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市“十四五”经济发展成果 -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连跨两个千亿台阶，预计达7300亿元 [1] - 成为全省第5个实现千亿县全覆盖的设区市 [1] - “8+13+X”产业链群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87.5% [1] 泰州市产业与企业发展成就 - 生物医药、海工船舶产业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1] - 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7家 [1] - 创成省级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集聚示范区8家 [1] 泰州市科技创新与人才吸引力 - 生命健康泰州实验室组建运行，“1+1+N”科创平台体系基本形成 [1] - 成为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点城市，加入沿沪宁产业创新带 [1] - 稳定跻身中国城市95后人才吸引力排行榜50强 [1] 泰州市投资与消费驱动措施 - 市级重点项目新开工866个、新竣工636个 [1] - 建立“四重”工作推进机制，消费品“以旧换新”拉动消费超百亿元 [1] - 成为全国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 [1] 泰州市“十五五”开局年目标 - 重点抓好塑强产业链群、加速产创融合等十个方面工作 [2] - 力争“8+13+X”链群产值突破8000亿元 [2] - 市级重点项目实际完成投资超1000亿元 [2]

价格数据表现 - 12月CPI同比上涨0.8%，较11月上升0.1个百分点，为近34个月最高值[2] - 12月核心CPI同比为1.2%，与上一期持平；不含黄金的核心CPI同比为0.83%，较上一期小幅放缓[2] - 12月PPI同比下降1.9%，降幅较11月收窄0.3个百分点，其中0.2个百分点由新涨价因素贡献[3] - 12月PPI环比上涨0.2%，高于近几年季节性均值-0.2%[3] 价格趋势与结构分析 - CPI回升主要由食品烟酒项和包含黄金的其他用品及服务项拉动[2] - PPI显示实质性好转，但2026年1月翘尾因素将陡降至-1.5个百分点，可能导致同比数据显著走低[3] - 7-11月数据显示，PPI中下游行业修复幅度远小于上游行业[3] - 部分中下游行业面临原材料成本上涨和无法提价的双重挤压，四季度盈利存在下修风险[3] 宏观展望与政策建议 - 价格端得到阶段性修复，但有效需求不足制约明显，通胀回稳基础不牢固[4] - 政策层面需维持货币宽松，适时降低政策利率以推动实际利率向真实利率靠拢，激发需求[4] - 真正的价格改善应来自“需求扩张-企业补库-价格上涨”的正向循环，而非低基数或输入性因素[3]

“十五五”规划核心经济目标与增长路径 - 规划核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目标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增长需保持在合理区间，全要素生产率需稳步提升，居民消费率需明显提高，内需需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 [2] - 为实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约2万美元以上）的远景目标，2025年至2035年十年间GDP年均增长需至少达到4.17%，“十五五”期间GDP增速预计在5%左右，潜在经济增速高于5%，考虑通胀后名义增速或达7%左右 [4] - 中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未变，综合创新能力全球排名从2020年的第14位提升至2024年的第10位，支撑未来增长 [5]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重点行业机遇 - 规划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多个行业领域带来发展机遇 [3] - 明确提及的重点行业包括：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 [3] 居民收入与消费提振策略 - 将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重点增加工资性收入，并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促进“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 [7] - 规划旨在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随着经济稳定和市场预期改善，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预计将增加 [7] - 提振消费主要依靠消费补贴、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等普惠政策，而非“全民发钱” [8] - 当前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产能利用率降低和价格“内卷”，解决关键在于释放增长潜力、提高产能利用率，而非单纯减少供给 [9] 投资导向与“人”的价值提升 - 规划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明确要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使投资与“人”直接相关 [11] - 新型城镇化是重要切入点，当前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约18个百分点，填补此缺口相当于新增约2.5亿个城镇消费主体，将带动大量相关投资 [12] - 政府的投资将跟随人口流动，意味着“人”作为流动要素将承载更多投资价值 [12] 资本市场发展与居民财富 - A股投资者总数已接近2.5亿，稳定股市有利于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和增强市场信心 [14] - 资本市场需要增强内在稳定性，吸引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长期资金投入，特别是支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以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投资收益提高的良性循环 [15] - 需防范“伪创新”企业炒作概念套利离场，关键在于深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的监管改革，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16][17] - 培育拥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科技上市公司，需要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利用超大规模市场红利和政策支持，形成科技企业与资本市场相互促进的生态 [17][18] “中国人经济”与全球化布局 - 在关注GDP的同时，也要重视国民总收入（GNI），做大做强“中国人经济” [13] - 支持企业从“走出去”向“走进去”转变，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13] - 规划明确提出要“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 [13]

文章核心观点 - 中央及江苏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将扩大内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置于2026年经济工作首位 突显其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核心战略地位[1] -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供强需弱”的突出矛盾 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关键堵点 必须作为中长期战略坚持[1][7][10] - 江苏省作为制造业和外向型经济大省 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其制造业保持合理比重与扩大规模的关键问题之一[7] 有效需求的定义与理论 - 国内有效需求指同时具备购买欲望和支付能力的国内总需求 宏观上等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与出口需求之和[3] - 有效需求具有现实性、动态性、结构性和流量性等特点 其大小取决于社会货币总量、支付意愿及收入、信贷、预期等因素[4] - 根据凯恩斯理论 有效需求决定实际产出和就业水平 且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常态 源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4][5] - 有效需求会周期性波动 政府应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进行干预以稳定经济[5][6] 有效需求不足的现状与数据表现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判断“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截至2025年10月已连续32个月处于1%以下[1][10] - 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自2022年10月至2025年10月已连续37个月为负值 GDP平减指数连续第10个季度下降[10] - 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持续下滑 2025年1月至6月降至74.0%[8] 有效需求不足对经济循环的具体影响 - 直接弱化经济循环动力 导致“生产—消费”再生产循环中断[7] - 引发供给侧结构性问题 导致产能冗余与低价无序竞争 例如江苏光伏、电动车、锂电池等新兴产业产能增长数倍甚至数十倍 但需求增长乏力[8] - 抑制投资意愿与能力 民间投资增长乏力（占全社会投资65%以上） 房地产行业调整进一步影响投资与信贷[8] - 导致就业与收入形成负向循环 企业经营压力增大影响就业 居民预防性储蓄上升降低消费意愿[9] - 形成“需求不足—供给过剩—预期转弱”的恶性循环 并制约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协同[9] 扩大有效需求、增强经济循环的主要举措 - 提升居民收入与就业水平 当前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58.9% 显著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 需提高居民收入在分配中的比重[12] - 优化消费环境与政策 通过健全社保、举办消费活动、发放定向消费券、清理限制性措施等方式解决“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问题[13] - 扩大有效投资并优化供给结构 加大新基建与产业投资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13] -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 促进要素自由流动[14] - 推动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利用科技赋能创造新需求和新消费场景[14]

2025年中国经济表现与目标 - 2025年作为“十四五”收官之年，中国经济总体表现圆满，全年5%左右的预期目标将如期实现 [1] 支撑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 - 宏观政策积极有效应对，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消费和投资政策，为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 [3] - 出口表现超出预期，尽管年初面临美国“关税战”压力，但企业和进口商的“双抢效应”使得对外经济保持正增长 [3] - 国内市场韧性增强 [3] 当前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 - 物价持续低位运行，生产价格和消费价格尚未恢复到正常水平，制约投资、消费和企业效益 [3] - 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其中投资需求出现改革开放40多年来首次负增长，1至11月投资下降约2% [3] - 投资下降主要受房地产投资两位数下降拖累，房地产投资占总投资的1/3，若剔除房地产因素，投资仍保持正增长 [3] 未来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 如何对冲房地产投资下降带来的影响，将是下一步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4]

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价格持续低迷的困局不能单纯依赖宏观经济政策解决，需要从供需两端进行结构性改革 [2][3][6] - 有效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是价格低迷的核心原因，需要通过稳就业、稳房地产、重构市场出清机制等多维度措施破解困局 [4][5][6][7] - 政策建议包括财政政策从"重投资"转向"重消费"，稳定房地产市场，以及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市场化退出机制 [7][8][10][12] 需求端分析 - 有效需求不足表现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不增或下降导致消费难以起色 [4][5] - 年轻群体失业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就业质量下滑表现为劳动时间缩短导致加班费减少，以及年收入30万-80万元的中产阶级工资水平显著下降 [5] - 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导致家庭资产负债表恶化，预期收入下降，居民为应对不确定性提高储蓄率抑制消费 [5] - 投资需求不足表现为企业部门因市场低迷和"内卷"加剧导致营收下滑、利润压缩，地方政府因土地出让金减少和财政纵向失衡导致投资能力下降 [6] 供给端分析 - 产能过剩是"内卷"现象的直接体现，背后深层次症结在于市场出清机制的缺失 [6] - 价格下跌未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动淘汰过剩供给，特殊体制导致企业"活不活，死不了"，优胜劣汰机制失灵 [6] - 部分国有企业凭借市场支配力密集进入热点产业导致过度供给，在预算软约束下对价格信号不敏感形成"僵尸产能" [10] - 地方保护主义通过贷款展期、税收返还等方式延缓低效企业退出，人为阻断市场出清 [10] 政策建议 - 稳价格关键是稳收入，稳收入核心是稳就业，稳就业基石是稳企业，需通过深化国企改革和切实保护民营经济改善营商环境 [7] - 财政政策应由传统"重投资"转向"重消费"，通过发放消费券、财政补贴和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等方式"投资于人" [7] - 急需在房地产供给端与需求端同步出台密集政策，地方政府应更旗帜鲜明地放开限购限贷措施 [8] - 构建市场出清机制需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硬化预算约束，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在更多领域引入竞争政策 [10][12] - 若能在"十五五"期间将价格水平推回约2%的温和上涨区间，可为年均5%左右的潜在增长提供名义支撑 [12]

宏观经济基本面分析 - 宏观经济基本面在底部徘徊并处于探底之中，具体表现为CPI连续三年左右在零左右徘徊，PPI持续负增长，国民总支出平减指数连续8个季度为负 [4] 价格持续低迷的原因：需求端 - 有效需求不足表现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抑制消费需求 [5] - 年轻群体失业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就业质量下滑，表现为劳动时间缩短导致加班费减少，或工资水平下降，尤以年收入30万-80万元的中产阶级收入降幅显著 [5] - 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导致家庭资产负债表恶化，预期收入下降，居民为应对不确定性倾向提高储蓄率，从而抑制消费 [5] - 投资需求不足表现为企业部门投资减弱，市场低迷与内卷加剧导致企业营收下滑、库存累积、利润压缩，叠加资产负债表恶化和预期转弱 [5] - 地方政府投资能力下降，受房地产下行影响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收大幅减少，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导致财政亏空严重，加之制度约束削弱投资激励 [5][6] 价格持续低迷的原因：供给端 - 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是内卷现象的直接体现，其深层次症结在于市场出清机制缺失，价格机制未能有效淘汰过剩供给 [6] - 特殊的体制原因导致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失灵，企业活不活死不了 [6] 促使价格反弹的路径 - 稳价格关键是稳收入，稳收入核心是稳就业，稳就业基石是稳企业，需企业具备可持续盈利能力和扩张意愿以带动工资性收入内生增长 [7] - 财政政策取向应由重投资转向重消费，强调投资于人，通过发放消费券、财政补贴及提升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水平等方式 [7] -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对稳就业和促价格回升有积极意义，因民营企业是吸纳就业主力军 [7] - 稳定房地产市场是稳投资、稳消费、稳预期的关键，需在供给端与需求端同步出台密集政策，促进触底反弹 [8] - 内卷治理核心在于构建市场出清机制，关键在于健全企业退出机制或优胜劣汰机制，特别是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两大主体的退出意愿与能力 [8][9] - 部分国企凭借市场支配力及融资优势进入热点产业导致过度供给，在预算软约束下对价格信号不敏感，亏损后仍可获得支持，导致僵尸产能难以退出 [9] - 地方保护主义妨碍市场出清，地方政府常通过贷款展期、税收返还等方式延缓地方龙头企业退出，人为阻断市场出清 [9] 结构性改革方向 - 构建市场出清机制需推进三方面改革：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硬化预算约束；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使其匹配；在更多领域引入竞争政策保障平等准入与退出 [10] - 扩张性政策可缓冲短期冲击，但无法替代结构性改革，稳定价格中枢需沿稳企业-稳就业-稳收入路径展开，并以房地产市场回稳修复各方资产负债表 [10] - 若能在十五五期间借助市场出清将价格水平推回约2%的温和上涨区间，可为年均5%左右的潜在增长提供名义支撑 [10]

短视频误导性内容分析 - 郎咸平教授团队对189个内容独立的短视频进行量化分析，发现其宣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楼盘跌幅达40%至73%的说法为博流量而编造的谎言[1] - 误导性短视频被归纳为五大骗局，包括公寓降价骗局（52个案例）、老破小降价骗局（45个案例）、法拍房降价骗局（24个案例）、房产中介骗局（43个案例）和鼓吹楼市大跌崩盘骗局（25个案例）[1][4][6] - 具体案例包括：上海某短视频声称当地楼盘暴跌73%，但降价的实为公寓而非70年产权的正常住宅[1]；广州某法拍房看似比市场价低80万元，但购房者需承担前房主拖欠的2万余元燃气费及滞纳金[4] 公寓与法拍房市场真实情况 - 公寓常以低价为噱头制造降价假象，但实际价格波动不大，交易成本极高，原价100万元的公寓涨至200万元，卖出时各类费用合计接近40%，业主几乎无利润[2] - 2025年数据显示，37%的法拍房存在未披露高额欠费，平均每套隐藏成本达房价的22%，部分物业公司会通过合法断水断电施压购房者[4] - 法拍房案例：王先生以360万元拍下一套法拍房，后续需缴纳240余万元税费（其中土地增值税210万元），总成本超600万元，远超市场价[4] 核心城市真实房价数据 - 过去一年北京正常住宅跌幅为5%至9%，上海为3%至15%，广州为8%至12%，深圳为2.4%至6.7%[8] - 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至8月数据显示：北京一手房下跌1.1%，二手房下跌4%；上海一手房上涨3%，二手房下跌2.3%；广州新房上涨0.02%，二手房下跌3.8%；深圳新房上涨0.9%，二手房下跌2.1%[8] - 一手房价格波动不超1%，二手房最大跌幅未超4%，与短视频宣称的“楼市崩盘”不符[8] 房地产市场核心矛盾与趋势 - 当前核心矛盾是“有效需求”缺失，以上海为例，房价与收入比普遍在15倍至40倍，年轻人需工作30至40年才能购房，而美国纽约等城市这一比例多在15倍左右[11] - 当前价格调整是市场回归理性的“均值回归”，房龄每年至少有1%的折旧率，二三十年房龄的老房子价格回调属正常现象[11] - 未来楼市分化加剧，一二线城市核心区域稀缺房源价格抗跌性强，大城市郊区及三四线城市房源因需求不足面临较大下行压力[21] 万达集团债务与经营状况 -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王健林被限制高消费，源于下属项目公司的经济纠纷，公司被执行总金额超52亿元[13] - 万达系各公司被执行总金额超70亿元，其中万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有423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18.4亿元[13] - 为推动万达商管上市，王健林与投资方签订对赌协议，承诺2023年前上市，否则需拿出380亿元现金回购股份，上市受挫导致债务规模扩大[15] 房地产行业周期与展望 - 参考美国经验，房地产泡沫破裂后通常经历5年下跌期和5年震荡期，总计约10年才能进入新上升周期，当前市场或处于下跌周期尾部[19] - 若房价长期横盘，考虑到每年约2%的通胀率，10年后房产实际购买力将下降20%左右，叠加部分房源30%的跌幅，真实价值可能缩水一半[21] - 行业正经历深刻变革，市场将逐步回归理性，购房者需摒弃“炒房致富”观念，优先考虑房产居住属性[21]

文章核心观点 -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遵循托马斯·库恩提出的科学革命结构，即经历常规、反常、危机和革命四个阶段，其革命本质表现为范式转换 [9][12][13] - 然而，经济学的发展展现出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规律，其理论变革是通过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这两个交替进行的阶段最终完成的 [19] - 文章通过回顾经济思想史上的四次重大变革来论证这一观点，并指出第四次范式综合目前仍在酝酿之中 [19][97] 经济学范式转换与综合的历史回顾 第一次范式转换与综合 - 第一次范式转换发生在18世纪70年代，标志是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颠覆了前古典经济学的“财富管理”范式，创立了古典经济学的“财富生产”范式 [20][26] - 第一次范式综合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标志是1848年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出版，将“财富管理”与“财富生产”范式整合为一个并行不悖的理论分析体系 [32][34] - 此次变革的时间节点与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的起止高度吻合，反映了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革命性替代 [39][41][42] 第二次范式转换与综合 - 第二次范式转换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标志是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范式，提出了“主观价值”范式，被称为“边际革命” [43][49] - 第二次范式综合发生在19世纪末，标志是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将“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范式有机整合，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学 [51][52][54] - 此次变革与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末）完全同步，反映了电气化时代人类开始更多关注自身精神世界，以及科学方法对经济学的深刻影响 [60][62][63] 第三次范式转换与综合 - 第三次范式转换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标志是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分析”范式，确立了“宏观分析”范式，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65][66][71] - 第三次范式综合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标志是1947年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的出版，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范式整合，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 [72][74][76] - 此次变革的时间节点分别与1929-1933年大危机和1946年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高度重合，反映了对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反思以及全球经济中心向美国的转移 [79][82][83] 第四次范式转换与综合（进行中） - 第四次范式转换发生于21世纪初，标志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实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表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分析”范式开始面临“非理性分析”范式的严峻挑战 [84][87][88] -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分析”范式在20世纪30至60年代经历“常规阶段”后，于60至80年代进入“反常阶段”，80年代至20世纪末进入“危机阶段”，最终在21世纪初迎来“革命阶段” [89][93][94] - 第四次范式综合仍在酝酿中，预计将把“理性分析”和“非理性分析”融合于一个以“行为人假设”为逻辑起点的统一理论框架中 [97]

宏观经济表现 - 上半年中国经济实现5.3%的增长[1] - 8月经济数据回落但整体韧性仍存 主要受极端天气、信贷回落及政策真空期影响[6] - 1-8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5%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2% 制造业投资增5.1% 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2.9%[6][7] 社会融资状况 - 8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5693亿元 同比少增4630亿元[3] - 新增政府债融资13658亿元 同比少增2519亿元[3] - 新增贷款6233亿元 同比少增4178亿元 其中居民贷款增303亿元（短期增105亿/中长期增200亿）同比少增1597亿元[3][4] 部门信贷需求 - 居民部门消费意愿偏弱导致短期贷款同比少增611亿元 购房意愿不足致中长期贷款同比少增1000亿元[4] - 企业部门贷款增加5900亿元 同比少增2500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4700亿元同比少增200亿元[4] - 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457亿元 同比多增325亿元[3] 消费市场表现 - 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668亿元 同比增长3.4%[7] - 体育娱乐用品和家用电器行业增速可观 主要受益以旧换新政策[7] - 餐饮收入受信任危机影响增速低于整体消费水平[7] 政策导向 - 四季度稳增长政策出台必要性增加 或考虑增发特别国债及开启政策性金融工具[2][8] - 十大重点行业（钢铁/有色/石化/机械/汽车等）稳增长政策将持续推出[6][7] - 货币政策侧重结构性工具 财政政策需加大力度 产业政策考虑放松限制性措施[8] 资本市场影响 - 上证指数逼近3900点 股市盈利效应推动非银存款增加[5] - 定期存款向活期转移推动资金活化 有助于扩大内需[5] - 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规模和覆盖面有望扩大 支持外贸企业[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