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助贷合作模式定义与特点 - 互联网助贷合作是银行与外部互联网平台的一种合作模式，平台凭借流量与技术优势负责客户导流、初步风控及贷后管理等环节，银行作为资金提供方完成最终审批与放款 [1] - 该模式具有高效率、强场景等特点，曾帮助中小银行以较低成本突破地域限制，快速触达全国长尾客群，从而丰富零售资产、优化业务结构 [1] 中小银行合作现状与风险暴露 - 近期新疆、黑龙江等多地中小银行收缩互联网助贷合作业务，有银行已明确暂停新增合作 [1] - 伴随业务快速扩张，风险隐患逐渐显露，个别助贷平台股权结构复杂，与多家中小银行形成关联网络，一旦出现风险容易传导至合作银行，加剧资产质量压力 [1] - 市场积累的风险开始显现，“共债风险”加剧，部分合作平台通过复杂协议规避监管 [2] 监管新规与行业影响 - 2025年10月1日，《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正式实施，推动行业从规模扩张向合规发展转变 [2] - 新规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实施合作机构名单制管理、压实主体责任，并设定了综合融资成本硬性要求，辅以严厉的违规处罚 [2] - 监管明确要求银行实行合作机构“白名单”管理，将增信费用纳入综合融资成本，禁止风险外包 [2] - 新规之下，行业加速洗牌，大量难以满足合规与技术门槛要求的中小助贷机构面临出清风险，市场资源加速向少数头部科技平台汇聚 [3] 商业模式与行业格局演变 - 助贷平台扮演的角色将从以往提供“兜底担保”向“技术赋能与服务中介”回归，盈利模式趋于透明，以往通过各类名目变相加收费用的模式被严格限制 [3] - 部分依赖高定价覆盖高风险的非合规业务必然收缩，推动行业资源更多地向普惠小微、消费场景及“首贷”等符合政策导向的领域集中 [3] - 银行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将从过去权责不甚清晰的松散合作，转向基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更为平等与规范的深度协作伙伴关系 [3] 银行未来发展方向 - 银行需从追求规模的“流量依赖”转向注重核心能力的“风控自主” [3] - 银行需要通过科技赋能提升精准营销效率，通过场景嵌入深化县域金融渗透 [3] - 银行可尝试同业协同共建资源共享网络，以及通过理财代销联动，以理财产品反哺客户 [3]

银行集体收缩助贷业务 - 近期多家地方性商业银行集体暂停或缩减互联网助贷合作业务，例如乌鲁木齐银行、龙江银行、贵阳银行宣布暂停新增合作，吉林亿联银行等大幅缩减合作机构数量 [1][11] - 银行收缩合作的主要顾虑在于“共债风险”，并且在《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助贷新规）出台后，银行持续缩减与腰部以下平台的合作 [1][11] - 银行的“急刹车”反映出部分银行过去过于依赖外部助贷机构，自身风险能力建设不足，助贷新规带来的业务调整“阵痛”预计将持续一段时间 [1][11] 不合规的兜底模式与风险 - 在助贷新规前，中小型助贷平台常向银行提供更低的费率和兜底承诺，银行可从平台缴纳的“保证金”中扣除坏账，形成对银行看似“万无一失”的模式 [2][12] - 金融监管部门多次明令禁止银行将信贷风控外包，强调银行需建立自身风控体系，因此“助贷平台兜底”本身不合规，但实际业务中通过“保证金”、“抽屉协议”等方式的兜底现象仍普遍存在 [2][12] - 银行此前对部分中小平台推送的低质量客户“假装看不见”，因为平台向客户收取的高利率足以维持其利润空间并履行兜底承诺 [3][13] 助贷新规的核心影响 - 助贷新规要求助贷平台最终综合利率需降至24%以下，监管部门引导综合信贷成本进一步下行，这压缩了平台的利润空间，使其未来履行兜底承诺的能力存疑 [3][13] - 新规打破了银行的“侥幸心理”，银行判断部分中小平台在新规下将无法维持兜底能力，一旦风险暴露将危及银行资产安全，因此银行的“瘦身”是防御性战略选择 [3][13] - 虽然中小银行可借助互联网助贷扩大规模、完成业务“冲量”，但助贷业务不良可能性加大，对银行长期发展不利 [3][13] 助贷平台盈利空间被大幅压缩 - 助贷平台正在结束高利润时代，新规前一笔贷款利润约为4个点，目前利润约为2个点，不少平台仅能维持盈亏平衡 [5][14] - 监管虽未明确综合费率上限，但业内普遍认为24%以上是红区，且监管最终希望将综合融资成本压缩至LPR的4倍（按最新1年期LPR计算约为年化12%） [5][14] - 若综合利率在24%，助贷机构尚可有1-2个点的盈利；若在20%以内，大部分平台将难以为继 [6][15] - 平台盈利模式中，资金成本新规后可能从6个点升至8个点，部分坏账兜底成本从年化15个点升至25个点，同时获客成本飙升至2000元/人，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 [6][15] 行业乱象与潜在风险 - 部分助贷平台过去业务模式简单粗暴，依赖高利率盈利，风控不成熟，客户还款能力和意愿较低 [7][16] - 部分助贷公司之间形成“信息共享链条”，将即将逾期的客户介绍给其他平台以转嫁风险并赚取导流费，这加剧了行业共债和反催收问题 [7][16] - 新规出台后，银行出于合规和风险考虑，助贷市场资金价格一度狂飙，部分地区数月内上升2个点，“头寸特别紧张”成常态，这进一步加快了银行与中小平台“瘦身”的速度 [6][15] 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 助贷新规意味着行业告别“野蛮生长”，进入“合规为王”、“风控为本”的新阶段，未来竞争将是风险管理能力、金融科技实力、客户精细化运营能力的综合较量 [8][17] - 银行对助贷平台缩量是对合规的回应，但若缩量太快，可能导致部分平台不良率陡然上升，并通过共债问题将风险传导至整个银行业，银行消化存量“尾部客户”需时间、耐心和策略 [8][17] - 盈利空间被压缩后，“24%+权益”、商城等模式兴起，但平台推行谨慎，担心被监管叫停，业内分析认为这些仍是寄托于“高利率创造高盈利”的老路 [9][18][19] - 助贷平台想活下去必须摒弃过去简单粗暴的发展模式，回归助贷业务本身，未来行业将面临大规模洗牌，规模小、无真实风控能力的平台将退出，有金融科技能力和获客渠道的平台有望脱颖而出 [10][19]

银行集体收缩助贷业务 - 近期多家地方性商业银行集体暂停或缩减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例如乌鲁木齐银行、龙江银行、贵阳银行宣布暂停新增合作，吉林亿联银行等大幅缩减合作机构数量 [1] - 银行收缩合作的主要顾虑在于“共债风险”，且在《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助贷新规）出台后，银行持续缩减与腰部以下平台的合作 [1] - 银行的“急刹车”反映出部分银行此前过度依赖外部助贷机构，自身风险能力建设不足，助贷新规带来的业务调整“阵痛”预计将持续 [1] 银行收缩背后的风险与模式转变 - 银行担忧中小助贷平台的潜在风险，目前合作主要集中于头部平台 [2] - 新规前，中小平台为争取合作，向银行提供更低费率并承诺“兜底”，银行可从平台缴纳的“保证金”中扣除坏账，形成对银行而言“万无一失”的模式 [2] - 但“助贷平台兜底”模式本身不合规，监管多次禁止银行将信贷风控外包，要求银行建立自身风控体系，然而在实际业务中，通过“保证金”或“抽屉协议”等形式的兜底现象仍普遍存在 [2] - 新规前，银行对部分中小平台推送的低质量客户“假装看不见”，因为平台通过向客户收取高利率来维持利润并履行兜底承诺 [3] - 助贷新规要求助贷平台综合利率降至24%以下，并引导成本进一步下行，这压缩了平台利润空间，使其未来履行兜底承诺的能力存疑，银行因此进行防御性战略收缩 [3] - 有银行人士指出，虽然借助助贷可扩大规模、完成业务“冲量”，但助贷业务不良可能性加大，对银行长期发展不利 [3] 助贷平台面临的盈利压力与成本变化 - 助贷平台利润空间被显著压缩，行业高利润时代结束，新规前一笔贷款利润约4个点，目前仅约2个点，不少平台挣扎于盈亏平衡线 [4] - 监管虽未明确综合费率上限，但行业普遍参照24%为红线，或最终目标为LPR的4倍（按最新1年期LPR计算约为年化12%） [4] - 若综合利率在24%，助贷机构尚可有1-2个点的盈利；若压降至20%以内，大部分平台将难以为继 [5] - 平台盈利模式中，资金成本约6个点，坏账兜底成本约年化15个点；新规后资金成本可能升至8个点左右，部分平台坏账兜底成本更升至25个点左右 [5] - 行业“内卷”导致获客成本飙升至2000元/人，成为成本陡增原因之一 [5] - 新规后，银行出于合规与风险考虑，助贷市场资金价格一度飙升，部分地区数月内上升2个点，“头寸特别紧张”成常态 [5] 行业乱象与模式不可持续性 - 部分助贷平台过去模式简单粗暴，依赖高利率盈利，风控不成熟，客户还款能力和意愿较低 [6] - 为维持平衡，部分平台间形成“信息共享链条”，将即将逾期的客户介绍给其他平台以转嫁风险并赚取“导流费”，这加剧了行业共债和反催收问题 [6] - 此类模式在助贷新规下难以为继，相关平台将被淘汰，当前阵痛是过去未踏实做业务的后果 [6] 行业阵痛与未来展望 - 助贷新规的影响波及银行与平台双方，有民营银行在终止合作后自身贷款规模也有所下降 [7] - 新规意味着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告别“野蛮生长”，进入“合规为王”、“风控为本”的新阶段，给过度依赖该业务的中小银行带来巨大调整压力 [7] - 未来竞争将是风险管理能力、金融科技实力、客户精细化运营能力的综合较量 [7] - 银行对助贷平台缩量是对合规的回应，但若缩量太快，可能导致部分平台不良率陡然上升，并通过共债问题将风险传导至整个银行业 [7] - 需要消化的存量客户是原本不符合银行贷款要求的“尾部客户”，银行处置这部分客户需要时间、耐心和策略 [8] - 盈利空间压缩后，部分助贷平台尝试“24%+权益”、商城等模式，但平台推行谨慎，担心被监管叫停 [8] - 有分析认为，这些创新模式仍是寄托于“高利率创造高盈利”的老路，平台想活下去必须摒弃过去简单粗暴的模式，回归助贷业务本身 [8] - 行业将面临大规模洗牌，规模小、无真实风控能力的平台将退出，部分腰部平台业务在贷余额也将受较大影响，真正有金融科技能力和获客渠道的平台有望脱颖而出 [8]

文章核心观点 - 在监管新规引导下，多家地方性商业银行正集体暂停或缩减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行业进入以合规和风控为核心的调整阶段，银行与助贷平台均面临业务阵痛与模式重构的压力 [1][7] 银行收缩助贷业务的原因与行动 - 多家地方性银行近期采取行动，乌鲁木齐银行、龙江银行、贵阳银行相继宣布暂停新增互联网助贷合作业务，吉林亿联银行等多家银行则大幅缩减合作机构数量 [1] - 银行收缩合作的主要顾虑是“共债风险”，并在《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助贷新规）出台后持续缩减与腰部以下平台的合作 [1] - 部分银行此前过于依赖外部助贷机构而自身风控能力建设不足，此次收缩是防御性的战略选择，以应对潜在风险 [1][3] - 银行担忧中小助贷平台在利率下行、利润空间压缩后，无法继续履行“兜底”承诺，从而危及银行资产安全 [2][3] 被摒弃的“兜底”合作模式及其风险 - 新规出台前，中小型助贷平台为争取合作，向银行提供更低费率并承诺“兜底”，银行可从平台缴纳的“保证金”中直接扣除坏账，这对银行曾是“万无一失”的模式 [2] - 然而，“助贷平台兜底”模式本身不合规，监管多次明令禁止银行将信贷风控外包，但该模式在实际业务中通过“保证金”或“抽屉协议”等形式普遍存在 [2] - 银行此前对部分中小平台推送的低质量客户“假装看不见”，因为平台通过向客户收取高利率来维持利润并履行兜底承诺 [3] - 助贷新规要求综合利率降至24%以下并引导成本进一步下行，压缩了平台利润空间，使其兜底能力存疑，打破了银行的“侥幸心理” [3] 助贷新规对行业成本与利润的冲击 - 助贷平台的利润空间被显著压缩，新规前一笔贷款可赚取约4个点的利润，目前仅能赚约2个点，不少平台在努力维持盈亏平衡 [4] - 监管期望将综合融资成本压缩至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按最新1年期LPR计算即年化12%，若利率在20%以内，大部分助贷平台将难以为继 [5] - 平台盈利模式中，资金成本从约6个点升至8个点，部分平台坏账兜底成本从约年化15个点升至25个点，同时获客成本飙升至2000元/人，进一步挤压利润 [5] - 新规后，银行出于合规与风险考虑收紧资金，导致助贷市场资金价格一度狂飙，部分地区数月内上升2个点，资金“头寸特别紧张” [6] 行业乱象与潜在风险 - 部分中小助贷平台过去业务模式简单粗暴，依赖高利率盈利，风控不成熟，其客户还款能力和意愿较低 [6] - 为维持平衡，部分助贷公司之间形成“信息共享链条”，将即将逾期客户介绍给其他平台以转嫁风险并赚取“导流费”，这加剧了行业共债和反催收问题 [6] - 银行若对助贷平台缩量太快，可能导致部分平台不良率陡然上升，并通过共债问题将风险传导至整个银行业，因为存量客户中包含大量不符合银行要求的“尾部客户” [7] 行业未来发展趋势与出路 - 行业阵痛将持续，助贷业务将告别“野蛮生长”，进入“合规为王”、“风控为本”的新阶段，未来竞争核心是风险管理能力、金融科技实力与客户精细化运营能力 [7] - 为应对盈利压力，部分助贷平台尝试“24%+权益”、商城等创新模式，但平台推行谨慎，担心被监管叫停 [8] - 分析认为，这些创新模式本质仍是寄托于“高利率创造高盈利”的老路，平台想生存必须摒弃过去简单粗暴的模式，回归助贷业务本身 [8] - 行业将面临大规模洗牌，规模小、无真实风控能力的平台将退出，部分腰部平台业务在贷余额也会受较大影响，真正有金融科技能力和获客渠道的平台将脱颖而出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