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结构性压力 - 全球经济增长正变得越来越“昂贵”，许多发展中经济体面临债务压力、融资收紧和外部不确定性，政策空间受限 [1] - 全球增长水平长期低于疫情前趋势，债务、贸易摩擦、就业和气候冲击同时挤压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选择，问题具有结构性特征 [1] - 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但速度过慢且不均衡，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2.5%，明显低于疫情前3.2%的水平 [3] 影响经济增长的四大关键风险因素 - **债务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将财政收入的10%甚至更多用于偿还债务本息，严重削弱了可持续发展投资能力 [4] - **贸易紧张局势**：新的关税措施出台或升级将成为抑制经济增长前景的重要风险 [4] - **青年失业问题**：在一些国家，青年失业率高达20%，即每五名年轻人中就有一人找不到正式工作 [4] - **气候冲击**：气候灾害越来越频繁和剧烈，扰乱粮食供应、破坏基础设施并加重财政负担 [4] 发展融资挑战与《塞维利亚承诺》的行动框架 -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每年存在约4万亿美元的投资缺口，但相对于全球超过100万亿美元的GDP总量，占比很小 [5] - **撬动投资**：需要动员国内和国际投资，包括多边开发银行的优惠性融资以及引导私人资本参与 [5] - **解决债务困境**：债务解决不能再被拖延，需在G20共同框架下推进具体举措 [6] - **改革国际金融架构**：全球金融架构必须更新以匹配现实，包括提供应急融资和改革治理体系 [6] 主权债务重组机制的进展与方向 - 债务减免进展缓慢，例如乍得和赞比亚的申请过程耗时一年多，但加纳和埃塞俄比亚的案例显示整体在向前推进 [7] - G20共同框架的三项核心建议：加快债务重组进程并暂停偿付、确保债权人责任相近、所有债权人协调一致 [7] - 建立“借款国俱乐部”以倾听借款国声音，并于2025年10月在华盛顿与多国财长举行会议 [8] - 启动“塞维利亚债务平台”以促进知识共享和债务管理能力建设，并更新负责任借贷原则以加强透明度和风险评估 [8] 提升长期增长潜力的政策路径：投资于人、生产力与地球 - **投资于人**：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是对未来繁荣的预付，需通过教育、技能培训和创造机会来实现 [9] - **提升生产力**：发展中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2000-2007年的1.2%下降至2011-2019年的0.2%，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甚至为负值 [10] - **推动结构性转型**：应向高附加值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并积极拥抱如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 [10][12] - **投资于地球**：投资可再生能源和基础设施（如通信、交通、工业）将创造大量就业 [13][14] - **投资于健康与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健康的人口意味着更高的生产力，需为“银发经济”做好准备 [14][15] 国际合作前景与中国的关键作用 - 尽管世界分化，但消除贫困、饥饿、改善医疗、性别平等、应对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目标仍是共同议程，能凝聚各国 [16] - 联合国通过《塞维利亚承诺》、《多哈政治宣言》和《未来契约》等推动全球协作与切实解决方案 [17] - **中国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其全球发展倡议与2030年议程在消除贫困、粮食安全等领域高度契合 [18] - 中国可通过发展合作帮助各国获得融资和关键技术，并分享自身发展经验 [18] - 中国在技术扩散、人力资本建设和制度建设（如职业培训）方面能帮助其他国家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8] -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强调联合国应处于全球治理核心，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可推动迫切需要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19]

文章核心观点 - 联合国贸发会议认为2024-2025年全球经济处于“脆弱韧性”状态，表面稳定但结构疲弱且风险积聚，预计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4年的2.9%放缓至2.6% [1] - 全球增长正从疲弱转向更低的下滑轨道，主要受需求侧动力不足、投资动力不足以及多重不确定性影响 [1][2] - 要重回更平衡、可持续的全球增长路径，需要进行重大政策转向，并加强贸易、金融等政策的整体协调 [3][4] 全球经济状况与增长前景 - 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放缓至2.6%，低于2024年的2.9% [1] - 全球增长正从疲弱转为更低的下滑轨道，原因包括全球需求不振、私人投资疲弱、制造业周期低迷以及发达经济体低增长的传导 [1] - 需求侧动力不足：许多经济体国内支出低迷，家庭购买力承压，高利率压制经济活动与国内需求，导致全球制造业疲软和贸易动能不足 [1] - 投资动力不足：固定投资疲软，私人部门投资低迷，企业因高融资成本和盈利前景不确定性而推迟资本支出，侵蚀长期增长潜力 [1] 经济复苏面临的主要风险与不确定性 - 金融风险：持续高利率提高企业与政府融资成本，抑制投资和消费，使债务脆弱国家更易爆发危机 [2] - 货币政策分化加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导致资本流动和汇率不稳定，影响国际融资条件，对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国家影响更甚 [2] - 贸易政策与地缘政治风险：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处于历史高位，关税调整、双边协议等前景不明朗，使企业投资持续承压 [2] - 全球贸易将因前置进口效应消退和美国加征关税而产生实际影响而减速，进而拖累制造业投资、全球价值链活动与就业增长 [2] - 地缘经济重组风险：2025年，在关税战升级、地区供应链重构及市场分裂风险影响下，地缘经济重组将加剧系统性风险 [3] - 气候风险：气候灾害频率上升，对发展中经济体构成系统性冲击，发展中国家气候相关极端事件增长更快，冲击粮食价格和供应链，破坏基础设施，挤压公共投资，形成恶性循环 [3] - 债务风险：在统计的68个低收入国家中，有35个处于或面临高风险债务困境，债务违约可能导致长期产出下降、丧失国际资本市场进入能力及借贷成本显著上升 [3] 政策建议与改革方向 - 稳定宏观与金融条件：避免过紧货币政策、扩大财政空间、加强协调 [4] - 重塑全球金融架构：降低融资成本，提升发展中国家获取资金的能力 [4] - 打造以发展为中心的贸易体系：减少不确定性，加强多边合作 [4] - 应对气候与债务风险：扩大气候融资、改革债务架构 [4] - 加强关键市场监管：积极应对食品与大宗商品领域的金融化风险 [4] - 需加强贸易、金融等政策的整体协调，单一政策工具在相互影响的全球周期中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4] - 最重要的结构性改革是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以降低汇率波动、融资成本和外部脆弱性，包括减少对美元融资渠道的过度依赖，提升内部需求与投资能力 [4] - 需加强规则型、多边、非歧视的贸易体系建设，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防止贸易政策碎片化，加强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区域合作的协同，以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4]

气候融资现状与挑战 - 2022年全球气候融资总规模达到1000亿美元目标 但与2035年新集体量化目标1.3万亿美元标准差距巨大 [2] - 2022年适应资金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气候融资中占比仅为28% 2023年适应资金在全球气候融资中占比仅约3.4% 显示规模小且难以吸引私人资本 [2] - 2022年最不发达国家仅获取约18%的对外气候融资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获资比例仅约2.8% 存在显著地理与脆弱性错配 [3] - 气候融资性质以债务为主 加剧发展中国家债务压力 未能满足脆弱国家的适应与损失赔偿需求 [2][3] 国际金融架构的结构性限制 - 资本成本过高、债务不可持续、财政空间有限等问题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获取资金并开展气候行动的能力 [3]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仅有37% 世界银行为43% 远低于其人口及经济权重 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决策中缺乏影响力 [4] - 融资程序复杂、气候资金渠道碎片化、贷款附加条件性过强 多边机构缺乏代表性与公平性 [3][4] -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中央银行互换额度 遇到外部冲击时只能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 且多伴随严格宏观条件 [3]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核心方向 - 改革需围绕提高金融稳定性与韧性、扩大并改善气候与发展融资、重塑全球金融治理的公平性三大核心 [4] - 建立更公平强大的国际金融安全网 提高特别提款权的作用与公正性 减少金融冲击对发展中国家财政空间的侵蚀 [5] - 大幅扩大公共国际融资规模 增加非债务型融资 改革多边开发银行业务模式 将公共投资置于核心位置 [5] - 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治理结构 增加发展中国家在投票权、董事会和规则制定中的代表性 [5] - 推动主权债务重组机制更加中立公平 将气候与发展必要投资视为理性支出而非债务风险 [5]

文章核心观点 - 联合国报告指出当前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结构性限制，必须进行系统性改革才能实现每年为发展中国家动员1.3万亿美元气候融资的目标 [1][3][4] 当前气候融资状况与问题 - 2022年气候融资总额达到1000亿美元，但与2024年COP29设定的1.3万亿美元新目标差距巨大 [1] - 融资性质以债务为主，未能满足脆弱国家的适应与损失赔偿需求 [1] - 2022年适应资金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气候融资中占比仅为28%，2023年全球气候融资中适应资金占比仅约3.4%，规模小且难以吸引私人资本 [1] - COP28设立的“损失与损害”基金承诺和拨付规模有限，实际需求远大于已承诺资金 [2] - 资金分配存在显著地理与脆弱性错配，2022年最不发达国家仅获取约18%的对外气候融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获资比例仅约2.8% [2] 国际金融架构的结构性限制 - 结构性限制阻碍了发展中国家获取资金并开展气候行动，而非仅因资金总量不足 [3] -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中央银行互换额度，面临高成本借贷与货币风险，削弱其投资气候转型的财政与政策空间 [3] - 当前金融架构存在资本成本过高、债务不可持续、财政空间有限、融资程序复杂等问题 [3] - 多边机构缺乏代表性与公平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仅有37%，世界银行为43%，远低于其人口及经济权重 [3]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核心方向 - 改革需围绕提高金融稳定性与韧性、扩大并改善气候与发展融资、重塑全球金融治理的公平性三大核心 [4] - 主张建立更公平强大的国际金融安全网，提高特别提款权的作用与公正性，减少金融冲击对发展中国家财政空间的侵蚀 [5] - 建议大幅扩大公共国际融资规模，增加非债务型融资，改革多边开发银行业务模式及风险评估与项目审批模式 [5] - 推动主权债务重组机制更加中立与公平，将气候与发展必要投资视为“理性支出”而非“债务风险” [5] - 建议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治理结构，增加发展中国家在投票权、董事会和规则制定中的代表性 [5] - 应尊重发展中国家政策自主性，减少与贷款挂钩的政策条件，停止将宏观紧缩作为获取融资的前提 [5]

对话机制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 重申继续发挥中俄财长对话机制重要作用，有效提升两国经济财金领域务实合作水平 [1] - 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助力两国实现发展振兴 [1] - 同意于2026年在俄罗斯举行第十二次中俄财长对话 [1] 财税金融与行业合作 - 进一步加强财税、金融领域交流与合作，积极推进财政政策与金融监管合作交流 [1] - 深化两国在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合作 [1] - 稳步推进中俄在银行领域和资本市场务实合作 [1] - 在会计准则、审计准则及审计监管等效互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审计监管交流和跨境执法合作，为贸易和投资创造良好环境 [1] 多边框架与国际组织合作 - 深化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的协调合作 [1] - 深化在世界银行集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协调合作，降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碎片化风险 [1] - 以金砖国家扩员为新起点，加强财长和央行行长机制下的沟通协作，落实财金领域共识和成果 [2] - 推动金砖国家就国际经济金融治理、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发展融资和国际金融架构改革等议题协调立场，深化基础设施投资合作 [2] 多边开发银行发展 - 推动多边开发银行坚持多边主义和非政治化原则，为发展中国家动员更多资源 [2] - 支持新开发银行做大做强，稳步吸收新成员，持续扩大本币融资规模，加强投融资工具创新，提升本币业务占比 [2] - 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重要多边开发银行稳步发展壮大，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原则 [2]

国际社会对非洲合作 - 联合国与非盟的伙伴关系是国际体系的重要支柱，对促进非洲和平安全与发展繁荣意义重大 [1] - 国际社会应尊重非洲国家主权和主导权，避免外部干涉施压和滥施单边制裁 [1] - 传统援助方要加大投入，国际社会应加强技术、信息等方面支持，以帮助非洲加强自主能力建设 [1] 非洲发展与全球支持 - 国际社会要支持非洲国家探索适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帮助消除贫困，解决暴力和冲突的根源问题 [1] - 发达国家应切实履行发展援助和气候融资承诺，停止撤资断供 [1] - 需加快推进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以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 [1] 新兴技术与多边合作 - 需确保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普惠共享，为非洲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1] - 中方坚定支持非洲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提升其在多边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2] - 中方将继续以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同非盟加强合作，为非洲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贡献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