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十五五”时期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以“融合”为重要抓手，重点推进区域、城乡、产城、数智、绿色、文化和安全等7方面的深度融合 [1] - 城镇化发展需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并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以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为主线 [1][7] - 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的核心是推进同城化与一体化，而非单纯规模扩张，最终评判标准在于是否为市民带来实际利益 [2][3] 城市群与都市圈建设 - 当前城市群和都市圈仍以物理状态自然存在，城市间经济社会互动不深入，协同发展基础不牢固，低水平同质化现象严重 [2] - 中心城市对一般城市和乡村的虹吸效应大于辐射效应，一些省会城市通过扩城提高首位度，形成一城独大局面，压缩了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动能 [2] - 建设重点在于推进同城化与一体化，需通过协同与联通提升发展质量，特别要加强新老基础设施衔接和基本公共服务的连通性 [2][3] - 应建立一批不同类型的高品质现代化都市圈，重点提升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国际竞争能力 [3] - 需建立现代化城市群体系，将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定位为世界级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远期也有条件建成世界级，成渝双城经济圈应纳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 [4] - 国家中心城市空间布局需优化，例如将沈阳纳入规划以促进东北地区全面振兴 [4] 城乡融合 - 城市应努力对农村尽到反哺之义、回馈之责，因为农村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中最薄弱环节，仅依靠自身无法实现现代化 [5] - 主要通过改革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扫清农民进城阻碍，并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以引入城市资源 [6] - 县城将成为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平台，进城农民若回流首选地为县城或县级市中心城区 [6] - 预测到2030年乡村常住人口将从4.65亿降至3.98亿，2035年降至3.53亿；行政村数量到2030年将减少约4.68万个，2035年再减少2.71万个 [7] - 面对人口减少趋势，需优化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置，加强低效闲置资源盘活，探索建立农民“三权”市场化有偿退出机制 [7] 城镇化发展预测 - 预测中国城镇化率2030年将达到71.5%，2035年达到74.6% [7] - “十五五”时期城镇化仍处于快速推进时期，但需以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提高质量的关键和首要任务 [7]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规模与地位 - 2024年粤港澳大湾区国内生产总值达约14.79万亿元，与东京湾区并列全球经济规模第一梯队 [1][7] - 大湾区内地九市GDP为115365.14亿元，同比增长3.7%，香港GDP为31769.93亿港元，同比增长2.5%，澳门GDP为4033.14亿澳门元，同比增长8.8% [7] - 人均GDP估算约17.02万元，经济总量已超越纽约和旧金山两个世界级湾区 [1][8] 城市群发展模式转型 - 大湾区发展引擎从以香港、广州为代表的门户城市，转向以深圳为代表的创新城市 [4][10] - 城市间合作模式从以往围绕港口、贸易的联动，转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协同 [10] - 发展模式从“地理叠加”走向“化学融合”，通过交通基建和跨境机制建设支持要素流动 [5][6] 要素流动与协同效应 - 近三年大湾区内部人才流动率提升25%，与外部交流频率增长30% [6] - 截至2024年5月末，参与“跨境理财通”个人投资者达11.57万人，跨境汇划金额590.61亿元 [6] - 通关效率提高及开放自驾车往来使澳门到珠海横琴的通勤时间从1.5小时缩短至10分钟，形成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 [1][6] 产业链与创新生态 -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的供应链70%以上能够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解决，打印机产业在湾区已自成系统 [1][7] - 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累计吸引项目金额超过3亿元，与超过20家企业签订联合实验室协议 [7] - 大湾区拥有超过7.6万家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位居全国前列，具备基础科研、应用转化和强大金融服务的科技进步“三驾马车” [12] 核心城市功能定位演变 - 深圳持续强化创新优势，并通过构建都市圈将部分生产功能疏解至东莞、惠州、中山等周边地区 [11] - 香港在保持金融、贸易等传统支柱产业基础上，加强科技创新与高端专业服务，推动“再工业化” [11] - 广州通过南沙科学城建设和引进科创企业推动产业转型，澳门则发力“1+4”产业多元化战略 [11] 全球角色与未来定位 -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中国链接东南亚市场的重要支点，在区域供应链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 [4][14] - 凭借区位优势，大湾区可成为辐射中国与东南亚供应链的亚太研发中心，服务两地市场 [15] - 通过结合“产业+金融+创新”三类发展路径，大湾区有机会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复合功能最强的世界级城市群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