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是扩大内需、激活国内大市场的核心抓手和长效保障 [1][2][5] 内需不足的现状与症结 - 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内需不足是核心症结 [1] - 中国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39%，显著低于全球平均57%的水平和发达经济体 [2] - 内需问题的根源在于劳动者劳动报酬长期偏低，导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 [1][2] 普通劳动者收入与消费市场的关系 - 中国拥有超过14亿人口、9亿多劳动人口、4.5亿就业劳动者，其中普通劳动者占就业人口的80%以上 [1] - 普通劳动者收入具有“高消费转化属性”，其收入增长大多直接转化为消费 [3] - 量化分析显示，若普通劳动者人均月收入提高1000元，按4.5亿就业人口、0.75的边际消费倾向计算，年消费总量可新增4.05万亿元，约占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6% [3] - 2020年至2024年，中国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年均增长9.6%，2024年占比达46.1%，体现了收入增长带动的消费升级 [3] 扩大内需的政策与机制建议 - 关键在于构建“能增长、可预期、有保障”的收入分配机制 [3] - 首要任务是完善和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推动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 [4] - 需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保障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的权益 [4] - 在再分配环节，通过税收调节、社会保障兜底来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4] - 需强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减少普通劳动者的“预防性储蓄” [4]

大力提振消费的必要性 - 大力提振消费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和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战略选择，居民消费率提高被视为经济更稳定、内生动力更强的标志[3] - 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第三产业占比超越第二产业，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消费不振导致供求失衡和物价低位运行[3] -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突出，2025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3.5%，消费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更加稳固[4] - 扩大消费是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的主要抓手，消费需求尤其是服务消费是扩大内需的主攻方向，需短期措施与长期政策协同配合[5] 我国居民消费偏弱的原因 - 消费偏弱与公共资源的传统配置方式密切相关，公共资源长期向供给侧倾斜导致内需相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6] - 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较低是消费率低的重要因素，2020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54.3%，而一般发达国家为80%左右[7] -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我国居民部门占比60.6%，较世界平均水平低5.5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占比24.7%较世界平均水平高5.6个百分点[8] - 政府转移性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不充分、不均衡，欧盟国家社会保障使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下降40%，而中国仅下降12.3%[8] - 居民住房投资挤占消费支出空间，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制约中低收入群体消费[8] 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举措 - 通过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构建提振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包括引导企业合理提高劳动者薪酬并给予税收激励[9] - 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推进税制结构优化降低生产端税负，扩大社会保障基金来源强化转移支付[9] - 加大在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投入，释放居民消费潜能[9] - 实现消费水平跨越需克服三重阻力：GDP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减速、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快速老龄化未富先老[10][11][12][13] - 2024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达0.465，收入差距过大致使全社会积累未满足的消费需求[12]

经济政策主张 - 核心观点为不应继续加大基建投资力度，而应将政策重点转移至提高居民收入、提振消费上 [2] - 对投资过于倚重的趋势从1998年出现，2008年后负面影响显现，导致消费占GDP比重长期处于低位 [3] - 经济政策的中长期目标应是提高居民收入，需要建立基于共识和法律的机制，使企业在利润增长时相应提高员工工资 [3] 投资与消费结构分析 - 长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常规的50%降至2008年后的35%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至15个百分点 [15][16] - GDP分配如同分月饼，资金大量投向基建和政府支出，居民所得就相应减少，体现为职工工资增长缓慢和社会保障支出不足 [16] - 宏观调控长期依赖“双积极”政策，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房地产建设上，但许多项目社会效益好而经济效益不佳，如高铁真正盈利的线路不多 [4][5] 新基建与特定行业观点 - 对新基建主张一分为二看待，特高压输电等领域值得投入，但5G基站建设过于超前，一个基站成本动辄50万至上百万元，全覆盖花费巨大而生产领域需求不迫切 [14] - 房地产热潮与地方政府财源动机高度相关，建议将土地出让金收归中央以遏制房地产热 [12] - 许多企业家反映并非没有资金，而是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方向，现在投什么都不赚钱，需解决企业“无处可投资”的困境 [6] 就业与收入分配机制 - 失业率统计应更关注农村失业问题，大量农民工失业后返回乡村，这是统计工作需要加强覆盖的领域 [7] - 建议建立工资与利润协同增长机制，通过立法手段实现，并应覆盖所有企业，重点放在低收入企业与部门 [17][18] - 提高居民收入的三项基本方法包括调整收入分配机制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加强社会保障减少后顾之忧、想办法减少居民负担如教育费用 [19] 对当前经济现象的看法 - 认为“反内卷”政策被许多行业误解，泛泛地“反内卷”容易挫伤竞争活力，且往往受到行业头部企业欢迎，政策不应被少数企业利益“带节奏” [26] - 企业账期延长问题根源往往在于政府拖欠款项，源于政府做了超出自身能力的事情，未遵循“量入为出”原则 [25] - 中国尚未跨越“刘易斯拐点”，农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农村人均收入仅为城市的一半，劳动力转移动力依然存在 [10]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 - 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科技创新是核心要素[7] -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推动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对生产要素报酬提出新要求[7] - 新质生产力显著特点是创新，需要劳动者具备新知识、数字素养及驾驭人工智能能力[7] 生产要素的质态跃升与报酬 - 劳动者质态跃升表现为复杂劳动者（如技术、管理人才）成为第一要素，其知识、技术价值需在分配中体现[7] - 劳动资料质态跃升体现为数字化平台（云计算、机器人等）成为新型劳动资料，先进程度决定企业生产力水平[8] - 劳动对象质态跃升包括清洁能源、绿色技术及数据等非物质形态要素，需在财富分配中体现其价值[9] 数据要素的关键作用 - 数据是新型生产要素，其生成依赖算力、算法及处理能力，科技含量越高则价值越大[10][11] - 数据流通越广泛则收益越高，但面临平台垄断和信息不对称问题，需完善产权制度[12] - 需建立数据基础制度（产权、交易、分配、治理）以激活数据潜能，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13] 收入分配机制 - 分配包括两次过程：市场对企业间分配（第一次）和企业内部按要素贡献分配（第二次）[4][5] - 新质生产力强的企业通过市场竞争获得更高收入，并依据要素边际贡献进行内部分配[5][6] - 分配机制遵循"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原则，促进生产要素优化组合[6] 数字经济与生产条件 - 数字经济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生产条件，关键要素为数据、算力、算法[3] - 不同企业拥有生产要素的程度差异导致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分化[3] - 数据要素分配需解决产权确权问题，避免垄断并实现流通价值[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