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逻辑演进 - 央企“新黄金”的重估逻辑从“国企重估”演进至“特色稳市”，前者解决“值不值”的问题，后者解决“稳不稳”和“能否长期持有”的问题[2][6][8] - 央企资产正从低估值防御品种转向兼具“安全资产属性+稳定现金流回报+制度性稳市支撑”三重共振的配置型资产[2][8][78] 国企重估：价值发现与基本面优化 - 2022年底国资委优化央企考核“指挥棒”，经营目标从重规模利润转向重资本回报、现金流和经营质量[3][15][16] - 截至2025年Q3，中央国有企业（492家）ROE(TTM)为8.78%，高于地方国企的7.14%和民企的6.38%，显示盈利韧性[4][27] - 截至2026年4月17日，中证国企PE(TTM)/PB(LF)仅15.4/1.3倍，显著低于中证民企的54.3/3.7倍，估值修复潜力大[4][30] - 截至2024年末，国有企业总资产超400万亿元，但ROA仅1.08%，若提升0.3%以上，利润有望增加万亿级别[4][41] 特色稳市：机制建设与市场稳定 - “国家队”操作是“特色稳市”具象化体现，按2025年年报口径，其持有ETF市值约1.55万亿元，直接持股期末市值约4.67万亿元[7][55] - “国家队”ETF持仓高度集中于宽基指数（占98.6%），其中沪深300相关ETF持仓约9798亿元，占比63.3%，旨在稳定市场中枢[56][70] - 稳市工具制度化，2025年5月合并使用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与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总额度达8000亿元[48] - “国家队”直接持股高度集中于金融核心资产，仅农行、中行、工行三只股票持股市值合计约3.53万亿元，占其直接持股的75.5%[63] 资金与生态变化 - 截至2026年4月，国内央企国企主题ETF基金共45支，规模约567亿元，引导机构资金参与价值发现[31] - 2025年地方本级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为4.15万亿元，同比-14.7%，盘活国有存量资产提升利润可对冲土地收入下滑[41][43]

核心观点 - 报告提出“新黄金”概念，认为以中国央企红利为代表的资产将成为未来全球长期资金投资的“新黄金”，其确定性优于传统的“老黄金”（即实物黄金）[1] - 这一判断基于全球“去美元化”叙事下央行储备资产的结构调整，以及全球长期资金的传统“固收”资产正面临AI挑战和主权信用裂痕，同时又迫于收益率要求无法大量配置黄金的背景[1] - 特朗普政府重建石油美元体系的政策尝试是影响黄金未来走势的关键变量，但无论其成败，均被认为对中国央企红利相关资产（“新黄金”）形成利好[1] 石油美元体系是全球资产配置趋势的关键变量 - 石油美元体系的内涵是美国以“安全承诺”为担保，让产油国将原油贸易顺差通过投资、采购等方式回流，转化为对美元地位和美国地缘利益的支持[10] - 重建石油美元体系是特朗普政府维持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重要政策目标，具体举措包括：打通中东地缘堵点（以伊朗为核心）、掌控西半球油气资源（如委内瑞拉）、促进俄乌和谈以协调产能控制油价[10] - 油价抬升可能引发美国国内通胀反复，但报告认为特朗普可参考70年代经验，通过行政手段（如国内限价、建立海外利润补偿机制）及财政补贴进行对冲[11] 如冲突后石油美元体系强化（小概率）：将弱化“老黄金”，但强化“新黄金” - 小概率情形下，若特朗普能从美伊战争中抽身并维持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甚至通过“伊朗的亲美化改造”强化石油美元体系，这将利空“老黄金”[2][11] - 但此举可能促使“尝到甜头”的特朗普继续“南征北伐”，创造更动荡的地缘环境，从而凸显中国央企的“实物安全”属性，利好“新黄金”[2][11] - 报告列举了特朗普可能采取的进一步行动以强化美国对全球能源体系的控制，包括：控制格陵兰岛以构建北美能源闭环、施压古巴（其超过90%电力依赖进口燃油）、巩固哥伦比亚作为区域安全支点、削弱巴西能源独立性、深化美加能源一体化[16][17][18] - 在地缘动荡背景下，传统“金融避险国”（如瑞士、新加坡）的“实体”避险能力不足，而中国央企红利资产的“实物安全”属性将得到凸显[20][23] 如冲突后石油美元体系弱化（概率更大）：将对新、老黄金形成双双强化 - 更大的概率是，当前冲突过后，美国在中东影响力进一步下降，石油美元体系受挫，美元地位下降，这将同时对“老黄金”和“新黄金”形成利好[3][12] - “老黄金”主要受益于美元地位下行，“新黄金”则受益于人民币资产价值重估[3][45] - 报告通过详细类比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英国中东霸权的衰落，来推演美国影响力下降的可能路径[12][24] 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历史类比 - 二战后，英国凭借在中东的军事存在维持“大国余晖”，其三大支撑是：“七姐妹”石油体系、控制“苏伊士”航道、以及英镑区的国际货币功能[24][26] - 1950年，“七姐妹”（5家美国公司、1家英国公司、1家英荷合资公司）在北美和共产主义阵营之外拥有约70%的炼油能力、接近100%的管道网络，以及超过60%的全球私人油轮船队[25] - 1950年，全球外汇储备中仍有55%以英镑形式持有，英镑区在全球贸易中占比约30%，英镑融资约占全球的36%[26] - 苏伊士运河危机（1956年）破坏了英国“大国余晖”的三大支撑，成为其落幕的“起点”，并成为后续OPEC和石油美元体系形成的起点，导致全球资本“美进英退”[12][24][37] - 危机后，英国深陷维持中东军事存在与英镑失血的恶性循环，1965年其中东驻军年成本约6000万英镑，而1959年至1966年累计贸易逆差达16.86亿英镑[36] - 美国趁机填补权力真空，并推动石油贸易计价向美元转换，伦敦“欧洲美元”离岸市场规模从1959年的10亿美元增长至1971年的500亿美元[37] - 1967年英镑贬值14.3%后，英国被迫宣布从苏伊士以东全面撤军，1972年英镑自由浮动，英镑区解体[38] - 1974年，美国与沙特达成秘密协议，沙特将美元作为石油出口唯一计价结算货币，中东石油出口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占其对美投资比例从43%提升至1977年底的65%，石油美元体系确立[39] - 全球资本“美进英退”：外国持有的美国权益资产从1970年的272亿美元增至1990年的2438亿美元，美国固收资产从1970年的337亿美元飙升至1990年的7031亿美元[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