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并行产业是指中美各有所长、并行发展的行业，典型代表包括人工智能、平台经济、创新药和商业航天，这些产业虽中国相对美国有所落后但不存在严重卡脖子风险，共处全球第一梯队 [3] - 并行产业的竞争不仅是企业间的商业竞争，更是为国家提供地缘经济权力的竞争 [3][10] - 当前中国并行产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面临内需增长乏力、外需拓展受限、融资约束明显及技术标准话语权待提升等挑战 [3][28] - 政策重点应更多考虑如何扩大市场需求，特别是面向中小企业的需求，并辅以供给侧的优化措施 [3][77] 并行产业的定义与地缘经济意义 - 并行产业属于能够为国家提供地缘经济权力的战略产业，对应美国《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清单中的技术领域，与面临去中心化风险的清洁能源产业和面临卡脖子风险的芯片等产业并列 [5] - 人工智能被视为事关国家未来竞争力的关键通用技术，具有提升生产率和军事应用潜力，其竞争被美国视为必须赢得的竞争 [11] - 平台经济在信息和资源配置方面具有准公权力特征，其内容平台可影响社会舆论，交易和支付平台则关系到全球供应链和金融网络的影响力 [12] - 创新药能力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中具有战略价值，关乎全球健康治理主导权和新药定价权 [13] - 商业航天正催生卫星互联网等新兴业态，太空已成为战略制高点，具有军事应用潜力和国家软实力竞争意义 [14] 中国并行产业的规模优势与挑战 - 在AI用户规模上，中国生成式AI用户达2.49亿，超过美国的1.001亿，但美国头部产品ChatGPT的周度日均活跃用户达1.94亿，远超中国豆包的3713万和DeepSeek的2969万，且美国AI海外渗透力和商业化更成熟 [15][16] - 平台经济方面，中国头部平台如腾讯、阿里巴巴月活用户超10亿，但美国Meta全球月活用户近30亿，且美国头部平台企业年均研发投入接近700亿美元，约为腾讯的8倍 [17] - 商业航天方面，2024年美国SpaceX完成134次轨道发射，发射航天器2390个，总重量186万吨，分别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2.8倍、12.8倍和11.3倍，SpaceX 2025年预计收入达155亿美元 [19][23] - 创新药方面，中国药品市场规模为2315亿美元，约为美国5979亿美元的40%，但中国创新药I-III期临床试验启动数量全球占比从2014年的5%跃升至2024年的30%，首创新药数量全球占比从2015年不足10%提升至2024年30%以上 [23] - 中国在人才规模、制造基础方面具备优势，但共性挑战在于内需增长乏力、外需拓展困难、融资环境遇冷及高质量数据缺乏 [28][30] 需求端挑战：内需与外需 - 平台经济内需面临用户规模饱和瓶颈，中国网民超11亿，互联网普及率近80%，电商用户规模达9.7亿，线上渗透率37%，行业进入存量竞争 [33] - 商业航天内需挑战在于民营企业高度依赖公共部门订单，市场份额偏低，缺乏多元民用需求，对比SpaceX的Starlink服务已覆盖118个国家、住宅用户近350万 [34][35] - AI和创新药面临付费能力不足问题，仅0.2%的中国受访者愿意每月支付100元以上用于数字内容，而美国用户订阅率高，中国商业保险在医疗总支出中占比仅约4%，远低于美国30%的水平 [36][39][40] - 外需拓展受地缘竞争限制，中国平台企业海外收入占比普遍不足10%，而美国企业海外收入占比可达一半，并面临数据隐私、网络安全及生物安全法案等非经济动机的监管约束 [45][46][51] 供给端问题：资本市场与技术标准 - 资本市场活力不足，2018年后中国在AI、创新药、商业航天等领域的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与美国差距拉大，投资规模差距日益扩大 [55][57] - 中小企业引领式创新作用关键，但中国并行产业中100人以下中小企业所获投资支持力度有待提升，天使轮和种子轮投资占比自2018年以来有所下降 [61][62] - 构建社会资本主导的包容性创新生态至关重要，浙江由社会资本主导，其创投资本总量不及江苏、北京一半，但投出项目数量全国首位，显示出更高风险偏好和多样性 [70] - 技术标准话语权有待提升，中国需实现由"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共塑者"转变，例如在AI领域通过积极参与开源生态（如DeepSeek采用MIT协议）来提升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71][72][73] 政策思考与启示 - 应对内卷现象的政策重点应聚焦扩大市场需求，宏观层面可通过增加财政投放货币力度来提升民众购买力，行业层面采取针对性需求扩张措施 [77] - 对于AI，可适度放松金融科技、医药健康等领域监管释放应用场景优势，并加强公共采购对AI产品的支持 [78] - 对于平台经济，可像支持制造业那样支持平台企业走出去，适当优化跨境支付等监管，释放其技术与效率优势 [78] - 对于创新药，需优化审批制度鼓励前沿创新，建设商保等多元支付体系为创新支付合理溢价，并支持License-out等模式推动国际化 [79] - 对于商业航天，需积极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向民营企业开放更多国家重大创新项目订单，提升产业进步速度 [80] - 供给侧需着力构建社会资本主导的资本市场创新生态，并利用大湾区优势吸引国际顶尖科研人才，特别是在美国科研经费削减的背景下吸引生命科学等领域人才 [81][82][83]

地缘经济权力与卡脖子策略的演变 - 地缘经济权力根植于各国经贸往来，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实施卡脖子策略时，既会获得收益，也会因破坏原有经贸关系而遭受损失[2] - 后发大国在供给侧具备企业研发资源、银行资金规模等规模优势，可通过"大企业+大银行+大政府"的追赶式创新模式加速突破卡脖子约束[2] - 后发大国在需求侧具备市场规模优势，能为追赶式创新产品提供充足需求支持，加速1到10的技术迭代过程[2] 美国卡脖子策略的调整 - 特朗普2.0政府撤销了拜登政府的《人工智能扩散出口管制框架》，但限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目标未变[4] - 美国对华卡脖子策略从特朗普1.0和拜登时期的供给侧发力，转向特朗普2.0时期的供给与需求并重[4] - 2024年5月美国BIS出台三项新措施，将AI芯片管制范围从昇腾芯片扩大至所有中国先进算力芯片[4] - 2024年5月美国一度将卡脖子范围扩大至EDA软件和商用航空发动机，但在7月初又取消了这些限制[5][7] 后发大国的规模优势 - 大国在企业研发资源、银行资金规模和政府协调范围方面具备更明显的规模优势，能更有效破解卡脖子约束[14] - 大国可观的国内市场规模能为追赶式创新产品提供更多需求激励，通过市场反馈加速技术迭代[15] - 中国移动通信产业从1G到5G的崛起，体现了大国在供需两侧的规模优势：3G研发期间政府划拨155MHz频率带宽，工程师人数从2000年521万人增长至2020年1765.3万人[16][17] - 美国出口管制反而加速了中国在被制裁技术领域的创新，相关领域专利数量较未受制裁领域出现更明显增长[24] 半导体产业链现状 - 2020-2024年中国半导体进口规模年化增速下滑至2.4%[42] - 中国在半导体设计、设备、封测等环节的研发支出强度提升，专利授权量在2018年后已超越美国[43] - 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取得长足进步，清洗设备、CMP设备、炉管设备国产化率靠前，基本覆盖成熟制程[43] - 2024年成立的国家大基金三期中，六大行合计出资超千亿元，占基金募资额30%以上[45] 工业软件领域进展 - 中国管理类及生产类工业软件已具备一定技术水准和市占率，但研发类工业软件对欧美依赖度大[48] - 中国EDA软件国产化率已接近10%，远高于先进光刻机国产化率水平[49] - 1992年开发的"熊猫系统"曾使中国与发达国家EDA工具差距缩短10年，但1994年国外取消禁运后，国产EDA因缺乏市场支撑而丧失迭代基础[49] 商用航空发动机挑战 - 2024-2043年全球新交付商用飞机预计42450架，中国需求达9570架，占比23%[52] - 中国商业航发需求完全依赖进口，美国CFM、P&W、GE等企业垄断全球市场[52] - 国产航发CJ1000于2017年进入工程研制阶段，CJ2000于2018年启动，研制时间不足10年[56] - 商用航发涉及多个交叉学科，单台发动机零部件数量超3万个，组装精度需达微米级[56] 各产业应对策略 - 半导体产业需平衡供给与需求发力，通过政府引导采购等方式将需求向国产设备、材料和GPU倾斜[60][61] - 工业软件领域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公共采购定价，鼓励央国企加大正版国产软件采购[61] - 商用航发领域需完善激励机制，加大资源投入以提升攻关效率[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