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分析 - 国际货币秩序呈现稳定的“中心—外围”格局，主导货币更替但格局稳定，货币秩序源于信任的“高阶信仰”并具备自然垄断特征 [6] - 国际货币体系在竞争与制度交织中向少数中心集中，中心货币依托经济、金融与制度优势并通过正反馈维系地位 [6] - 当前美元体系基础趋弱，全球经济多元化加速，若人民币能以制度改革和市场开放承接机遇，全球货币格局有望迈向多中心体系 [6] AI产业与市场泡沫评估 - 泡沫是中性词，投资冲动推动产业发展，不应在泡沫形成阶段过早离场，例如纳斯达克指数在1998年10月至2000年3月的15个月内累计上涨256%，年化收益达144% [8] - 需区分资本市场泡沫和产业本身泡沫，若泡沫更多集中在二级市场，股价调整会带来更好配置机会 [8] - 讨论关键在于确认泡沫所处阶段，这是一个涉及对未来预期动态过程 [8] 黄金需求与价格驱动 - 2022年以来在地缘政治、“去美元化”及美债增长影响下黄金价格持续攀高，价格主要取决于需求而非产量 [10] - 央行购金是近几年主要需求来源，但随着金价走高，部分央行因黄金与储备资产之比超目标出现短期减持现象 [10] - 全球央行配置黄金的比例总体可能还有上升空间 [10] 美股长期牛市驱动因素 - 1980年代以来美股进入趋势长牛，经济结构转型与信息技术革命带来庞大扩张机会 [12] - 资金持续稳定流入将未来经济潜力兑现为当下股市估值，使股市增长幅度远高于经济增速 [12] - 资产端政策和企业层面加速培育优质标的，资金端增量资金稳步流入，全球化推进加速牛市进程 [12] 日本金融周期与结构性行情 - 1990年后日本“失落的二十年”中股市出现明显结构性行情，反映经济结构性转变，是企业出海、高技术主导和公司治理改善共同作用结果 [14] - 去除对国内地产和通缩暴露较多的“老经济”行业后，“新经济”行业指数趋势走强，工业、科技、通信及大消费板块表现较好 [14] - 稳定的长线资金和海外资金入市对日本结构性上涨形成资金端支撑 [14]

美股长牛的核心驱动力 - 1980年代以来美股进入长期牛市，股市成长性（市值增速）显著超越经济成长性（名义GDP增速），美股市值占GDP比例从60%提升至超过200%[1][3] - 牛市本质是资金将企业未来的扩张潜力提前兑现为当前估值，表现为中短期难以证伪的成长性机遇被持续定价[3] - 两次长牛分别由铁路建设（1860-1900年代）和信息技术革命（1980年代至今）驱动，均伴随经济结构转型与估值中枢抬升[3][6] 宏观政策转型 - 里根政府推行"腾笼换鸟"产业政策：扩大国际贸易清退基础产业、通过税改削减每年约200亿美元补贴淘汰落后产能、推动高科技制造业发展[16] - 政策扭转美国经济效率下滑趋势，1980年代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上行[16] - 全球化进程加速提升经济规模与效率，为信息技术革命提供支持[2][14] 企业运营与市值管理 - 1970年代滞胀危机后企业从追求规模转向注重盈利质量，1980年代起高现金流企业表现显著优于低现金流企业[21][22][24] - 金融政策改革促进市值管理：1982年SEC规则10b-18为股票回购提供安全港，1986年税改使债务融资更具吸引力，企业倾向发债回购股权[26] - 高管期权激励普及推动回购行为，标普500企业回购量/市值比率在金融危机后长期维持高位[26][27][30][32] 国内资金结构变化 - 养老金体系改革（如401k计划）和金融技术进步推动长线资金入市，居民间接持股比例较1980年代初提升35个百分点[33] - 养老金、保险金和共同基金等专业投资者持仓占比在1980年代加速上行至40%，机构持仓比例于1982年首次超过散户直接持仓[33][35][37] - 1980年代后国内投资者逐步从美股套现转向其他资产，增量资金主要转向海外来源[38][40] 海外资金流入机制 - 全球化背景下"美元大循环"形成，海外资金持续流入美股，1980年至2025年二季度海外投资者累计增持美股达2.36万亿美元，远超本土投资者的6333亿美元[38][40][42] -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全球化加速，外资流入规模显著扩张，金融投资成为美元回流主要形式[40][44] 货币政策支撑 - 1987年"黑色星期一"后美联储看跌期权（Fed Put）强化，通过降息和流动性注入为市场兜底，形成危机干预预期[44] - FOMC会议纪要中提及股市次数在1980年代后明显增加，货币政策更加关注资产价格表现[44][47] - 次贷危机后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干预资产价格，信用利差上行前即开启降息以维持市场风险偏好[4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