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的核心属性 - 投资并非依赖运气，其背后存在严密的逻辑，兼具科学必然性与艺术弹性[1] 投资的科学面：均值回归 - 均值回归是市场长期验证的规律，体现为“涨久必跌，跌久必涨”[3] - 某新能源龙头股在2023年股价翻了三倍后，于2024年上半年价格腰斩[3] - 遵循均值回归逻辑的基金经理在新能源股估值高位时减仓并布局低估消费板块，其基金业绩在2024年下半年进入同类前10%[3] - A股白酒板块在过去十几年中经历多次涨跌循环，价格最终会向合理价值靠拢[5] 投资的艺术面：估值与市场情绪 - 投资涉及对人心和市场情绪的把握，估值无法精确计量[5] - 巴菲特与芒格对同一家科技公司的估值存在差异，源于对现金流稳定性和技术壁垒的不同侧重[7] - 2025年上半年AI板块的估值存在分歧，部分投资者认为估值过高，部分则认为代表未来趋势[7] - 某互联网公司因业绩下滑导致股价下跌70%，市盈率跌至个位数，形成明显低估信号，此后股价反弹50%[7] - 业绩平平的公司因概念炒作市盈率达数百倍，属于高估信号[9] 投资决策的关键原则 - 应避免被沉没成本绑架决策，案例显示有投资者因不愿承受20%的亏损而最终导致亏损扩大至60%[9][11] - 决策时需考虑机会成本，即比较当前选择与潜在更好投资机会的收益[11]

文章核心观点 -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遵循托马斯·库恩提出的科学革命结构，即经历常规、反常、危机和革命四个阶段，其革命本质表现为范式转换 [9][12][13] - 然而，经济学的发展展现出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规律，其理论变革是通过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这两个交替进行的阶段最终完成的 [19] - 文章通过回顾经济思想史上的四次重大变革来论证这一观点，并指出第四次范式综合目前仍在酝酿之中 [19][97] 经济学范式转换与综合的历史回顾 第一次范式转换与综合 - 第一次范式转换发生在18世纪70年代，标志是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颠覆了前古典经济学的“财富管理”范式，创立了古典经济学的“财富生产”范式 [20][26] - 第一次范式综合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标志是1848年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出版，将“财富管理”与“财富生产”范式整合为一个并行不悖的理论分析体系 [32][34] - 此次变革的时间节点与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的起止高度吻合，反映了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革命性替代 [39][41][42] 第二次范式转换与综合 - 第二次范式转换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标志是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范式，提出了“主观价值”范式，被称为“边际革命” [43][49] - 第二次范式综合发生在19世纪末，标志是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将“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范式有机整合，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学 [51][52][54] - 此次变革与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末）完全同步，反映了电气化时代人类开始更多关注自身精神世界，以及科学方法对经济学的深刻影响 [60][62][63] 第三次范式转换与综合 - 第三次范式转换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标志是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分析”范式，确立了“宏观分析”范式，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65][66][71] - 第三次范式综合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标志是1947年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的出版，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范式整合，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 [72][74][76] - 此次变革的时间节点分别与1929-1933年大危机和1946年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高度重合，反映了对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反思以及全球经济中心向美国的转移 [79][82][83] 第四次范式转换与综合（进行中） - 第四次范式转换发生于21世纪初，标志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实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表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分析”范式开始面临“非理性分析”范式的严峻挑战 [84][87][88] -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分析”范式在20世纪30至60年代经历“常规阶段”后，于60至80年代进入“反常阶段”，80年代至20世纪末进入“危机阶段”，最终在21世纪初迎来“革命阶段” [89][93][94] - 第四次范式综合仍在酝酿中，预计将把“理性分析”和“非理性分析”融合于一个以“行为人假设”为逻辑起点的统一理论框架中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