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政治背景与施政约束 - 2026年中期选举对特朗普政府至关重要，共和党在众议院仅有微弱优势，一旦失去多数席位导致国会两院分治，将严重削弱政府的施政能力[1] - 历史经验表明，总统所在党派往往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博彩市场数据显示共和党失去众议院的可能性持续上升[3] - 若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后重新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特朗普可能面临第三次弹劾风险，这直接影响其未来的施政生命力[4] 核心选举议题：选民的可负担性压力 - 本轮选举的民意焦点已从经济增长转向高物价、高利率与高房价带来的现实生活压力，“可负担性”成为最核心的不满来源[1] - 尽管CPI通胀率已从2022年峰值回落，但美国整体物价水平相较疫情前仍明显抬升，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购买力形成挤压[10] - 住房领域负担能力恶化尤为突出，购房者需要比中位家庭多赚43%的收入才能负担一套普通住宅，部分原因是30年期房贷利率从2021年的约3%上升至目前的6%[10] - 家庭偿债压力上升，信用卡、汽车和学生贷款90天及以上的严重拖欠率已接近前期高点，商业银行信用卡逾期利率仍高于20%[11] - AI技术渗透和关税冲击削弱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放大了普通家庭对就业前景和经济状况的焦虑[11] 政策导向：行政干预以缓解成本压力 - 政策取向转向直接影响价格、利率与企业行为的行政干预手段，旨在通过迫使资本“让利”来换取选民支持[2] - 在住房领域，特朗普政府计划禁止大型机构投资者购买独栋住宅，并指示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约2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推动房贷利率下降[21] - 在金融领域，计划将信用卡利率上限设定为10%；在能源领域，要求科技公司为新建发电设施出资，以解决AI数据中心扩张导致的电价飙升问题[21] - 美国司法部以“美联储总部翻修项目”为由启动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刑事调查，试图向美联储施压降息[21] - 美国企业利润占GDP比重处在历史高位，而劳动者收入占比却降至二战以来的最低点，这为政府通过行政干预调整收入分配提供了现实依据[22] 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与投资启示 - 市场对选举年政策友好的传统假设可能不成立，围绕可负担性的激进政策更容易对市场产生扰动，年初以来的干预措施已引发投资者疑虑，导致股市震荡和债券收益率曲线陡峭化[2] - 债券市场表现谨慎，美国10年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震荡上行，收益率曲线更加陡峭化，部分原因是市场联想到了尼克松政府时期失败的干预政策[28] - 美联储立场趋于谨慎以捍卫自身独立性，利率掉期市场预计下一次降息更可能发生在6月，而非此前预测的3月[28] - 指数估值扩张空间可能受限，波动率上升，政府、企业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反复博弈将抬升政策不确定性和风险溢价[29] - 垄断力强、定价权高、利润率丰厚的板块面临更高政策风险，其超额利润可能被视为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攫取[29] - 成本受益型行业相对占优，此前因成本上行而受压的行业可能迎来阶段性修复，这类行业泡沫风险更低、防御属性更强，更可能成为资金配置方向[30]

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政治背景与约束 - 2026年中期选举对特朗普政府至关重要，共和党在众议院仅有微弱优势，若失去多数导致两院分治，将严重削弱政府施政能力[2][4] - 历史经验表明总统所在党派往往在中期选举失利，博彩市场数据显示共和党失去众议院的可能性持续上升[5] - 若民主党重夺众议院，特朗普可能面临第三次弹劾风险，这直接影响其未来的施政生命力[6] 核心选举议题：生活成本与可负担性 - 本轮选举的民意焦点已从经济增长转向高物价、高利率与高房价带来的现实生活压力，“可负担性”成为最核心的不满来源[2] - 尽管CPI通胀率已从2022年峰值回落，但整体物价水平相较疫情前明显抬升，对中低收入群体形成持久挤压[12] - 民调显示，特朗普在通胀议题上的净支持率在所有核心议题中最低，民主党通过聚焦生活可负担性议题在地方选举中取得成效[6][7] 住房可负担性显著恶化 - 购房者如今需要比中位家庭多赚43%的收入，才能负担得起一套普通住宅[12] - 住房可负担能力自2022年以来明显降低，部分因房价高企，也与按揭贷款利率从2021年的约3%上升至最高7%有关，目前仍高达6%[12] - 亚特兰大联储数据显示，美国家庭实际中位收入与购房合格收入之间的差距已拉大[12] 家庭债务与就业压力加剧焦虑 - 信用卡、汽车和学生贷款90天及以上的严重拖欠率已接近前期高点[13] - 商业银行信用卡逾期利率仍高于20%，并未随美联储降息而明显下降[13] - AI技术渗透和关税冲击削弱劳动者议价能力，企业倾向于以技术替代人力，导致劳动者对就业前景信心降低[13] 政策转向：行政干预与资本“让利” - 政策取向转向直接影响价格、利率与企业行为的行政干预手段，旨在通过迫使资本“让利”来换取选民支持[3][23] - 近期干预措施包括：禁止大型机构投资者购买独栋住宅；指示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约2000亿美元的MBS以推动房贷利率下降；计划将信用卡利率上限设定为10%；要求科技公司为新建发电设施出资以解决电价飙升问题[24] - 美国企业利润占GDP比重处在历史高位，而劳动者收入占比却降至二战以来最低点，为行政干预调整收入分配提供了依据[25] 市场影响与历史警示 - 市场惯性思维认为选举年政策利好资产价格，但本轮核心是缓解生活成本，政策可能扰动市场[3][28] - 特朗普的干预措施已引发市场疑虑，例如设定信用卡利率上限导致美国银行股普遍下跌[30] - 历史经验显示，尼克松在20世纪70年代为选举推出的行政干预政策最终导致经济走向“滞胀”危机，通胀率在1974年达到11.8%，失业率在1975年达到9%[28][30] 债券市场与美联储的反应 - 美国10年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震荡上行，收益率曲线更加陡峭化，反映市场对政策风险的担忧[3][31] - 美联储立场趋于谨慎，官员反对在独立性存疑时降息，降息预期已被推迟，利率掉期市场预计下一次降息更可能发生在6月而非3月[3][31] 对资本市场的三点启示 - 指数估值扩张空间可能受限，政策不确定性推高风险溢价，导致市场波动率上升[3][32] - 垄断力强、定价权高、利润率丰厚的板块面临更高政策风险，资金可能从相关行业流出[3][32] - 成本受益型行业相对占优，此前因成本上行而受压的行业可能迎来阶段性修复，更可能成为资金配置方向[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