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与历史意义 - 河泊所遗址揭示了古滇国都邑和益州郡郡治的双城格局，出土了"滇国相印"封泥和"益州"铭文瓦当，证实了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策略[5][10] - 遗址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核心区约3平方公里，发现了大型建筑遗迹、宽达12米的道路及从汉代延续到魏晋的城墙[5][10] - 考古发现表明汉武帝设置益州郡时未取代古滇国，而是通过"郡国并行"制度实现和平治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10][21] 简牍与封泥的文献价值 - 出土汉代简牍5万多枚，其中有字简牍1.4万余枚，内容涵盖文告、司法文书、户籍等，年代跨度近300年，证明两汉对云南的长期有效治理[13][16] - 发现2000多枚封泥，包括"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等官印封泥，显示益州郡与蜀郡、犍为等周边地区的公文往来紧密[19][21][22] - 简牍中记载了邮亭网络、《论语》传播及编户齐民制度，反映汉代边疆治理体系和社会文化的融合[18][22] 边疆治理与文化融合 - 遗址考古印证了中央王朝通过柔性羁縻策略促进边疆稳定，如派遣官员协助滇王治理，保留古滇国文化基因[16][26] - 私印封泥中出现汉姓与少数民族姓名混用，直接体现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互动[22] - 考古成果完善了滇池盆地从商周到秦汉的文化序列，实证了西南边疆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25][26] 学术与社会影响 - 河泊所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简牍出土被学界称为"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大事"[3][15] - 遗址正在建设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未来可能揭示更多关于古滇国与中央王朝关系的考古证据[26]

中新社北京5月23日电 题：琉璃河遗址何以实证北京三千年建城史？ ——专访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馆员、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 中新社记者 徐婧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日前入选最新公布的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琉璃河遗址是燕山南麓地区目 前已知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被学界公认为西周燕国都城和始封地、北京地区考古发现最早的城市遗 迹。 琉璃河遗址怎样实证北京三千年建城史？这处西周时期的封国遗址如何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北京地 区的考古工作如何开展国际合作？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馆员、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就此接 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2019年以来，琉璃河遗址考古取得了什么突破性进展？考古发现为北京建城史增添了哪些 实证？ 王晶：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主体为西周时期遗存，分布范围约5.25平方公里，是燕 山南麓地区目前所知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自1945年发现以来，琉璃河遗址开展了多轮发掘工作，证实 并确定了该遗址为燕国始封地。 2019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联合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等单位，重启了琉璃河遗址考古 ...

它为长江流域带来了青铜文明，"激活"长江中下游地区丰富的金属资源；它的发现改变了学术界对于"商文明不及长江"的传统 认知，是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发展等量齐观的历史见证…… 坐落于湖北武汉黄陂的黄陂盘龙城遗址，犹如镶嵌在长江中游的文明明珠，为中华文明演进提供了独特见证。 凭借揭示商代资源控制体系、展现南北文明交融等关键价值，黄陂盘龙城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五千载 文明星河中，盘龙城以非都城身份汇聚多重文明密码，为解读中国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诞生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依据。 "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中心" 2024年是盘龙城发现70周年、考古发掘50周年的时间节点，也是它获得"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关键之年。这处曾实 证"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的重要遗址，以大遗址考古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技术，走进学界和社会大众的视野。 狞厉的饕餮、蜷曲的夔龙、怒目的兽面……这些精美的纹饰通常满布青铜礼器之上，是商文化的独特表征。徜徉在盘龙城遗址 博物院，一件件展出的器物似在诉说着盘龙城作为"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中心"的独特地位。 这是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盘龙城遗址博物院（2025年5月1 ...

琉璃河遗址考古发现 - 琉璃河遗址距今3000余年历史，被公认为西周燕国都城和始封地，是北京地区考古发现最早的城市遗迹，2024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 - 遗址地跨大石河北岸多个村庄，是燕山南麓地区已知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被誉为北京"城之源"[1] - 2019年至今系统性考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新证据[1] 城址规模与结构 - 新发现外城壕和外城墙，城址规模从不到60万平方米扩大到约100万平方米[2] - 探明北段、东段外城壕遗迹长度约1020米，北段外城壕南侧发现外城墙遗迹[2] - 内外两重城垣结构在西周封国遗址考古中属首次发现，与周原遗址城圈结构相似[2] - 内城中心发现总面积超过2300平方米的二号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出土支钉板瓦、刻辞卜甲等高等级遗物[5] 历史意义与建城证据 - "太保墉燕"铭文青铜器证实燕都由太保召公本人营建，是北京建城史上最早的出土文献[5] - 考古发现实证北京3000余年建城史，揭示从"一隅之地"到"一国之都"的转变过程[4][5] - 大型夯土井类遗迹可能是城市单元的标识性要素，内城发现多处此类遗迹[5] 考古技术与方法突破 - 运用高精度人类全基因组测序技术，首次在商周考古领域复原古代家族树[6][7] - 辨识出一组四代家族，包括兄弟三人及其妻儿的亲缘关系[7] - 发现17座带墓道墓葬，其中带斜角墓道4座、中字型4座、甲字型9座，可能代表四代燕侯[8] 未来研究方向 - 将继续以系统化聚落考古和城市考古理念为指导，探索更多未解之谜[9] - 计划同时发掘墓葬和城址，保护赓续城市历史文脉[9]

作为商周至汉晋时期云南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的 河泊所遗址近日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河泊所遗址地处滇池盆地最肥沃的东南湖滨冲积平原，东靠关岭，西临滇池。1956年，在距离河泊所遗 址约700米的石寨山古墓群出土金质"滇王之印"，以考古实证印证了汉武帝赐印封王的历史事件，标志 着滇国从相对独立的酋邦转变为汉王朝郡县制下的特殊政体。 如果说金印是古滇文明的瑰丽象征，那么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与封泥，则是中原制度在边疆落地的直 接见证。 封泥是我国古代简牍文书或物品捆扎结绳处的泥团，通常盖着主人印章，既能标识来源，又能防止被私 拆。一般来说，官方文书资料会采取焚烧、填埋等方式集中销毁，在焚烧过程中封泥发生陶化，因此被 保留下来。 封泥作为汉代文书行政的实物见证，在河泊所遗址出土近2000枚。"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等官印封泥的 发现，表明汉中央王朝在滇国故地设立益州郡后，仍保留"滇国""滇王"国号及王号，并以"相"相辅进行 地方治理。这种行政管理模式既保留滇王"复长其民"的传统权威，又通过郡县制将边疆纳入国家行政体 系。 河泊所遗址考古 ...

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文明研究 - 玛不错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4400米）、年代最早（距今4500-2000年）、延续时间最长的新石器时代湖滨遗址 [1][3] - 遗址分布面积约22.4万平方米，已发掘1650平方米，清理出60余座墓葬及40余座灰坑等遗迹 [3] - 遗址分为四期文化层：第一期距今4500-3000年，第四期距今3000-2000年，碳十四测年显示地层年代序列连续 [4] 墓葬形制与社会结构 - 发现西藏首次出现的"叠葬墓"及最早封堆墓（将封堆墓葬记录从吐蕃时期提前至史前） [4] - 第三期出现高规格石围石室墓、带分室竖穴土坑墓，出土西藏最早青铜链环、滑石珠，反映阶层分化迹象 [4] - 第四期出现西藏最早大型石构遗迹，祭祀坑内发现羊头及人类食用鸟蛋的痕迹 [4] 文化特征与跨区域交流 - 陶器演变显示四期文化差异：第一期夹细砂褐陶戳磨光侈口平底罐，第四期集中出现石网坠 [5] - 出土粟、黍、水稻等非本地作物遗存，陶器特征与四川、云南及甘青地区文化关联 [5] - 发现海贝、象牙、玛瑙、红玉髓等外来饰品，表明4000年前已存在远距离贸易网络 [6] 先民生存方式与环境适应 - 古湖面积曾达100多平方公里（现今11倍），先民利用鸬鹚骨制作鱼卡捕鱼，早期以渔业为主 [7] - 二、三期食谱中鱼类占比下降，出现家养绵羊、山羊及麦类作物，标志农牧业形成 [7] - 体质人类学研究显示先民上肢肌肉发达、牙齿高度磨耗，古DNA证实其携带东亚北方人群遗传印记 [8] 考古方法与未来展望 - 采用3毫米精细筛选，采集2000余袋标本及1300余份样品，运用古DNA等多学科技术 [7] - 目前仅发掘遗址1%面积，遗传研究表明高原南部人群沿雅鲁藏布江流域广泛分布 [8]

考古发现 - 河泊所遗址入选中国2024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是商周至汉晋时期云南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 [2] - 遗址既是古滇国都邑，也是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出土封泥、简牍、建筑基址等实证串联起中国西南边疆从多元文化到国家一体的历史脉络 [2] - 遗址西部发现密集的居住区、祭祀区和手工业区，出土"滇国相印"封泥与青铜器、陶器等遗存，首次确认这里是古滇国的政治中心 [2] 遗址布局 - 遗址东部发现宽约12米的道路、大型官署建筑基址、城墙遗迹以及"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等封泥，证实为西汉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3] - "一址双城"格局保留古滇国都邑文化基因，同时展现汉王朝推行郡县制的治理智慧，体现中央政权"因俗而治"的边疆政策 [4] 出土文物 - 发现简牍5万余枚，其中1.4万枚带有文字，内容涵盖行政文书、司法记录、户籍名册等，详细记录益州郡赋役制度、司法程序和民族管理 [4] - "始元四年"简牍将云南文字史料跨度延伸至西汉中期，"罪当死"司法文书实证汉律在边疆施行，"滇池以亭行"简文揭示汉代邮亭网络 [4] - 出土2000余枚封泥，"滇国相印"封泥填补文献空白，证实汉武帝设立"滇相"一职，形成"郡国并行"治理模式 [5] - "益州刺史""广汉太守章"等官印封泥串联起益州郡与周边郡县的行政网络，揭示中央与地方文书往来 [6] 历史意义 - 遗址完整串联古滇国与汉代两大阶段，石寨山文化青铜器展现西南边疆文化多样性，汉代益州郡设立标志中央政权对云南正式管辖 [7] - 益州郡郡治与滇国都邑比邻的格局保留地方文化特质，又通过行政制度推动"国家一体化"，成为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缩影 [7]

展览概述 - "王子、质子、国王：南越明王和他的时代"展览于4月29日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开幕，将持续至8月20日 [1] - 展览分为"南越王子""长安为质""南越明王""南越鸿门宴"四个部分，通过160余件(套)汉代文物呈现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的故事及其时代面貌 [3] 展览内容 - 展出了第二代南越王赵眜的遗骸，这是其遗骸15年来首次展出，墓主下葬时身着玉衣，死亡年龄约40岁至45岁 [3][8] - 展品包括六博棋、汉式铜鼎、越式铜鼎等汉代文物，其中南越文王墓出土的4套六博棋具分为青玉、水晶、象牙3种材质 [8] - 南越文王墓共出土铜、铁、陶鼎51件，其中青铜鼎36件，4件汉式铜鼎和3个越式铜鼎器身有"蕃禺"或"蕃"的铭文 [8] 历史背景 - 赵婴齐(约公元前150年至公元前113年)是南越文王赵眜之子，一生历经王子、质子、明王三种身份转换 [5] - 赵婴齐统治南越时，政治上采纳汉王朝治理体系，经济上引进中原先进技术，推动了岭南地区与中原文化的深度融合 [5][7] - 南越王博物院此前已举办第一代南越王赵佗、第二代南越王赵眜的专题展览，赵婴齐是南越文化与汉文化深度融合的推动者 [7] 文化意义 - 展览再现了南越国中期岭南地区逐步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3] - 流行于中原地区的六博棋在岭南的发现，反映了中原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8] - "蕃禺"铭文铜鼎的出土印证了广州作为南越国都城的历史地位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