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股与A股市场策略 - 面对近期市场波动，尤其是恒生科技指数的快速回调，投资者担忧市场逻辑被破坏，但分析认为市场或有超调，回撤后短期存在向上修复空间[3] - 中期来看，信用周期决定指数空间，产业趋势决定结构强弱，流动性放大波动，基准情形下，判断港股盈利增长3-4%与景气结构主线情绪修复，或推动恒生指数中枢上行至28,000-29,000点[3] - A股在基本面与流动性上强于港股，港股的优势在于其特色结构，行业配置上，信用周期决定方向，基本面和资金面决定轮动，短期关注必需零售、科技硬件、新消费、金融、生物科技，而有色金属需等待时机[3] 美国政策政治经济学分析 - 近期特朗普的“政策谱”频繁增添新招，引发全球市场剧烈震荡，其一系列非常规操作本质上是对美国国内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的应激性纾解，根源在于80年代新自由主义浪潮导致的长期分配失衡[7] - 在结构性改革停滞的背景下，本应用于非常时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被常态化，而后凯恩斯主义强调的改善分配在美国推进举步维艰[7] - 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底层逻辑，资本主义内部社会矛盾的持续累积，终将催生矛盾向外转移的必然趋势，特朗普的政策实践是这一逻辑的现实映射[7] 资本账户开放的认知误区 - 围绕资本账户开放的担忧，部分源于对资本流动、汇率形成机制及相关政策工具的认知偏差，部分经验判断在当前内外环境和制度条件下已未必成立[9] - 在全球货币秩序加速重构的战略窗口期，进一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现实条件正趋于成熟，更开放的资本账户对于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金融与货币强国有重要意义[9] - 要稳步提升资本账户开放水平，前提是破除长期存在的认知偏差，文章系统梳理了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最常见的七个误区，旨在澄清误解、校准预期[9] 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判断消费率高低，除了国际横向比较，还要与本国的供给能力比较，部分由于技术进步提速，中国供给能力得到提升，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潜在增长得到支撑[11] - 物价持续偏弱说明中国实际增长低于潜在增长，在外需已经较好的情况下，有必要提升消费来匹配供给，也就是让实际增长往潜在增速靠拢[11] - 要用动态眼光看消费，因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无限的，从历史发展看，消费品类不断丰富和增加，质量也在提升，提升消费不仅是短期增长的诉求，也是创新的驱动力，因为消费影响企业利润，进而影响科研投入和潜在增长[11][12] 资源股与商品价格分析 - 资源股与商品价格高度相关，但股价并非商品现价的简单映射，股票定价受未来现金流及其折现率影响，判断“商品涨价”能否转化为“资源股上涨”，需要考量商品上涨的驱动与盈利分配格局[12] - 若涨价源于需求扩张，盈利与风险偏好往往共振，股价弹性通常高于商品，顺周期板块相对占优；若源于供给冲击导致成本上移，中下游利润受挤压，股价可能滞涨[12] - 近年，地缘风险、供应链安全以及政策等非基本面因素影响显著上升，大宗商品金融化属性愈发显著，跨市场风险传染效应增强，当前能源、化工等多品种的估值与成本或已在偏底部区间[12] - 尽管短期波动加大，但由AI算力扩张与能源转型驱动的刚性需求，以及部分品种的结构性供需缺口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随着短期情绪释放与交易拥挤度明显下降，相关资源股行情并未结束，历经短期调整后中期有望重拾升势[12]

经济政策主张 - 核心观点为不应继续加大基建投资力度，而应将政策重点转移至提高居民收入、提振消费上 [2] - 对投资过于倚重的趋势从1998年出现，2008年后负面影响显现，导致消费占GDP比重长期处于低位 [3] - 经济政策的中长期目标应是提高居民收入，需要建立基于共识和法律的机制，使企业在利润增长时相应提高员工工资 [3] 投资与消费结构分析 - 长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常规的50%降至2008年后的35%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至15个百分点 [15][16] - GDP分配如同分月饼，资金大量投向基建和政府支出，居民所得就相应减少，体现为职工工资增长缓慢和社会保障支出不足 [16] - 宏观调控长期依赖“双积极”政策，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房地产建设上，但许多项目社会效益好而经济效益不佳，如高铁真正盈利的线路不多 [4][5] 新基建与特定行业观点 - 对新基建主张一分为二看待，特高压输电等领域值得投入，但5G基站建设过于超前，一个基站成本动辄50万至上百万元，全覆盖花费巨大而生产领域需求不迫切 [14] - 房地产热潮与地方政府财源动机高度相关，建议将土地出让金收归中央以遏制房地产热 [12] - 许多企业家反映并非没有资金，而是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方向，现在投什么都不赚钱，需解决企业“无处可投资”的困境 [6] 就业与收入分配机制 - 失业率统计应更关注农村失业问题，大量农民工失业后返回乡村，这是统计工作需要加强覆盖的领域 [7] - 建议建立工资与利润协同增长机制，通过立法手段实现，并应覆盖所有企业，重点放在低收入企业与部门 [17][18] - 提高居民收入的三项基本方法包括调整收入分配机制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加强社会保障减少后顾之忧、想办法减少居民负担如教育费用 [19] 对当前经济现象的看法 - 认为“反内卷”政策被许多行业误解，泛泛地“反内卷”容易挫伤竞争活力，且往往受到行业头部企业欢迎，政策不应被少数企业利益“带节奏” [26] - 企业账期延长问题根源往往在于政府拖欠款项，源于政府做了超出自身能力的事情，未遵循“量入为出”原则 [25] - 中国尚未跨越“刘易斯拐点”，农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农村人均收入仅为城市的一半，劳动力转移动力依然存在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