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遵循托马斯·库恩提出的科学革命结构，即经历常规、反常、危机和革命四个阶段，其革命本质表现为范式转换 [9][12][13] - 然而，经济学的发展展现出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规律，其理论变革是通过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这两个交替进行的阶段最终完成的 [19] - 文章通过回顾经济思想史上的四次重大变革来论证这一观点，并指出第四次范式综合目前仍在酝酿之中 [19][97] 经济学范式转换与综合的历史回顾 第一次范式转换与综合 - 第一次范式转换发生在18世纪70年代，标志是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颠覆了前古典经济学的“财富管理”范式，创立了古典经济学的“财富生产”范式 [20][26] - 第一次范式综合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标志是1848年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出版，将“财富管理”与“财富生产”范式整合为一个并行不悖的理论分析体系 [32][34] - 此次变革的时间节点与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的起止高度吻合，反映了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革命性替代 [39][41][42] 第二次范式转换与综合 - 第二次范式转换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标志是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范式，提出了“主观价值”范式，被称为“边际革命” [43][49] - 第二次范式综合发生在19世纪末，标志是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将“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范式有机整合，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学 [51][52][54] - 此次变革与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末）完全同步，反映了电气化时代人类开始更多关注自身精神世界，以及科学方法对经济学的深刻影响 [60][62][63] 第三次范式转换与综合 - 第三次范式转换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标志是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分析”范式，确立了“宏观分析”范式，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65][66][71] - 第三次范式综合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标志是1947年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的出版，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范式整合，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 [72][74][76] - 此次变革的时间节点分别与1929-1933年大危机和1946年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高度重合，反映了对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反思以及全球经济中心向美国的转移 [79][82][83] 第四次范式转换与综合（进行中） - 第四次范式转换发生于21世纪初，标志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实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表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分析”范式开始面临“非理性分析”范式的严峻挑战 [84][87][88] -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分析”范式在20世纪30至60年代经历“常规阶段”后，于60至80年代进入“反常阶段”，80年代至20世纪末进入“危机阶段”，最终在21世纪初迎来“革命阶段” [89][93][94] - 第四次范式综合仍在酝酿中，预计将把“理性分析”和“非理性分析”融合于一个以“行为人假设”为逻辑起点的统一理论框架中 [97]

香港金融发展局年度报告核心观点 - 香港正处于"百年一遇"的范式转换临界点，需主动对接全球机遇与挑战，目标在资本联通、绿色转型和数字革命三大领域领跑[1] - 香港金融体系定位为全球金融提供"超级增值层"，通过多元化布局适应全球格局重构的"新常态"[1] - 相比新加坡等亚洲金融中心，香港在贸易体量、资本市场成交量、高校资源及内地市场对接方面具有显著优势[4] 资本联通与市场拓展 - 2024年10月推出全球规模最大的海湾市场ETF，同期沙特上市首只投资中国港股的ETF募集超100亿港元，95%资金投向南方东英MSCI港股通精选ETF[2] - 中国证监会2024年4月推出五项措施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包括放宽"ETF通"合资格产品范围、"南向通"ETF港股占比门槛从90%降至60%[2] - 香港交易所5月28日推出全球唯一追踪三星电子的杠杆(2x)/反向(-2x)产品，填补韩国个股衍生品空白[2] - 过去一年与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金融部门签订合作备忘录[2] 绿色金融与碳市场 - 香港拥有全球最密集的单一家族办公室网络(超1000家)，其"NextGen"价值观推动混合金融及影响力投资需求[3] - 依托内地电力、石化等八大行业碳市场发展，香港正建设"境外碳信用枢纽"[3] 数字资产与稳定币监管 - 香港8月1日实施稳定币监管制度，强调稳定币不应作为短期炒作工具，数字资产发展是"持久战"[4] - 已完成虚拟资产交易平台(VASP)发牌框架，聚焦数字资产托管规则与稳定币跨境使用场景[4] - 投资推广署协助多家企业迁册香港，未来将推出人民币风险管理及稳定币等新型工具[4] 离岸人民币与多元货币功能 - 香港可借美元走弱时机强化人民币及多元货币风险管理功能，吸引全球资本配置[5] - 尽管消费行业承压，香港金融主导型经济结构(IPO、保险、资管等)仍保持增长，家族办公室等私人资本持续流入[5]

历史逻辑：科技中心的演变 - 全球科学中心转移遵循"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顺序，周期约80年，称为"汤浅现象" [5] - 大国崛起路径为"科技创新—国内标准国际化—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主导国际舆论"，科技中心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中心的前提 [6][7] 经济逻辑：经济范式的跃迁 - 科技革命需通过商业化、产业化实现"惊险一跃"才能转化为产业革命，需系统性经济范式转换 [9] - 通用技术(GPT)如蒸汽机、电气化、互联网是历次产业革命核心，具有普遍适用性、创新互补性、技术动力性特征 [10][12] - GPT技术需配套基础设施、社会规则等系统性变革，才能推动经济范式转换 [11][18] 政治逻辑：大国的崛起 - GPT技术扩散与基础设施建设决定大国崛起机遇，如航海之于英国、铁路之于美国 [18][20] - 技术依赖形成非对称权力关系，"一带一路"和"数字丝绸之路"削弱传统海上运输走廊控制权 [25][26] - 技术主权缺失会导致"技术殖民地"风险，需通过国际合作建立本地技术生态系统 [26] 时代逻辑：AI国际竞争 - 当前全球处于多元科技/经济中心格局，自由经济秩序可能被重商主义取代 [28][31] - 第四次产业革命特征为AI、量子计算等技术集群突破，推动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新业态 [34][35] - 产业界因数据/算力优势成为AI创新主力，技术系统协同重构产业链生态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