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宏观环境变迁 - 全球经济处于康波萧条期，老技术潜力耗尽而新技术尚未成熟，导致存量博弈和多边合作被零和思维取代[2] - 过去五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长率接近8%，但十五五期间可能回落至3%至5%[2][7] - 全球化逻辑从效率优先转变为需考虑风险变量，企业为安全进行补偿性投入推高全球成本[5][6] - 全球央行持有的美国国债占比已历史性低于其黄金储备占比，反映对美元公信力的怀疑[6] 中国内部经济挑战 - 房地产行业虽不再是增长支柱，但仍占据中国居民财富的50%，其债务链条和历史遗留问题将拖累宏观经济[3][8] - 当前财政政策重心在于化债而非单纯刺激，股市对实体经济拉动作用有限[8] - 中国制造业在汽车、造船、工业机器人领域成为世界冠军，但高增长部分得益于西方通胀和疫情期间特殊需求[7] 人工智能的投资机遇 - 人工智能被视为瓦特蒸汽机级别的革命，是未来财富增长的根本动力[11] - 投资应选择人工智能领域的生息资产，如英伟达和谷歌，它们拥有巨额研发投入和第二增长曲线[11] - 企业价值将直接与其使用AI的能力相关联，资本更愿为具备AI驱动或防御AI冲击能力的企业买单[12] - 选择比努力重要，应投资纳斯达克指数等AI方向而非死守回报率低的市场，35年回报达51倍[10][11] 企业传承与治理 - 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有300万家族企业面临代际传承，涉及财富规模达300万亿元人民币[13] - 代际传承成功概率低，需从人治转向依靠家族办公室和治理结构的法治以打破富不过三代魔咒[14][15]

全球贸易与宏观环境 - 全球经济处于“康波萧条期”，老技术潜力耗尽而新技术尚未成熟，导致存量博弈和多边合作被零和思维取代 [2] - 过去五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长率接近8%，但“十五五”期间可能回落至3%至5% [2][7] - 全球央行持有的美国国债占比已历史性低于其黄金储备占比，反映对美元公信力的“怀疑”而非传统“避险” [6]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变 - 房地产行业虽不再是增长支柱，但仍占据中国居民财富的50%，并与地方财政和基建深度捆绑，其债务链条和历史遗留问题将是未来五年的负累 [3][8] - 当前财政政策重心在于“化债”而非单纯“刺激”，股市对实体经济拉动作用有限 [8] - 中国出口高增长部分得益于西方通胀、供应链断裂及疫情期间特殊需求，随着世界恢复正常，高增速难以为继 [6][7] 企业战略与投资逻辑演变 - 全球化逻辑从“效率优先”转变为需考虑“风险”变量，企业为供应链安全进行“基于安全的补偿性投入”，推高全球化成本 [4][5] - 投资应选择能带来“瓦特蒸汽机”级别增长的AI时代，而非在低增长领域消耗，过去35年投资纳斯达克指数回报达51倍，远高于死守日本股市 [9] - 企业价值将直接与其“使用AI的能力”关联，资本更愿为具备“AI驱动能力”或拥有“防御AI冲击能力”的企业买单 [11] 资产配置与产业焦点 - AI是当前投资的“大海”，如特斯拉（若能实现人形机器人和无人驾驶）、英伟达和谷歌等能持续产生巨额利润的“生息资产”代表未来方向 [10] - 并购逻辑从“大鱼吃小鱼”的规模导向，转变为看重技术壁垒和AI驱动能力 [11] 财富传承与企业治理 - 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将有300万家族企业面临代际传承，涉及财富规模达300万亿元人民币 [12] - 代际传承成功概率低，需从“人治”转向依靠家族办公室和治理结构的“法治”以打破“富不过三代”魔咒 [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