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与成绩 - 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绿色贷款余额达43.51万亿元，同比增长22.9%，近五年增速持续保持20%以上高位[1][4] - 绿色金融体系在顶层设计、市场规模、产品创新及国际影响力方面实现全面提升[4][5] - 顶层设计持续完善，《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更新，为金融机构提供精准支持的“统一语言”[4] - 产品创新不断丰富，形成绿色信贷、债券、保险、基金、融资租赁等多元化服务矩阵，并拓展转型金融、自然融资等新兴议题[5] - 国际话语权逐步提升，与欧盟等共同牵头制定《共同分类目录》及《多边可持续分类目录》，为全球标准互认提供中国方案[5] “十五五”时期绿色金融突破方向 - 需在方向、路径、模式、基础四大层面实现系统性突破，以夯实长期可持续增长根基[1][6] - 在方向上，深化转型金融以支持传统高碳行业低碳转型，并拓展自然融资以弥补生态保护资金缺口[6] - 在路径上，强化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赋能，提升绿色项目识别精准性与环境效益核算可靠性，防范“洗绿”风险[6] - 在模式上，推动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普惠金融、数字金融深度融合，拓展“绿色+科技”、“绿色+普惠”等服务场景[7] - 在基础上，夯实数据并健全风险管理，推动规范的环境信息披露，并将气候风险纳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7] 绿色金融在平衡“稳增长”与“降碳”中的作用 - 实现“稳增长”与“降碳”的平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二者内在统一[1][8] - 绿色金融的关键作用在于精准识别并牵引这种统一性，将资金引向高价值攀升与降碳协同的领域[9] - 一方面支持新能源汽车、风光储能、循环经济等绿色产业做大做强，使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9] - 另一方面驱动钢铁、化工、建材等传统行业通过金融工具激励进行绿色升级，在转型中焕发新增长活力[9][10] 防范系统性风险与宏观审慎管理 - 微观层面，金融机构需强化精细化运营，提升对转型项目和绿色技术的风险管控能力，并运用压力测试及绿色保险等工具对冲风险[10] - 宏观监管层面，需健全审慎管理框架，将气候变化及自然相关风险纳入其中，并通过明确转型金融标准、强化信息披露等手段防范跨市场风险传染[10] “十五五”期间政策优化方向 - 需强化财政、税收、货币等政策工具发力的一致性，形成清晰、协同的激励信号，引导资源持续流向绿色与转型活动[11] - 注重政策发力的多元性与长期性，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投向能源基础设施等长期领域，并深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应用[11] - 构建和完善风险分担机制，通过担保基金、风险补偿池等方式降低金融机构在绿色重难点领域的参与门槛[11] “五篇大文章”协同与突破 - 2026年“五篇大文章”有望在关键协同上取得突破，核心在于打破业务条块分割，通过绿色与科技、数字等要素深度融合释放综合效能[12] - 关键协同场景包括在县域经济中推动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支持生态农业、分布式光伏等，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12] - 在产业转型方面促进转型金融与科技金融融合，支持传统高碳行业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进行节能降碳改造[13] - 需摒弃传统规模扩张旧模式，立足产业与金融双重规律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并完善交叉领域的标准界定与信息披露体系[13] 提升“一带一路”绿色投资效能 - 需构建“项目引领+能力建设+多元协同”的实施体系，聚焦绿色能源、交通等领域推动示范项目复制[14] - 激发多元主体活力，发展混合融资模式，引入国际多边开发机构资金以撬动商业资本参与[14] - 引导境外长期资本参与国内绿色项目需突破市场准入与标准互认两大核心障碍[15] - 在市场准入方面，优化绿色项目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并简化审批流程[15] - 在标准互认方面，深化与欧盟等多边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对接，并建立跨境项目环境效益评估互认机制[15] - 建议搭建跨境绿色项目信息服务平台，完善跨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建立汇率风险对冲工具[15] 强化“内循环”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协同 - 以内循环为根基赋能对外开放，结合绿色转型扩大内需，加大政策对绿色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等消费的支持力度[16] -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重点破除绿色标准、产品认证等方面的区域性壁垒[16] -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激活内循环活力，在自贸试验区开展绿色金融等领域压力测试，并扩大绿色领域对外开放以吸引境外长期资本[16] - 协同发力需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设备更新等政策以形成良性循环，并加强区域开放协同实现内外循环空间联动[17]

项目概况 - 亚洲开发银行执董会批准赤水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项目 [1] - 亚行将提供约10.68亿元人民币（1.5亿美元等值）贷款 [1] - 贷款期限为25年 含6.5年的宽限期 [1] 项目实施与受益范围 - 项目将在四川省古蔺县开展自然信用机制试点工作 [1] - 项目将使古蔺县约26.5万居民直接受益 其中50.5%为女性 [1] 项目目标与影响 - 项目目标包括改善生活环境 增强生态系统对气候及其他冲击的抵御能力 提升粮食安全水平 创造就业岗位机会 [1] - 项目依托中国在生态系统服务付费领域的实践 [1] - 项目将推动亚行在自然融资领域的知识积累与业务拓展 [1] - 项目将有助于在亚太地区形成可规模化推广的经验 [1]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金融支持 -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每年数千亿美元资金缺口，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国家战略并出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1] - 中国依赖于生物多样性或自然的经济活动产值高达9万亿美元，约占GDP总量的65%[3] - 金融机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承担重要责任，但目前缺乏相关风险评估方法和工具，多数机构未将其纳入内部风险管理体系[2][3] 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 - 生物多样性丧失导致物理风险（如生态退化影响农业、林业、旅游业）和转型风险（如政策变化导致企业倒闭）[4] - 巴西银行46%贷款投向高度依赖生态系统的行业，生态退化可能导致不良贷款比例上升约9个百分点[3] - 马来西亚银行的自然相关风险敞口高达70%-95%[3]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进展 - 中国已建立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生态修复54平方公里，大熊猫数量增加50只[5][6] - 武夷山国家公园创新自然资源管理方式，实施毛竹林地役权管理和商品林赎买[6] - 国家公园建设目前主要依赖财政资金，社会资金参与不足，金融产品覆盖范围有限[6] 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的挑战 - 政策激励不足，企业和金融机构对国家公园项目经济回报预期保守[6] -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市场规模有限，缺乏统一交易市场（除碳交易外）[6] - 金融产品体系不完整，现有产品以绿色信贷和野生动物保险为主，资金规模有限[6] 未来金融支持方向 - 需从"单点创新"转向"体系化构建"，加强投融资风险评估（项目前、中、后期全流程管理）[7] - 建议完善配套激励措施和创新产品体系，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参与的长效机制[7]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紧迫性 - 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已从环境议题升级为经济和发展核心挑战 支撑着粮食安全 疾病防控和气候稳定等关键生态系统服务 [1] - 约75%农作物依赖授粉 授粉者数量减少直接威胁全球粮食生产 生物多样性丧失还会破坏土壤健康 降低水质并导致局部气候不稳定 [2] - 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增加人畜共患疾病传播风险 与森林砍伐 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等导致生物多样性锐减的行为直接相关 [2] - 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扩张可能破坏候鸟迁徙通道或脆弱生态系统 需协调气候目标与生物多样性目标 [2] 全球政策与金融创新 - 生物多样性首次被纳入G20公报 TNFD框架帮助企业和投资者评估自然相关风险 补充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2030年保护30%地球区域的目标 [3] - 世界银行推出1 5亿美元规模的"犀牛债券" 投资回报与南非黑犀牛种群数量直接挂钩 成为首批成效挂钩型生态金融工具 [4] - 巴西牵头筹建1250亿美元"热带森林永续基金" 通过主权融资机制激励雨林国家维持低砍伐率 可能重塑全球森林保护模式 [4] 区域行动与领导力 - 沙特阿拉伯开展沙漠修复并重新引入7000多只动物 阿联酋保护红树林和海洋生态系统 中东地区通过COP27 COP28等气候外交加强生物多样性合作 [5] - 中国银行发行全球首只18亿元人民币生物多样性主题绿色债券 支持生态基建和修复项目 [6] - 中国"蚂蚁森林"通过数字化工具推动公众参与 累计支持种植4 75亿棵树 形成科技驱动的公民行动新模式 [7] 融资缺口与解决方案 -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年融资缺口达7000亿美元 低于全球碳酸饮料年消费总额 [8] - 每年5420亿美元农业 渔业和林业补贴中部分损害自然环境 改革有害补贴可释放资金用于可持续生产方式 [9] - 建议通过混合融资 主权担保扩大投资 开发生物多样性信用等市场机制 完善自然风险披露监管框架 加强全球知识技术合作 [9] 中国战略与全球机遇 - 中国提出2030年实现30%陆水域保护的"30×30"目标 建立大规模生态系统保护区 [7] - 自然融资可连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中国通过创新工具和公众参与推动"自然向好型"经济转型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