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亿俱乐部现象与城市发展模式 - 温州预计其GDP将突破1万亿元大关，即将跻身全国“万亿俱乐部”，徐州、大连等城市也被视为潜在成员[3] - “万亿俱乐部”概念约在2012年诞生，当时深圳GDP达到1.1万亿元，成为继北上广之后第四个迈过门槛的城市，该概念为城市经济体量设置了直观的级差[3] - 该概念已风行一时，“破万亿”关口被赋予竞赛意蕴，成为地方政府明确要实现的“目标”，像一个笼罩光环的冠冕让城市趋之若鹜[3] GDP作为核心评价指标 - 传统的GDP评价和排名依然主导着公众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认知，是否过万亿成为最简单不过的划分办法[3] - 尽管城市主官们声称“经济发展不唯GDP”，但“万亿城市”目标频频出现在规划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年度指标总被落实到具体工作计划[4] - 一个省域内各地市GDP的加总，往往高于该省统计局公布的GDP总量，这反映了指标落实中的现象[4] 俱乐部扩容与增长内涵变化 - “万亿俱乐部”即将纳入约30个成员，并衍生出“三万亿城市”、“五万亿城市”等说法以继续划分级别[5] - 俱乐部扩容是中国经济总量持续攀升的注脚，也反映了区域经济格局的深刻演变[5] - 与2011年中国GDP增速9.2%时不同，2024年中国GDP增速为5%，出现负增长或增速显著低于全国水平的城市越来越多，包括一些工业城市乃至省会城市，新晋“万亿城市”的增长内涵已悄然变化[5] 城市极化与收缩现象 - 经济要素正加速向大城市、城市群集聚，城市极化效应显著，万亿城市的增长功绩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对周边地区的吸附之上[5] - 作为硬币的两面，万亿城市在扩容的同时，“收缩城市”也在扩容，但各地对“收缩城市”标签颇为忌讳，急于辟谣[5] - 许多人口已呈收缩态势的城市，其GDP总量仍在增长，这与地方政府长期奉行的“增长主义”发展模式密切相关，这些城市在人口流失的同时，建成区面积仍在扩张，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强度投入[6] 对增长主义的反思与发展路径 - 对“万亿城市”的崇尚，本质上仍是将经济增长视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将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作为城市发展目标[6] - 政府的主要职能在很大程度上仍被设定为促进经济增长，而非优化公共服务[6] - 减量发展同样可以走向高质量，即使经济总量增长停滞，城市依然可以通过诸多路径变得更为宜居和美好，坦然接受经济总量与人口的减少，才能心无旁骛地营造“小而美”的城市[6]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核心观点认为 城市发展应超越对GDP总量和“万亿俱乐部”排名的单一崇拜 正视部分城市经济与人口“收缩”的现实 并探索在减量发展中提升城市宜居性与发展质量的新路径 [2][6] “万亿俱乐部”现象的起源与演变 - “万亿俱乐部”概念大约创生于2012年 当时深圳成为继北上广之后第四个GDP过万亿元的城市 该概念为城市经济体量设置了直观的级差 [3] - 此后“破万亿”成为地方政府竞相追逐的明确目标 像一个具有光环的冠冕 尽管多数时候并无实质性政策含义 但“万亿城市”频繁出现在规划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中 [3][4] - 截至文章发布时 “万亿俱乐部”已快纳入30个成员 并衍生出“三万亿城市”“五万亿城市”等说法以进一步划分级别 [5] “万亿俱乐部”扩容背后的经济内涵变化 - 万亿俱乐部的扩容是中国经济总量持续攀升和区域经济格局演变的注脚 [5] - 但新晋成员的增长内涵已悄然变化 2011年中国GDP增速为9.2% 万亿之城是普遍增长中的佼佼者 而2024年中国GDP增速为5% 出现负增长或增速显著低于全国水平的城市越来越多 范围已不限于资源型城市 [5] - 经济要素加速向大城市和城市群集聚 城市极化效应显著 万亿城市的增长功绩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对周边地区的吸附之上 形成了“万亿城市在扩容 收缩城市也在扩容”的局面 [5] 当前城市发展模式的悖论与思维定式 - 存在一个悖论 许多人口已呈收缩态势的城市 其GDP总量仍在增长 [6] - 这与地方政府长期奉行的“增长主义”发展模式密切相关 这些城市在人口流失的同时 建成区面积仍在扩张 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强度投入 [6] - 对“万亿城市”的崇尚 本质上是将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作为压倒一切的城市发展目标 政府职能在很大程度上仍被设定为促进经济增长而非优化公共服务 [6] 对城市发展新路径的倡导 - 文章提出 减量发展同样可以走向高质量 即使经济总量增长停滞 城市依然存在诸多路径与方法变得更宜居、更美好 [2][6] - 倡导应大大方方地正视“收缩”趋势 祛除对“万亿”的崇拜 这是顺势而为 [2] - 只有坦然接受经济总量与人口的减少 才能心无旁骛地为留下来的人们悉心营造一个“小而美”的城市 [6]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主张城市发展应摆脱对GDP规模，特别是“万亿俱乐部”这一单一指标的崇拜，正视部分城市“收缩”的现实，并探索在经济增长停滞或放缓的情况下，通过提升宜居性和发展质量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1][7] “万亿俱乐部”现象的起源与影响 - “万亿俱乐部”概念大约创生于2012年，当时深圳成为继北上广之后第四个GDP过万亿的城市，该概念为城市经济体量设置了直观的级差 [3] - 该概念风行后，“破万亿”逐渐演变为地方政府竞相追逐的锦标赛式目标，成为一个笼罩光环的冠冕 [3] - 尽管地方主官宣称“经济发展不唯GDP”，但“万亿城市”目标仍频繁出现在规划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中，甚至导致省域内各地市GDP加总高于全省公布总量的现象 [4] - 截至文章发布时，“万亿俱乐部”已快纳入30个成员，并衍生出“三万亿城市”、“五万亿城市”等更高级别的划分 [5] 经济增长内涵的变化与城市分化 - 2011年中国GDP增速为9.2%，当时万亿城市是普遍增长中的佼佼者；而到2024年，中国GDP增速为5%，出现负增长或增速显著低于全国水平的城市越来越多，范围已不限于资源型城市 [5] - 经济要素加速向大城市和城市群集聚，城市极化效应显著，一些万亿城市的增长功绩可能建立在对周边地区的吸附之上，导致“万亿城市”与“收缩城市”同步扩容 [6] - 许多人口已呈收缩态势的城市，其GDP总量仍在增长，这与地方政府长期奉行的“增长主义”发展模式密切相关，这些城市在人口流失的同时，建成区面积仍在扩张，并保持高强度的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 [6] 对发展模式的反思与建议 - 增长主义思维定式根深蒂固，对“万亿城市”的崇尚本质上是将GDP等经济指标的增长视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而非优化公共服务 [6] - 文章提出，减量发展同样可以走向高质量，城市在经济总量增长停滞时，仍有诸多路径与方法变得更宜居、更美好 [7] - 呼吁城市大大方方地正视“收缩”趋势，祛除对“万亿”的崇拜，坦然接受经济总量与人口的减少，从而心无旁骛地为留下的人们营造“小而美”的城市 [1][7]

收缩城市现象与定义 - 收缩城市指因工业衰落或资源枯竭导致人口大量迁出 出现大量空置建筑和破败街道 进而失去活力的城市[1] - 美国工业化较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出现工业城市衰退现象[1] 城市复兴的挑战与“裂城”现象 - 美国城市社会存在严重两极分化 生机勃勃与死气沉沉的城市并存 城市内部也存在绅士化区域与长期停滞区域[3] - 尽管美国部分老工业城市出现复兴迹象 如千禧一代涌入巴尔的摩、圣路易斯和底特律等市中心 但“裂城”现象在加剧 许多城市变得比以前更加萧条和贫穷[4][6] - 城市复兴伴随深层次问题 包括新创就业岗位增多但拥有工作的居民减少 租金负担加重 以及传统社会阶层不平等问题加剧[6] 中美收缩城市的比较与产业依赖 - 中美老工业城市均有居民认为城市未从国家发展中获得足够红利[6] - 中国老工业城市“政企合一”现象较多 经济受政策或市场冲击时 企业资金短缺会影响地方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6] - 美国铁锈地带城市基础设施主要由政府供给 而非工厂负责 公共服务兜底运行相对更稳定[6] - 大多数资源型或老工业城市曾高度依赖单一产业 产业衰落后又可能依赖下一个单一产业 发展方式不够多元化会使城市在产业兴衰间循环 产业多元化的城市经济韧性更强[7] 城市政策与实践探索 - 整体趋势对收缩城市社区及居民生活影响巨大 尽管“溢出效应”和修缮改造空置房屋等措施有正面效果 但在最贫困地区因房产价值过低 这些措施难以真正发挥作用[8][9] - 面对贫困社区 应保障其基本生活质量 若居民想迁移则创造机会 同时需考虑留守居民能力相对较弱 收缩城市可能是其最后家园 不应简单迁走 而应将社会公平置于首位 提供满足基本需求的环境[11] - 美国通过房产税解决废弃房屋问题 房屋废弃多年欠税 政府有权收回 中国缺乏相关对策 老旧小区物业管理仍是难题[11] - 2008年“次贷危机”后 奥巴马政府在联邦层面设立基金 帮助小城市和老工业城市进行房产拆除 未来中国面对“减量发展”需求 国家层面设立基金解决空置、弃置建筑问题或是必要措施[11] 社区改造与土地再利用创新 - 美国、日本有社区组织将空置房屋拆除 把宅基地改造成小微公园和社区菜园 收获的农产品由社区居民共享[12] - 在因人口迁出出现多余房屋的地方 可尝试“退建筑还林还草” 让土地回归未开发状态 形成“城野交织”的城市肌理[12]

收缩城市数量争议的核心观点 - 近期一份列出138个收缩型城市的名单被广泛关注，但文章指出该名单因对城市空间范围的界定偏差而“夸大化”[1] - 根据国家标准的“城区常住人口”口径进行严谨识别，2010-2020年间中国693个城市中实际收缩城市为48个，增长型城市为635个[8] 城市空间范围的界定标准 - 城市空间范围存在两个基本认知：城市行政地域范围和城市实体地域范围[2] - 行政地域范围包含大量农村/农业空间，其人口变化受农村人口减少影响，不能用于界定收缩城市[3][4] - 国家统计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此标准用于城市规模划分和户籍制度改革，是识别城市实体地域人口变化的正确依据[5][6][7] 基于城区人口的收缩城市识别结果 - 2010-2020年，中国48个城市出现城区常住人口减少，收缩城市合计对全国城区人口增长贡献率为-0.77%[9][10] - 增长型城市合计635个，对全国城区人口增长贡献率为100.77%[10] - 绝大部分收缩城市的城区人口减少规模低于5万人[9] - 收缩城市按减少规模排序，前七位分别为：本溪市(-20.26万人)、鸡西市(-11.53万人)、双鸭山市(-8.88万人)、鹤岗市(-8.63万人)、伊春市(-7.95万人)、七台河市(-7.13万人)、抚顺市(-6.04万人)[10] 收缩城市的形成原因 - 全国城镇化进程仍在推进，城镇人口从6.7亿增长至9亿，城镇化率从49.68%提升至63.89%，未出现大规模城区人口减少[13] - 收缩城市出现的主要原因包括：经济发展转型因素（如东北及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调整）[15]、人口结构因素（老龄化、低生育率加剧人口净迁出）[15]、以及发展政策因素（如温州市因城区改造导致人口外迁）[15] 对未来趋势的展望 - 收缩城市目前是少数现象，不宜夸大其数量或给城市简单贴上“收缩”标签，也不宜将其与“东北城市”、“中小型城市”、“资源型城市”简单对等挂钩[14] - 未来随着少子化、老龄化趋势以及人口迁移模式从“乡-城”向“城-城”转变，城区人口减少的城市数量可能会增长[14] - “收缩城市”的考量应不局限于人口维度，经济、社会等综合维度也应纳入[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