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流金：怀念我的亲、师、友》新书发布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四川大学讲席教授李水城的回忆文章汇集成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 - 该书回顾了对其学术生涯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物，包括苏秉琦、宿白、俞伟超、严文明等考古学界泰斗 [1] - 该书不仅是李水城个人的“学术史”，也可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史” [1] 李水城的学术背景与高考经历 - 李水城于1977年和1978年参加两次高考 [4] - 1977年高考，数学满分100分，其考了不到10分，总分平均五十九点几，被广州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录取，但因错过口试未能入学 [4] - 1978年高考，历史考分很高，达91分，因考题涉及其熟悉的太平军行军路线和对周恩来总理的评价 [5] - 在老师建议下报考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并被录取，成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78级学生 [6] 在北京大学的学习经历与师承 - 1978年10月进入北京大学学习 [8] - 重要课程包括：1979年秋由李伯谦和邹衡讲授的商周考古，邹衡的课程涵盖夏文化、商代铜器分期、周代考古等核心内容 [8] - 邹衡对三代考古的贡献有目共睹，其提出的论点至今仍是该领域的关键 [9] - 1980年旁听严文明为79级开设的课程，为其后来开设“中国考古学（上）”课程和选定专业方向打下基础 [11] - 1981年春季，宿白为77、78级开设“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课程，内容极为丰富，要求学生临摹器物和绘制分期图，并鼓励独立思考 [13][14] 与考古学前辈的交往与学术思想 - 1985年重返北大读研，苏秉琦、严文明、李仰松是其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导师 [16] - 1986年1月6日，与蒋祖棣向苏秉琦请教，苏秉琦就类型学发表了深刻见解，指出类型学若僵化使用会束缚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并以八股文作类比 [16][17] - 苏秉琦认为，类型学作为形式逻辑方法考察事实规律存在问题，并举例说明其逻辑复杂性 [18] - 俞伟超老师具有超常的人格魅力和亲和力，常来学生宿舍看望，其认为“好文章是悟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并强调写文章要有激情 [21] 中国盐业考古的开拓与发展 - 李水城是中国盐业考古的先驱，其研究兴趣源于1982年在四川省博物馆见到的忠县㽏井沟口采集的羊角尖底杯 [23] - 1993年底，随宿白、李伯谦参加三峡水库文物保护会议，主动争取负责忠县的考古任务，为盐业考古留下伏笔 [24] - 1994年，带领北大三峡考古队前往忠县，注意到㽏井河谷中坝遗址的奇怪埋藏现象，推测与制盐有关，该发掘荣获“1995年考古十大发现”（并列） [24][25] - 1999年，中美合作“四川成都平原及周边古代盐业的景观考古学研究”项目获批，拉开中国盐业考古序幕，项目成员撰写了多篇以盐业考古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 [25] - 2000年，在英国多勒姆召开的“东亚考古大会第二届年会”上介绍中坝的发现，引起国际同行关注 [26] - 2004年和2006年分别在美国加州大学和德国图宾根大学举办盐业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 [26] - 2007年，受邀参加法国塞耶河谷制盐遗址的发掘，进行国际交流合作 [26] - 2002年，将盐业考古视角转向山东沿海，在莱州湾沿海发现大批商周时期制盐遗址，发掘出完整作坊，荣获2009年中国十大考古重要发现 [28] - 项目组在山东、甘肃、西藏、四川等十余个省区开展调查发掘，建立了盐业考古这一新的分支学科 [28][29] - 2015年，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邀请为《全球考古学百科全书》增加“中国盐业考古”词条 [29] 权杖研究的缘起与东西文化交流 - 对权杖的兴趣始于1980年在北大参演希腊悲剧《俄狄浦斯》时制作道具权杖的经历 [30] - 1986年在甘肃河西走廊调查采集到权杖头残件，1987年在酒泉干骨崖墓地亲手挖出一件白色大理石权杖头 [30] - 199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见到刻有楔形文字的西亚权杖头，受到极大震撼，开始关注此物 [30] - 2000年初在剑桥大学参加会议后，于伦敦大英博物馆见到大量西亚、埃及等地的精美权杖头 [31] - 2001年秋和2002年底，分别在北京和西安的学术会议上报告权杖的初步研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关注 [31] - 研究认为，权杖产生于近东，后扩散至欧亚非，距今4000年前东传至中国，早期在西北地区流行，后少量流入中原，与华夏传统礼器并列，作为王权象征，战国时期其威权功能式微 [32] - 研究旨在通过权杖考察欧亚大陆的族群迁徙、文化互动交融历史及对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的推动作用 [33] 西北考古的兴趣与研究成果 - 中国西北是我国近代田野考古学最早出现的地区之一，在考古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36] - 20世纪80年代，受严文明先生课程启发，选读瑞典学者安特生的著作，并完成《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研究》等报告，为日后研究奠定基础 [37] - 选择西北考古的缘由之一是为学者安特生正名，并探索东西方早期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38] - 1986年9-12月，与水涛在河西走廊进行为期3个月的野外调查，发现或复查近50处史前遗址 [39] - 1987年夏，联合发掘酒泉干骨崖遗址，清理四坝文化墓葬105座 [39] - 1990年夏，参与陇东渭河上游葫芦河流域的环境考古调查，核查五县516处遗址的实物资料，是中国学者独立进行区域考古调查的肇始 [39] - 对四坝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确立了其时空架构，并探讨了文化源流、经济形态等问题 [41] - 1987年在酒泉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存，将该文化分布向西推进了400公里，并论证了河西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 [42] - 对沙井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深入讨论了其分期、年代、分布、文化源流及族属 [43] - 通过研究蛇纹器等文化特质，考察长城沿线各地区的文化互动 [44] - 研究揭示了西北地区史前文化自东而西渐次扩散的历史大趋势，以及东西方人种、文化的碰撞融合 [45] 跨学科研究兴趣：环境、农业与冶金考古 - 对环境考古的兴趣始于阅读柴尔德和周昆叔的著作 [45] - 1990年初，参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历史气候变化”项目的子课题“葫芦河流域的古文化和古环境”调查 [46] - 20世纪90年代末，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北方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相互作用机制”，负责“西拉沐沦河流域古文化变迁及人地关系”子课题 [46] - 2001年夏，参与陕西神木县“两河流域环境考古调查” [46] - 对农业考古的兴趣启蒙于《农业考古》杂志 [46] - 1993年秋，代表北大参与中美合作的稻作起源研究，在江西乐平发掘洪岩洞遗址 [47] - 2000年春，在哈佛大学与欧弗·巴尔-约瑟夫教授磋商在中国开展水稻起源合作研究 [47] - 2006-2008年，代表北大参加中美合作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水稻起源考古发掘”项目，研究表明该遗址陶器和水稻年代可早到距今1.8-1.6万年 [47][48] - 对冶金考古的兴趣源于河西走廊的考古调查，通过对四坝文化的研究，推断其冶金工艺经历了从纯铜→砷铜→锡青铜的发展过程 [48] - 研究提出，公元前2千纪前半叶，中国境内已形成若干冶金文化圈，并可分为东西两大冶金区，各区之间存在接触和相互影响 [49] 主编《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访谈》的初衷与影响 - 2009年夏，应《南方文物》周广明之邀，主持创办“海外考古大家访谈”栏目，旨在介绍国外著名考古学家的成长经历、学术贡献及对中国考古学的评价 [52][53] - 栏目采用访谈形式，操作性较强，可借助与国内有合作的外方学者、海外进修学者和留学生的力量 [53] - 2010年初栏目正式推出，首期刊出对哈佛大学教授欧弗·巴尔-约瑟夫和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切尔奈赫的访谈 [54] - 截至2019年底的十年间，共完成对28位学者的采访 [55] - 采访对象包括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学者，以及研究近东、欧洲、欧亚草原、美洲等全球各地考古的学者 [55] - 栏目通过介绍海外学者的学术道路，为理解考古学思想史和发展史提供了宝贵资料，并间接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国际合作的历程与变化 [59][60] 学术荣誉 - 2022年，李水城荣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称号，这是国际学术界对其多年教学科研成绩的肯定 [62]

书籍核心观点 - 《又见三星堆》是一部融合科技叙事与人文温度的考古著作，它颠覆了传统考古书写的范式，将考古过程呈现为一场充满未知的探索，而非尘封的结论 [1][2] - 该书对三星堆文明进行了“祛魅化”处理，通过扎实的证据链强调其并非封闭的“失落孤岛”，而是一个高度开放、善于吸纳的区域性文明中心 [3] - 书籍的成功在于找到了考古写作的“黄金比例”：七分实证与三分诗意、七分冷静与三分深情的结合，使其成为记录新时代考古范式的标杆之作 [5] 考古方法论革新 - 书籍展现了考古方法论的深刻革新，从经验主导向数据驱动转型，其核心是多学科协同的“实验室田野化”系统知识生产工程 [2] - 科技手段被有机编织进叙事，成为解谜钥匙，例如：为文物进行精确三维定位“上户口”、在灰烬中捕捉仅1.8毫米的丝素蛋白信号、用锶同位素追溯象牙原产地、通过数字孪生技术虚拟拼合神树残件 [2] - 科技的应用并非简单堆砌高精尖设备或刻意炫技，而是一种“科技觉醒”，聚焦于考古细节与宏大的文明追问 [2] 对三星堆文明的诠释 - 书籍以扎实证据驳斥了将三星堆视为文明“失落孤岛”的神秘主义倾向，强调其强大的文化整合能力与独特的神权表达方式 [3] - 通过玉料溯源证实三星堆与长江中下游文明的紧密联系，通过海贝、绿松石的发现揭示其发达的远距离贸易网络，通过顶尊跪坐人像展现其与中原礼制的深度互动 [3] - 书籍通过对色彩、材质、工艺的细致描摹，试图还原一个有温度、有信仰、有仪式感的古蜀社会，将物质遗存视为古蜀人精神世界的鲜活投射 [3] 考古过程与人文精神 - 书籍采用“过程性书写”，邀请读者“在场”体验考古过程，例如观察考古队员用牙科工具清理金箔、聆听文保专家讨论象牙脱水方案、感受研究员在退休前夜接到新坑发现消息时的激动 [2] - 书中对文物修复的描写超越了技术行为，将其升华为一场跨越时空的历史对话与文明接力，例如郭汉中父子两代的手艺传承，以及在残件上发现古人曾用铜丝修补痕迹的震撼 [4] - 书籍坦诚面对考古工作的局限与困惑，如第九章专论“无字之谜”，将大量未知符号视为文明最动人的魅力所在，激发对历史可能性的无限想象 [5] 考古工作的意义 - 真正的考古被定义为倾听、理解以及学会与谜题共处，而不是“挖宝”、占有或终结谜题 [5] - 考古工作具有修复断裂的历史记忆的独特伦理维度，文明的延续被视作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修复 [4] - 三星堆成为一面映照自身文明自觉的镜子，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处，在已知与未知的边界上，回望历史也重新看见自己 [6]

纪录片《何以中国》的创作背景与核心理念 - 纪录片《何以中国》及其同名书籍旨在通过考古学成果，呈现一部视觉化的中国“深历史”，以回答“何以中国”这一根本问题，其核心是超越传统的“上下五千年”叙事框架，构建一部基于前沿考古发现的“万年中国史”[3][4][7] - 创作团队认为，传统的“上下五千年”历史框架更多是基于近代民族国家构建需求的文化符号，已不足以承载对“何以中国”的深入追问，现代考古学提供了重新审视和构建更久远、更鲜活历史图景的科学途径[3][4] - 该项目的初衷是将最新的、甚至仍在研究中的前沿考古学发现与成果进行视觉化记录与学术性凝练，以帮助公众构建一部与以往叙事不同的中国历史[7] 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关键作用 - 考古学是研究文字发明前及文字记录之外古代社会的唯一科学途径，它通过科学方法获取和分析信息，使研究者能够复原和理解从几百万年前的古人类到一万年前定居祖先的历史[4] - 考古学提供了观察历史的新窗口，使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人名和事件，更是具体的物、场景和历史样貌，从而能够研究和探索远超文献框架的早期人类群体历史[4] - 西方学界对中华文明史的追溯通常以甲骨文和殷墟为起点，这种认知滞后于中国最新的考古发现，例如三星堆和良渚的发现，证明了早期中国历史的图景远比文字记载更为久远、丰富和复杂[5][6] 中华文明的关键特征与发展节点 - 中华文明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多元一体”的结构，如同双螺旋基因，多元性与一体化始终回旋交织，这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具有强大韧性和生命力的基因密码[10][11] - 纪录片与书籍选取了八个关键变化节点来勾勒长尺度的中华文明简史，即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青铜时代部族兴替，直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8] - 历史叙事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史前史）聚焦农业、定居、社会不平等与文明起源等世界性宏观命题；后半部分（先秦史）则展现夏商周至秦的多元一体化进程，强调夏商周疆域外的早期中国同样精彩，多元性是秦汉一体化王朝形成的主要基础[9][10] 考古学带来的历史叙事革新 - 考古学叙事具有非线性特点，它揭示的历史不是一条有明确先后顺序的时间轴，而是具有“形状”的，在中国广阔的地域中，时间的形状体现为祖先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中华文明并非从单一源流发展而来[11] - 考古学通过多重视角和实证方法让读者贴近历史真实性，包括有意识地加重“小人物”的视角，利用出土的简帛文书等无意识留下的材料，记载普通人的社会生活[12] - 全书的编排并非完全按时间顺序，第一章先阐述秦汉统一王朝的核心及其对后世连续性的贡献，给出“什么是中国”的答案，然后再从人类起源阶段从头讲述，这种结构旨在阐明历史变化的宏观节奏如何一步步夯筑“何以中国”的根基[8][9]

文章核心观点 - 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发布会公布了六项重大考古发现 这些发现通过解决重大学术问题、为历史文献提供实证 极大地丰富了对古人类发展及中华文明演进历程的认知 [1] 河北阳原县新庙庄旧石器时代遗址 - 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 发现距今12万至1.3万年的6期遗存 构建起贯穿晚更新世的文化序列 [2] - 2号地点发现的小石叶技术距今4.5万至4.2万年 为华北乃至东亚最早 被认为是早期现代人的典型石器技术 [2] - 首次在华北地区发现莫斯特技术风格石器 意味着尼安德特人群可能到达或影响中华腹地 [2] - 5号地点出土数量丰富、质材多样的穿孔装饰品 包含海洋性动物骨骼材料 蕴含古人群远距离贸易、手工业专门化、社会分层等复杂社会信息 [2] 河南新郑市裴李岗石器时代遗址 - 确认下层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 为探索中原地区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提供新材料 [3] - 出土数量丰富的陶塑 主要为人物及动物形象 其中的人面獠牙像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人面獠牙形象之一 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神面形象的源头 [3] - 对出土陶质小口尖底瓶的检测 发现了采用水稻为原料的红曲霉发酵技术进行酿酒的证据 为探索仰韶文化尖底瓶的起源提供重要线索 [3] 河北张家口市郑家沟红山文化遗址 - 碳14测年显示1号积石冢年代距今5100年至4800年 遗物兼具红山文化典型元素与本地特色 可能代表红山文化向西南扩散过程中与本地文化融合形成的新考古学文化类型 [4] - 对1号积石冢出土的24例人骨的全基因组测序结果表明 该人群与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人群有很强遗传联系 属同一族群 [4] - 墓葬和祭祀坑出土器物600余件（套） 包括大量用蚌、珍珠、螺等制成的饰品 以及红山文化典型器物玦形玉龙 [4] - 证实红山文化曾向西南迁徙 延长了其时间轴线并扩大了分布范围 目前已在张家口地区发现同类积石冢200余座 [4] 新疆温泉县呼斯塔青铜时代遗址 - 是一处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的大型聚落 由核心区城址、墓地及外围遗迹构成 [5] - 东区墓地内一座大型墓葬年代为公元前2800至前2600年 是新疆目前发现的最早青铜时代遗存之一 形制特殊 [5] - 墓中出土一把铜刀 是欧亚草原所见最早的锡青铜制品之一 [6] - 出土的权杖头为戴帽子的人面形象 面相写实逼真 前所未见 [6] 山东青岛市琅琊台战国秦汉时期遗址 - 考古确认了由山顶高台建筑和山下院落构成的“秦修汉葺”高等级建筑群 [6] - 山顶建筑基址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 分为多个层级 最上层为核心殿堂基址 发现房间、廊道、院落门址、石铺道路及排水设施等 [6] - 出土夔纹大半圆瓦当和龙纹空心砖等高等级建筑构件 证实了文献中秦始皇“徙黔首三万户”筑“琅邪台”的记载 [6] - 遗址集中展现了早期王朝的治理能力、工程技术水平及文化整合策略 [6] 新疆吐鲁番市巴达木东晋唐时期墓群 - 为深入研究晋唐时期国家治理、文化融合、丝路交流提供了关键性实物资料 [7] - 唐墓随葬器物以彩绘泥俑为主 主要有“四神十二时”俑、男女立俑及马、牛、驼等动物俑 [7] - 口含、手握钱币的葬俗普遍存在 具有典型中原文化特色 [7] - 出土《天宝八载木券》一组 残存墨书230余字 初步释读应与中原丧仪中的“斩草仪”有关 展现了西域社会对中原文化的深度认同 [7] 考古工作方法 - 新庙庄和裴李岗遗址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多次发掘 新一轮考古调查、发掘与多学科方法的运用揭示出新地点和前所未有的材料与信息 使老遗址焕发新活力 [3] - 入选遗址大多经历了数年的发掘研究 例如裴李岗遗址发掘持续8年 呼斯塔遗址发掘历时10年 琅琊台遗址发掘已有7年 说明重大发现是锲而不舍的结果 [7]

文章核心观点 - 考古学界对技术的理解已从单纯的“手段”转变为一种嵌入社会生活的复杂实践 它由记忆、传统与群体经验共同塑造 不仅关乎效率 也关乎价值、文化与社会结构[1] - 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以“技术、社会与考古学”为主题 聚集全球学者探讨技术、社会与文化的多重关联 旨在从考古学视角理解技术如何塑造古代社会与未来[1] 作为适应手段的技术 - 考古学家通过研究古代灌溉系统、梯田工程、治水设施及迁徙策略 探讨技术如何帮助人类在不稳定的环境与气候中生存[2] - 对秘鲁海岸线约5800年来的考古记录研究表明 古代秘鲁人面对厄尔尼诺带来的自然灾害并非被动接受 例如在距今约4500至3600年间 一处聚落旁出现了用于拦截洪水泥石流的拦沙坝[2] - 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图贡布拉克遗址 考古发现设防土丘、大型城墙、密集建筑及外部防御系统 所围合的城市范围不少于120公顷 该区域使用时间为6世纪中叶至11世纪末[2][3] - 耐寒作物、山地工程和商旅通道等技术 使一些曾被视为边缘的地方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3] - 技术、价值、知识与合作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适应环境变化的韧性基础[4] 作为生产工艺的技术 - 学者聚焦陶器、冶金、纺织、石器等物品的生产技术 揭示技术如何引领人类社会组织劳动、传递知识并赋予器物意义[5] - 中国铜镜铸造历史悠久 早在4000多年前的齐家文化中已有发现 至汉代达到发展高峰 汉代铜镜研究体现了当时的铜铸工艺、审美意趣、民俗信仰及对外交流情况[5] - 对北高加索迈科普遗址的研究发现 当地人在距今5500至5000年前已种植亚麻并掌握麻纺织技术 麻布生产随迈科普人消失而消失 在南高加索地区则持续到4000年前[6] - 在四五千年前的欧亚草原地区 未发现麻遗存 但当地人利用野生韧皮纤维和编结技术发展出了成熟的工艺体系[6] - 手工技术、产业与社会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 其具体互动方式是未来手工业考古的研究方向之一[6] 作为社会变革力量的技术 - 青铜器最初作为生产工具和武器出现 在早期国家形成后成为祭祀礼器 随后在社会分工细化后具备货币属性 并推动了地区贸易网络的形成[7] - 青铜技术的迭代与社会需求深度耦合 体现了人类对自然掌控力的跃迁 也折射了社会结构、权力形态与经济模式的变革[7] - 瓷器的生产同样影响了城镇化和社会变革方向 例如江西景德镇瓷业发展推动了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8] - 明末清初 景德镇沿自然沟溪修建零散下水道和窨井 清代中期将零散下水道连接 清末至民国形成了两条总长3.3公里的排水道 其中一条较大的全长2.2公里[8] - 逾千年的瓷业塑造了景德镇的城市格局 形成了以明代御器厂、清代御窑厂为核心 道路与主干道次第排布的城市形貌[8] - 技术是一种文化的、认知的、伦理的实践 在面对人工智能、生态环境改变等当代挑战时 考古学可提供前人应对变化的思路与借鉴[8]

展览概况 -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安徽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遇见考烈王——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考古成果展”于12月26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1] - 展览展期计划为4个月 [3] 考古成果价值 - 武王墩一号墓是东周时期楚考烈王熊元的陵寝，是迄今经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国王级墓葬 [1] - 2020年至2024年的系统发掘出土了一万余件反映战国晚期楚国物质文明的珍贵遗物 [1] - 该发现为研究楚国、两周直至西汉时期的王级陵墓制度、陵园规划、埋葬习俗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实证 [1] 展览内容与结构 - 展览精选了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200余件（套）文物进行展示 [1] - 展览分为“启封秘藏”、“椁藏玄契”、“琳琅楚琛”、“以属华夏”四个部分 [1] - 展品包括九鼎八簋的青铜礼器组合、成套的青铜编钟与石编磬、工艺精湛的玉璧、玉璜以及纹饰华丽的彩绘龙凤纹漆木案等代表性器物 [1] 展览意义与目标 - 展览系统展示了考古发掘的科学历程、楚考烈王陵墓的礼制内涵、楚国物质文明的璀璨成就以及战国时期文化交融的图景 [1] - 展览旨在引领观众进行沉浸式体验，深入理解楚文化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独特作用与重要地位 [2] - 展览希望观众能亲身感受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魅力 [2]

文章核心观点 - 技术是塑造古代社会结构与文明形态的核心力量 其价值不仅在于器物本身 更在于其背后所组织的社会协作网络、共同符号系统以及跨区域的组织能力[1] - 技术的传播与演进并非简单复制 而是在新的环境与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改造与再创造 从而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技术体系[2] - 现代科技（如人工智能、分子考古学、数字技术）正成为重新发现、理解和复原古代技术与社会复杂性的关键工具 实现了与古代“技术想象力”的隔空对话[2][3] - 考古学揭示 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跃迁都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与伦理基础的重建 合作是技术最深层的逻辑 多样性是文明最稳固的基础[4] 古代技术与社会组织 - 中国牛河梁遗址的玉器制作 体现了严密的社会组织能力 涉及跨区域的材料调配、标准化的工艺流程和共同的符号系统 技术像无形的绳索将人们编织在一起[1] - 殷墟商王陵区的动物祭祀体系 展示了“国家级的组织能力” 其动物选择、排列与组合包含严密的政治与宗教意义 背后是饲养、运输、仪式相互依托的复杂运作网络[1] - 中亚高海拔丝路城址的建筑、灌溉、交通技术 在严酷环境中塑造了跨区域网络 使山脉成为联通文明的节点[3] - 埃及拉美西斯神庙的数字复原 揭示了宏大工程背后的组织结构与劳动体系如何通过技术被重塑和记录[3] 技术传播与本地化创新 -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展示了本地群体对中原青铜文化的吸收方式 并非复制 而是在自然环境、资源差异与自身传统基础上进行“改造”与“再创造” 重塑出带有独特地域色彩的青铜冶铸体系[2] 现代科技在考古中的应用 - 分子考古学通过古DNA、稳定同位素及蛋白质分析 重构史前人群迁徙与行为模式 揭示技术网络与人类移动如何相互交织 以及技术如何改变人类的生物结构与生活方式[2] - 人工智能技术正帮助重新识别南美洲隐没千年的纳斯卡地画线条 这些地画本身是古代精密测绘技术将地景转化为巨大仪式舞台的体现[3] 技术的深层意义与当代启示 - 技术塑造文明 文明又以技术的方式理解自身 技术的力量既是物质的也是思想的 既是实践的也是伦理的 既属于特定文化也具有跨文明的共享性[3] - 面对人工智能、气候变化、数字时代等当代议题 回望古代可知 技术越强大 人类越需要思考如何让技术服务于合作 并塑造一个开放、多元、安全、具有韧性的未来[4] - 考古学提示 人类如何选择技术 最终决定文明的方向 古代技术研究为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跨文化理解与对话的基础[4]

论坛概况 - 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于上海举行 论坛主题为“技术、社会与考古学” [1] - 论坛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国家文物局主办 来自43个国家的近300名学者参与交流 [1] - 论坛涵盖田野考古、实验室科学、理论创新、遗产保护、学术研究及地区合作等多个方面 [1] - 世界考古论坛·上海成立于2013年 是国际考古学界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 [1] - 论坛旨在促进国际考古学界的交流与合作 提升世界范围内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水平 [1] 安徽省考古研究成果 -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宫希成研究馆员以《楚王的世界——淮南武王墩楚考烈王陵》为题进行交流 [1] - 报告系统介绍了淮南武王墩一号墓的考古发掘过程、墓葬形制规模、随葬礼器组合、出土文字材料以及秦楚交流、墓主身份、价值意义等多方面内容 [1] - 董哲副研究馆员作了《近十年来安徽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石器技术及其他》的专题报告 [1] - 报告系统介绍了和县龙潭洞、东至华龙洞、巢湖柳家2号、合肥庙东郢东南等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展 [1]

洛阳铲的结构与演变 - 洛阳铲由铲头、铲杆、铲裤三部分组成 铲头长度过去多为13厘米、23厘米、27厘米不等 如今普遍在30厘米左右[3] - 铲裤一般长1米 承担连接作用 铲杆通常以经过蒸煮处理的腊木杆为最佳 以增加柔韧性并防止干裂变形 杆上标有刻度[3] - 为适应不同土质 衍生出多种改良铲头 例如用于土质过软探孔的筒状套铲 以及用于应对坚硬砖石层的粗壮过砖铲[3] 洛阳铲的历史与应用发展 - 洛阳铲诞生于盗墓活动 于1928年作为盗墓工具进入考古学家视野[4] - 1952年至1956年 在多项重要遗址的考古勘探中正式使用 使考古调查成为发掘先行手段 并发展成最具中国特色的考古技术之一[4] - 中国考古日益国际化 洛阳铲在国际考古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2017年在哈萨克斯坦拉哈特古城遗址的勘探中 依据其带出的土层信息设置探沟 发现文化堆积厚度超过4米且遗物丰富[4] 洛阳铲的勘探原理与信息解读 - 钻探带上的泥土称为地层堆积或文化层 地层自上而下由新到旧排列 最上层为现代耕土层 最下层为无人类活动痕迹的“生土”[5] - 通过土色、质地和包含物辨别土层 例如中原地区 黄灰色花杂土多为近代扰乱层 质地偏松的灰色土可能为古代灰坑或灰沟 其中常包含烧土块、木炭、器物残片等[5] - 墓葬主要通过“五花土”识别 即不同层次颜色各异的土混合回填形成 但需结合木棺腐朽痕迹等证据确认 此外还能探到夯土、路土等人类活动痕迹[6] 洛阳铲的现代价值与不可替代性 - 洛阳铲帮助现代考古学无需发掘即可探明地下基本情况 大大减少了对文物的不必要伤害[6] - 在二里头遗址的勘探中 熟练技工使用洛阳铲已逐渐探明近300万平方米的城址范围和结构[6] - 在当今田野考古中 洛阳铲被认为是探明较大范围地下遗存最方便、伤害最小的工具[6]

论坛概况 - 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于12月16日在上海开幕 主题为“技术、社会与考古学” [1] - 论坛汇聚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位专家学者进行研讨交流和学术对话 [1] - 该论坛创立于2013年 每两年举办一次 是国际考古学界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 [1] - 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与国家文物局共同主办 [1] 展示成果 - 论坛展示了11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 包括“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中南半岛从采猎到农耕转变复杂性研究”、“中亚丝路高地城市枢纽”、“陕西清涧寨沟遗址：黄土高原上的商代青铜文明中心”等 [1] - 论坛展示了11项“重要考古研究成果” 包括“从聚合到融合：东周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人群互动”、“分子考古学研究：绘制东亚十万年来人群迁徙、演化与适应图谱”等 [1] - 这些成果有助于深化对特定区域考古文化的理解 并反映了理论、方法、技术上的重要创新以及基于考古新发现的突破性研究进展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