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美关键矿产同盟 - 澳大利亚和美国签署框架协议，共同认定价值85亿美元的优先项目群，以打破中国在稀土供应领域的主导地位[1] - 该协议被视为为打破中国在稀土供应领域市场主导地位所做出的最大努力，旨在确保关键矿产与稀土供应链安全[1] - 对澳大利亚而言，这是从单纯采矿转向建立中游加工能力、攀登价值阶梯的邀请[2] - 对投资者而言，协议带来了政策确定性，包括政府参与、优惠融资以及有保障的采购权，为相关公司带来更明确的收入预期[2] 关键矿产市场机遇与风险 - 精炼、分离和加工领域的企业将受益最大，新模式是从"矿山到金属"的在岸精炼和增值模式[3] - 关键矿产项目属于资本密集型，在产生收入前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且金属价格可能不透明且波动较大[3] - 地缘政治风向可能瞬息万变，政策承诺也可能滞后于实施，投资需关注多元化、耐心及项目里程碑的完成情况[3] 关键矿产领域潜在赢家 - 老牌企业如Lynas Rare Earths (LYC)和Iluka Resources (ILU)拥有成熟的生产和加工业务，能利用当前矿产价格上涨机会，但价格下跌时风险较大[4] - 开发商如Arafura Rare Earths (ARU)、Cobalt Blue Holdings (COB)等正朝着商业化迈进，并获得政府不同层度的支持[5] - 勘探公司如WA1 Resources (WA1)和Chalice Mining (CHN)处于风险曲线更上游，新矿藏发现和可行性研究可能大幅推高股价[5] 黄金市场动态 - 金价出现回调，现货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004.26美元，随后回升至每盎司4138美元，周二出现超过5%的跌幅，为2013年以来最大单日下跌幅度[6] - 金价回调前，流入澳交所上市的黄金交易所交易基金（ETF）的资金额创下9.97亿澳元的年内新高，超过2020年疫情期间创下的9.81亿澳元峰值[6] - 金矿商生产黄金的平均成本为每盎司1500美元，金价上涨使金矿公司继续创造巨额利润，伴随金价接近60%的上涨，2025年VanEck的金矿股ETF规模翻了一番[6] Theta Gold Mines融资与项目进展 - Theta Gold Mines (TGM)获得总额600万美元（约930万澳元）的新增基石投资，同时完成约780万澳元的可转债转股[9] - 公司以每股0.155澳元的价格发行约5978万股普通股，同时向投资人配发约2512万份非上市期权，新发行股份将自发行日起锁定24个月[10] - 融资资金将用于TGME金矿项目的厂区建设、基础设施工程、设备采购以及一般营运资金，公司计划在2025年11月28日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上提交该事项审议[12] - 可转债转股将发行4403万股普通股，并向三家投资方授予共1000万份非上市期权，行权价为0.32澳元，期限18个月，此举将显著降低债务压力，优化资产负债表结构[13] SSH Group战略合作 - SSH Group (SSH)与香港鑫海矿业服务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入股协议，鑫海投资约253万澳元以每股0.15澳元的价格认购16,888,000股SSH新发行的普通股，以15.5%的持股比例成为重要战略股东[17] - 增发价格较增发前最后交易日SSH收盘价溢价约3%，增发新股附带844.4万份认股期权，行权价0.25澳元，行权期至2027年10月31日[17] - 合作将鑫海在全球EPCM+O领域的成功经验与SSH的商业模式融合，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服务能力，增强SSH在项目获取、成本控制与全球化扩张方面的潜力[18][20] - 消息发布当日，SSH Group股价逆市上扬，涨幅13.79%[21] 行业会议与政策动向 - 2025年国际矿业与资源大会（IMARC 2025）在悉尼举行，来自125个国家的11,000多名与会者和550名发言人参会，参展商数量创新高[22] - 大会重点展示最新的采矿技术、设备和服务，涵盖自动化、人工智能、脱碳解决方案以及数字化转型工具等领域[22] - 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部长级代表在大会上积极介绍本地区资源优势，新州州长表示将通过减少繁文缛节来促进关键矿产项目，维州表示其关键矿产路线图正在推动资源行业发展[25] - 南澳拥有澳大利亚三分之二已知铜资源，昆州则强调其从煤炭到铜、钒等矿产的多元化资源产业蕴含强大的价值链机遇[26]

经济政策主张 - 核心观点为不应继续加大基建投资力度，而应将政策重点转移至提高居民收入、提振消费上 [2] - 对投资过于倚重的趋势从1998年出现，2008年后负面影响显现，导致消费占GDP比重长期处于低位 [3] - 经济政策的中长期目标应是提高居民收入，需要建立基于共识和法律的机制，使企业在利润增长时相应提高员工工资 [3] 投资与消费结构分析 - 长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常规的50%降至2008年后的35%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至15个百分点 [15][16] - GDP分配如同分月饼，资金大量投向基建和政府支出，居民所得就相应减少，体现为职工工资增长缓慢和社会保障支出不足 [16] - 宏观调控长期依赖“双积极”政策，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房地产建设上，但许多项目社会效益好而经济效益不佳，如高铁真正盈利的线路不多 [4][5] 新基建与特定行业观点 - 对新基建主张一分为二看待，特高压输电等领域值得投入，但5G基站建设过于超前，一个基站成本动辄50万至上百万元，全覆盖花费巨大而生产领域需求不迫切 [14] - 房地产热潮与地方政府财源动机高度相关，建议将土地出让金收归中央以遏制房地产热 [12] - 许多企业家反映并非没有资金，而是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方向，现在投什么都不赚钱，需解决企业“无处可投资”的困境 [6] 就业与收入分配机制 - 失业率统计应更关注农村失业问题，大量农民工失业后返回乡村，这是统计工作需要加强覆盖的领域 [7] - 建议建立工资与利润协同增长机制，通过立法手段实现，并应覆盖所有企业，重点放在低收入企业与部门 [17][18] - 提高居民收入的三项基本方法包括调整收入分配机制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加强社会保障减少后顾之忧、想办法减少居民负担如教育费用 [19] 对当前经济现象的看法 - 认为“反内卷”政策被许多行业误解，泛泛地“反内卷”容易挫伤竞争活力，且往往受到行业头部企业欢迎，政策不应被少数企业利益“带节奏” [26] - 企业账期延长问题根源往往在于政府拖欠款项，源于政府做了超出自身能力的事情，未遵循“量入为出”原则 [25] - 中国尚未跨越“刘易斯拐点”，农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农村人均收入仅为城市的一半，劳动力转移动力依然存在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