化展示与未来探索 - 2024年底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联合25家文博单位举办"商翼四极"特展，展出商代早期最大青铜圆鼎（通高85厘米，重24.34千克） [18] - 盘龙城被誉为"武汉城市之根"，其完整规模、城市布局、文明程度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21] - 盘龙城考古工作持续70年，揭示其作为参与塑造早期中国文明格局的重要力量 [18][21]

琉璃河遗址考古发现 - 琉璃河遗址距今3000余年历史，被公认为西周燕国都城和始封地，是北京地区考古发现最早的城市遗迹，2024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 - 遗址地跨大石河北岸多个村庄，是燕山南麓地区已知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被誉为北京"城之源"[1] - 2019年至今系统性考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新证据[1] 城址规模与结构 - 新发现外城壕和外城墙，城址规模从不到60万平方米扩大到约100万平方米[2] - 探明北段、东段外城壕遗迹长度约1020米，北段外城壕南侧发现外城墙遗迹[2] - 内外两重城垣结构在西周封国遗址考古中属首次发现，与周原遗址城圈结构相似[2] - 内城中心发现总面积超过2300平方米的二号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出土支钉板瓦、刻辞卜甲等高等级遗物[5] 历史意义与建城证据 - "太保墉燕"铭文青铜器证实燕都由太保召公本人营建，是北京建城史上最早的出土文献[5] - 考古发现实证北京3000余年建城史，揭示从"一隅之地"到"一国之都"的转变过程[4][5] - 大型夯土井类遗迹可能是城市单元的标识性要素，内城发现多处此类遗迹[5] 考古技术与方法突破 - 运用高精度人类全基因组测序技术，首次在商周考古领域复原古代家族树[6][7] - 辨识出一组四代家族，包括兄弟三人及其妻儿的亲缘关系[7] - 发现17座带墓道墓葬，其中带斜角墓道4座、中字型4座、甲字型9座，可能代表四代燕侯[8] 未来研究方向 - 将继续以系统化聚落考古和城市考古理念为指导，探索更多未解之谜[9] - 计划同时发掘墓葬和城址，保护赓续城市历史文脉[9]

作为商周至汉晋时期云南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的 河泊所遗址近日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河泊所遗址地处滇池盆地最肥沃的东南湖滨冲积平原，东靠关岭，西临滇池。1956年，在距离河泊所遗 址约700米的石寨山古墓群出土金质"滇王之印"，以考古实证印证了汉武帝赐印封王的历史事件，标志 着滇国从相对独立的酋邦转变为汉王朝郡县制下的特殊政体。 如果说金印是古滇文明的瑰丽象征，那么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与封泥，则是中原制度在边疆落地的直 接见证。 封泥是我国古代简牍文书或物品捆扎结绳处的泥团，通常盖着主人印章，既能标识来源，又能防止被私 拆。一般来说，官方文书资料会采取焚烧、填埋等方式集中销毁，在焚烧过程中封泥发生陶化，因此被 保留下来。 封泥作为汉代文书行政的实物见证，在河泊所遗址出土近2000枚。"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等官印封泥的 发现，表明汉中央王朝在滇国故地设立益州郡后，仍保留"滇国""滇王"国号及王号，并以"相"相辅进行 地方治理。这种行政管理模式既保留滇王"复长其民"的传统权威，又通过郡县制将边疆纳入国家行政体 系。 河泊所遗址考古 ...

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文明研究 - 玛不错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4400米）、年代最早（距今4500-2000年）、延续时间最长的新石器时代湖滨遗址 [1][3] - 遗址分布面积约22.4万平方米，已发掘1650平方米，清理出60余座墓葬及40余座灰坑等遗迹 [3] - 遗址分为四期文化层：第一期距今4500-3000年，第四期距今3000-2000年，碳十四测年显示地层年代序列连续 [4] 墓葬形制与社会结构 - 发现西藏首次出现的"叠葬墓"及最早封堆墓（将封堆墓葬记录从吐蕃时期提前至史前） [4] - 第三期出现高规格石围石室墓、带分室竖穴土坑墓，出土西藏最早青铜链环、滑石珠，反映阶层分化迹象 [4] - 第四期出现西藏最早大型石构遗迹，祭祀坑内发现羊头及人类食用鸟蛋的痕迹 [4] 文化特征与跨区域交流 - 陶器演变显示四期文化差异：第一期夹细砂褐陶戳磨光侈口平底罐，第四期集中出现石网坠 [5] - 出土粟、黍、水稻等非本地作物遗存，陶器特征与四川、云南及甘青地区文化关联 [5] - 发现海贝、象牙、玛瑙、红玉髓等外来饰品，表明4000年前已存在远距离贸易网络 [6] 先民生存方式与环境适应 - 古湖面积曾达100多平方公里（现今11倍），先民利用鸬鹚骨制作鱼卡捕鱼，早期以渔业为主 [7] - 二、三期食谱中鱼类占比下降，出现家养绵羊、山羊及麦类作物，标志农牧业形成 [7] - 体质人类学研究显示先民上肢肌肉发达、牙齿高度磨耗，古DNA证实其携带东亚北方人群遗传印记 [8] 考古方法与未来展望 - 采用3毫米精细筛选，采集2000余袋标本及1300余份样品，运用古DNA等多学科技术 [7] - 目前仅发掘遗址1%面积，遗传研究表明高原南部人群沿雅鲁藏布江流域广泛分布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