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 2026年，特朗普政府将无限放大行政权力，以非常规的行政手段替代传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框架，其政策核心围绕解决“可负担性”问题、对外寻求美国利益最大化以及维持AI领先地位这“三支箭”展开，而这些政策的成本最终将由美国经济和美元信用承担 [3][38][39] 对内改善可负担性 - 政策核心是直接控制生活成本以刺激K型经济中“过冷”的低收入群体，而非依赖美联储货币政策 [3][39][40] - 美国工薪阶层劳动收入份额在2025年第三季度降至历史最低的53.8%，减税或发钱会推高政府转移支付占比，加剧财政赤字压力 [6][42] - 最具争议的政策是将信用卡利率上限设定为10%，特朗普称此举基于当前1.2万亿美元信用卡余额和约12%的利率降幅，可节约居民部门1000亿美元利息支出，但该静态算法被指严重高估 [7][44] - 要求“两房”购买20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降低房贷成本，并推出50年期抵押贷款，此举被视为“行政版QE”，旨在增加MBS市场需求并压缩房贷利差 [7][10][44][47] - 强制性信用卡利率上限可能导致银行因利差不足而减少对高风险人群的信贷供给，若未收紧整体流动性，资金可能流向其他领域，加剧通胀或资产价格压力 [10][47] - 当前“两房”分别持有约1250亿美元MBS，加上2000亿美元购买将触及4500亿美元持有上限，但该上限可被提升，成为重要的定向流动性释放渠道 [12][49] - 特朗普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施加司法压力，试图影响货币政策，其潜在的新联储主席人选（如凯文·沃什、里克·里德尔）对资本市场“越来越友好” [12][13][49][50] 对外政策寻求美国利益最大化 - 对外行动旨在攫取美国国家利益、选民关切与个人政治诉求的“最大公约数”，核心目标包括获取能源、战略矿产等基本生存资源，并推行“美国国企化” [16][53] - 1月3日“绝对决心行动”逮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标志着门罗主义强硬回归，意图建立美国主导的“西半球能源堡垒”，实现“以油维政” [16][53] - 觊觎格陵兰岛旨在满足个人政治标签及国家战略：获取稀土等战略矿产、建设潜在算力基座（利用低温散热）、控制缩短欧亚贸易的北极新航道 [17][54] - 对外谈判采用“极限施压”策略，如围绕格陵兰岛的关税威胁最终以“框架协议”收场，实现“无成本”获利 [17][54] - 信奉“实力求和平”，可能更多使用关税、AI资源控制乃至军事干预等手段，这可能增加黄金、比特币等资产的脉冲式事件冲击 [18][55] - 若威胁的边际效用递减，为配合中选选情，特朗普可能在核心议题上发出二次威胁，叠加与美联储的对抗，可能引发对美国资产的抛售、长端美债利率走高、黄金上涨及美股流动性压力 [18][55] 维持AI领先地位 - 特朗普要求AI企业建立“新的爱国精神和国家忠诚”，优先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例如限制AI数据中心用电挤占民用和传统工业电网配额 [18][19][55][56] - 对内托底K型经济与对外战略掠夺，本质上都是为了给AI发展营造可持续的宏观环境 [19][56] - 当前电脑及周边设备占设备投资比重已持平科网泡沫时期的通讯设备比重，数据中心占广义结构投资的比重也在快速上升 [19][56] - 截至2025年末，私募信贷对AI企业的直接投资额快速增长，更多私募信贷基金持有AI相关敞口，但相关贷款的信用利差并未与其他贷款类别明显区分，显示风险定价可能不充分 [22][59] - AI热潮的持续性取决于企业能否兑现极高的盈利增速预期，目前股票价格涨幅远超债券定价水平，这种割裂可能通过股价大幅回调来平衡风险溢价 [24][61] 政策成本与影响 - 特朗普的行政干预政策（如价格控制、利率上限、削弱央行独立性）在本质上与极左翼推崇的“现代货币理论”相似，表明政策服务于经济现状而非政治意志 [24][61] - 行政命令强行压制利率会导致配置扭曲，被压抑的成本将转化为未来的通胀、违约风险及更高的系统性波动 [25][62] - 所有政策红利的成本将由越发沉重的美国债务、不断透支的地缘政治信誉以及更加分化的经济表现来承担，最终由美国经济和美元信用共同支付 [25][62]

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政治背景与施政约束 - 2026年中期选举对特朗普政府至关重要，共和党在众议院仅有微弱优势，一旦失去多数席位导致国会两院分治，将严重削弱政府的施政能力[1] - 历史经验表明，总统所在党派往往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博彩市场数据显示共和党失去众议院的可能性持续上升[3] - 若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后重新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特朗普可能面临第三次弹劾风险，这直接影响其未来的施政生命力[4] 核心选举议题：选民的可负担性压力 - 本轮选举的民意焦点已从经济增长转向高物价、高利率与高房价带来的现实生活压力，“可负担性”成为最核心的不满来源[1] - 尽管CPI通胀率已从2022年峰值回落，但美国整体物价水平相较疫情前仍明显抬升，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购买力形成挤压[10] - 住房领域负担能力恶化尤为突出，购房者需要比中位家庭多赚43%的收入才能负担一套普通住宅，部分原因是30年期房贷利率从2021年的约3%上升至目前的6%[10] - 家庭偿债压力上升，信用卡、汽车和学生贷款90天及以上的严重拖欠率已接近前期高点，商业银行信用卡逾期利率仍高于20%[11] - AI技术渗透和关税冲击削弱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放大了普通家庭对就业前景和经济状况的焦虑[11] 政策导向：行政干预以缓解成本压力 - 政策取向转向直接影响价格、利率与企业行为的行政干预手段，旨在通过迫使资本“让利”来换取选民支持[2] - 在住房领域，特朗普政府计划禁止大型机构投资者购买独栋住宅，并指示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约2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推动房贷利率下降[21] - 在金融领域，计划将信用卡利率上限设定为10%；在能源领域，要求科技公司为新建发电设施出资，以解决AI数据中心扩张导致的电价飙升问题[21] - 美国司法部以“美联储总部翻修项目”为由启动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刑事调查，试图向美联储施压降息[21] - 美国企业利润占GDP比重处在历史高位，而劳动者收入占比却降至二战以来的最低点，这为政府通过行政干预调整收入分配提供了现实依据[22] 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与投资启示 - 市场对选举年政策友好的传统假设可能不成立，围绕可负担性的激进政策更容易对市场产生扰动，年初以来的干预措施已引发投资者疑虑，导致股市震荡和债券收益率曲线陡峭化[2] - 债券市场表现谨慎，美国10年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震荡上行，收益率曲线更加陡峭化，部分原因是市场联想到了尼克松政府时期失败的干预政策[28] - 美联储立场趋于谨慎以捍卫自身独立性，利率掉期市场预计下一次降息更可能发生在6月，而非此前预测的3月[28] - 指数估值扩张空间可能受限，波动率上升，政府、企业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反复博弈将抬升政策不确定性和风险溢价[29] - 垄断力强、定价权高、利润率丰厚的板块面临更高政策风险，其超额利润可能被视为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攫取[29] - 成本受益型行业相对占优，此前因成本上行而受压的行业可能迎来阶段性修复，这类行业泡沫风险更低、防御属性更强，更可能成为资金配置方向[30]

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政治背景与约束 - 2026年中期选举对特朗普政府至关重要，共和党在众议院仅有微弱优势，若失去多数导致两院分治，将严重削弱政府施政能力[2][4] - 历史经验表明总统所在党派往往在中期选举失利，博彩市场数据显示共和党失去众议院的可能性持续上升[5] - 若民主党重夺众议院，特朗普可能面临第三次弹劾风险，这直接影响其未来的施政生命力[6] 核心选举议题：生活成本与可负担性 - 本轮选举的民意焦点已从经济增长转向高物价、高利率与高房价带来的现实生活压力，“可负担性”成为最核心的不满来源[2] - 尽管CPI通胀率已从2022年峰值回落，但整体物价水平相较疫情前明显抬升，对中低收入群体形成持久挤压[12] - 民调显示，特朗普在通胀议题上的净支持率在所有核心议题中最低，民主党通过聚焦生活可负担性议题在地方选举中取得成效[6][7] 住房可负担性显著恶化 - 购房者如今需要比中位家庭多赚43%的收入，才能负担得起一套普通住宅[12] - 住房可负担能力自2022年以来明显降低，部分因房价高企，也与按揭贷款利率从2021年的约3%上升至最高7%有关，目前仍高达6%[12] - 亚特兰大联储数据显示，美国家庭实际中位收入与购房合格收入之间的差距已拉大[12] 家庭债务与就业压力加剧焦虑 - 信用卡、汽车和学生贷款90天及以上的严重拖欠率已接近前期高点[13] - 商业银行信用卡逾期利率仍高于20%，并未随美联储降息而明显下降[13] - AI技术渗透和关税冲击削弱劳动者议价能力，企业倾向于以技术替代人力，导致劳动者对就业前景信心降低[13] 政策转向：行政干预与资本“让利” - 政策取向转向直接影响价格、利率与企业行为的行政干预手段，旨在通过迫使资本“让利”来换取选民支持[3][23] - 近期干预措施包括：禁止大型机构投资者购买独栋住宅；指示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约2000亿美元的MBS以推动房贷利率下降；计划将信用卡利率上限设定为10%；要求科技公司为新建发电设施出资以解决电价飙升问题[24] - 美国企业利润占GDP比重处在历史高位，而劳动者收入占比却降至二战以来最低点，为行政干预调整收入分配提供了依据[25] 市场影响与历史警示 - 市场惯性思维认为选举年政策利好资产价格，但本轮核心是缓解生活成本，政策可能扰动市场[3][28] - 特朗普的干预措施已引发市场疑虑，例如设定信用卡利率上限导致美国银行股普遍下跌[30] - 历史经验显示，尼克松在20世纪70年代为选举推出的行政干预政策最终导致经济走向“滞胀”危机，通胀率在1974年达到11.8%，失业率在1975年达到9%[28][30] 债券市场与美联储的反应 - 美国10年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震荡上行，收益率曲线更加陡峭化，反映市场对政策风险的担忧[3][31] - 美联储立场趋于谨慎，官员反对在独立性存疑时降息，降息预期已被推迟，利率掉期市场预计下一次降息更可能发生在6月而非3月[3][31] 对资本市场的三点启示 - 指数估值扩张空间可能受限，政策不确定性推高风险溢价，导致市场波动率上升[3][32] - 垄断力强、定价权高、利润率丰厚的板块面临更高政策风险，资金可能从相关行业流出[3][32] - 成本受益型行业相对占优，此前因成本上行而受压的行业可能迎来阶段性修复，更可能成为资金配置方向[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