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变革与社会范式重构 - 科技领域正处在“狂奔”状态，AI、量子计算、机器人等技术进展突飞猛进，超越想象[7] - 技术进步与个体现实生活之间存在“鸿沟”，这种不确定性是焦虑的主要来源，尤其对白领或脑力劳动者的冲击比以往更切实际[7][8][9] - 当前技术迭代的速度极快，“AI三天，人间三年”的感觉已经出现，新模型发布频繁，加剧了学习与适应的压力[8] - AI并非简单地替代工作岗位，而是在重塑岗位，改变了基础技能的定义、工作流程、协作方式以及拆解任务的思维方式[10][11] - 大型科技公司正凭借其掌握的“私权利”，行使着传统上属于主权国家的“公权力”，如司法仲裁权、征税权、立法与惩罚权、铸币权，构建起“云上帝国”[24][25] - AI技术正在加速权力结构的改变，例如利用AI生成虚假内容可能直接影响民意和政治走向，这意味着技术操控者获得了影响现实政治的巨大能力[25] - 生产力的“狂奔”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生产要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全球化流动，需要新的全球治理框架，这被称为“底层操作系统的转变”或“范式转换”[26][27] - 此次技术迭代带来的社会结构冲击，其复杂性和量级远超以往，没有任何前车之鉴，未来发展方向难以预测[27] 消费趋势与情绪需求 - 在AI技术滚滚而来的同时，普通人的线下消费狂欢（如Labubu、二次元经济、黄金）却似乎与新技术无关，形成一种割裂感[14][15] - Labubu作为中国盲盒代表在全球引发消费狂欢，其成功在于形象结合了古怪、古灵精怪和幽默感，符合社交媒体病毒式传播需要“多停留一下”的新要素[16][17] - 成年人愿意为Labubu这类具体物品消费，反映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人们需要通过花“小钱”获得确定的小快乐、小安全感和小幸福，以回应普遍的焦虑[18] - “谷子经济”本质是围绕IP的衍生消费，年轻人购买徽章、立牌等实物，是为了承载与角色、故事的情感联结，并借此表达自我，这反映了对线下实体“实感”和慰藉的需求[19][20] - AI陪伴类产品是当前盈利较明确的AI赛道之一，满足了年轻女性等用户对“随时可倾诉、不被评判”的陪伴对象的强烈需求，市场增长很快[21] - 然而，AI提供的仅是一种情绪价值，无法替代真实人际互动中的摩擦、争吵与痛苦处理过程，而这些过程对于人的情绪健全发展至关重要[23] 代际视角与未来展望 - 青少年作为“数字原住民”，自然地接受并“拥抱”AI，他们思考的问题已从“要不要用”转变为“怎么用好”，并关心未来如何利用AI获得更好的生活[35][36] - 青少年比成年人更关心全球性议题，如全球变暖、地面沉降、南极环境保护等，并展现出通过具体行动（如节约用水）改变世界的意愿[42][44][45] - 青少年也关心具体的人与事，例如“女厕所排队”问题，并希望推动改变让世界变得更好[45] - 在初中阶段激发并保护好奇心至关重要，这能为个体未来持续探索世界埋下火种，DeepMind联合创始人的成长史即是一个例证[46][47] - 面对技术冲击，建议不必过度焦虑，应以自己的节奏去适应，同时强化如判断、思考、创意等“无法被AI替代”的人类独特能力[48] - 在普遍“求稳”的心态下，在自身承受范围内尝试小的冒险，有助于增强“反脆弱性”，摆脱对正在坍塌的旧路径的依赖[51] - 走进真实世界，感受没有屏幕干扰的物理世界的温度、气息以及与真实人事物的互动，这种“实感”变得格外宝贵，是AI目前无法替代的[52] 行业与岗位演变 - 有传言称腾讯花费1亿聘请AI科学家领导部门，AI人才年薪可达数千万，这与普通程序员担忧的“斩杀线”形成巨大反差，体现了宏大叙事与个体现实之间的鸿沟[13] - 未来的岗位创造可能存在滞后性，新技术可能需要5年、10年时间才能催生出像“外卖小哥”这样的新职业[39] - 若技术进步到足够程度，人类可能不必每个人都扮演“生产者”的角色，而是可以更多地寻找个人快乐与意义[40] - 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利用AI来写代码，但关键障碍不在于“怎么写”，而在于“为什么要写”，即发现真问题、定义并想要解决具体场景问题的能力变得非常宝贵[50]

文章核心观点 -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遵循托马斯·库恩提出的科学革命结构，即经历常规、反常、危机和革命四个阶段，其革命本质表现为范式转换 [9][12][13] - 然而，经济学的发展展现出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规律，其理论变革是通过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这两个交替进行的阶段最终完成的 [19] - 文章通过回顾经济思想史上的四次重大变革来论证这一观点，并指出第四次范式综合目前仍在酝酿之中 [19][97] 经济学范式转换与综合的历史回顾 第一次范式转换与综合 - 第一次范式转换发生在18世纪70年代，标志是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颠覆了前古典经济学的“财富管理”范式，创立了古典经济学的“财富生产”范式 [20][26] - 第一次范式综合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标志是1848年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出版，将“财富管理”与“财富生产”范式整合为一个并行不悖的理论分析体系 [32][34] - 此次变革的时间节点与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的起止高度吻合，反映了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革命性替代 [39][41][42] 第二次范式转换与综合 - 第二次范式转换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标志是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范式，提出了“主观价值”范式，被称为“边际革命” [43][49] - 第二次范式综合发生在19世纪末，标志是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将“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范式有机整合，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学 [51][52][54] - 此次变革与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末）完全同步，反映了电气化时代人类开始更多关注自身精神世界，以及科学方法对经济学的深刻影响 [60][62][63] 第三次范式转换与综合 - 第三次范式转换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标志是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分析”范式，确立了“宏观分析”范式，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65][66][71] - 第三次范式综合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标志是1947年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的出版，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范式整合，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 [72][74][76] - 此次变革的时间节点分别与1929-1933年大危机和1946年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高度重合，反映了对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反思以及全球经济中心向美国的转移 [79][82][83] 第四次范式转换与综合（进行中） - 第四次范式转换发生于21世纪初，标志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实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表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分析”范式开始面临“非理性分析”范式的严峻挑战 [84][87][88] -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分析”范式在20世纪30至60年代经历“常规阶段”后，于60至80年代进入“反常阶段”，80年代至20世纪末进入“危机阶段”，最终在21世纪初迎来“革命阶段” [89][93][94] - 第四次范式综合仍在酝酿中，预计将把“理性分析”和“非理性分析”融合于一个以“行为人假设”为逻辑起点的统一理论框架中 [97]

香港金融发展局年度报告核心观点 - 香港正处于"百年一遇"的范式转换临界点，需主动对接全球机遇与挑战，目标在资本联通、绿色转型和数字革命三大领域领跑[1] - 香港金融体系定位为全球金融提供"超级增值层"，通过多元化布局适应全球格局重构的"新常态"[1] - 相比新加坡等亚洲金融中心，香港在贸易体量、资本市场成交量、高校资源及内地市场对接方面具有显著优势[4] 资本联通与市场拓展 - 2024年10月推出全球规模最大的海湾市场ETF，同期沙特上市首只投资中国港股的ETF募集超100亿港元，95%资金投向南方东英MSCI港股通精选ETF[2] - 中国证监会2024年4月推出五项措施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包括放宽"ETF通"合资格产品范围、"南向通"ETF港股占比门槛从90%降至60%[2] - 香港交易所5月28日推出全球唯一追踪三星电子的杠杆(2x)/反向(-2x)产品，填补韩国个股衍生品空白[2] - 过去一年与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金融部门签订合作备忘录[2] 绿色金融与碳市场 - 香港拥有全球最密集的单一家族办公室网络(超1000家)，其"NextGen"价值观推动混合金融及影响力投资需求[3] - 依托内地电力、石化等八大行业碳市场发展，香港正建设"境外碳信用枢纽"[3] 数字资产与稳定币监管 - 香港8月1日实施稳定币监管制度，强调稳定币不应作为短期炒作工具，数字资产发展是"持久战"[4] - 已完成虚拟资产交易平台(VASP)发牌框架，聚焦数字资产托管规则与稳定币跨境使用场景[4] - 投资推广署协助多家企业迁册香港，未来将推出人民币风险管理及稳定币等新型工具[4] 离岸人民币与多元货币功能 - 香港可借美元走弱时机强化人民币及多元货币风险管理功能，吸引全球资本配置[5] - 尽管消费行业承压，香港金融主导型经济结构(IPO、保险、资管等)仍保持增长，家族办公室等私人资本持续流入[5]

历史逻辑：科技中心的演变 - 全球科学中心转移遵循"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顺序，周期约80年，称为"汤浅现象" [5] - 大国崛起路径为"科技创新—国内标准国际化—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主导国际舆论"，科技中心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中心的前提 [6][7] 经济逻辑：经济范式的跃迁 - 科技革命需通过商业化、产业化实现"惊险一跃"才能转化为产业革命，需系统性经济范式转换 [9] - 通用技术(GPT)如蒸汽机、电气化、互联网是历次产业革命核心，具有普遍适用性、创新互补性、技术动力性特征 [10][12] - GPT技术需配套基础设施、社会规则等系统性变革，才能推动经济范式转换 [11][18] 政治逻辑：大国的崛起 - GPT技术扩散与基础设施建设决定大国崛起机遇，如航海之于英国、铁路之于美国 [18][20] - 技术依赖形成非对称权力关系，"一带一路"和"数字丝绸之路"削弱传统海上运输走廊控制权 [25][26] - 技术主权缺失会导致"技术殖民地"风险，需通过国际合作建立本地技术生态系统 [26] 时代逻辑：AI国际竞争 - 当前全球处于多元科技/经济中心格局，自由经济秩序可能被重商主义取代 [28][31] - 第四次产业革命特征为AI、量子计算等技术集群突破，推动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新业态 [34][35] - 产业界因数据/算力优势成为AI创新主力，技术系统协同重构产业链生态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