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 德国经济正从“停滞”转向“衰落”，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危机和制度变迁困难 [6][11][21] - 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短缺是首要问题，它通过约束市场规模和产业链水平，抑制国家创新与国际竞争力 [11][15][18] - 即便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制度变革也受制于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人口结构老化进一步削弱了制度革新的动力 [27][34][42] 人口危机 - 德国总和生育率自70年代起长期低迷，2024年降至1.35，远低于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14] - 德国老龄化加速，2024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23.2%，全球排名第三，预计2035年将超过27% [15] - 德国劳动人口（15-64岁）占比从80年代接近70%的峰值持续下滑至2024年的62.89%，低于全球平均水平（65.07%）和中国（68.6%） [15] - 根据斯密定律，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水平和技术精细度，人口萎缩将导致产业链退化、成本上升和技术钝化 [16][18][19] - 德国上市公司海外市场营收依赖度高达70%，但利润回流比例极低，国内产业链因劳动力短缺难以重建 [19] 制度变迁难题 - 德国存在高累进税制，抑制劳动积极性，即便劳动力短缺，工资增长依然缓慢 [30] - 大型企业如大众汽车和保时捷面临业绩压力，大众汽车去年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大跌63.8%，保时捷今年前三季度营业利润暴跌99%至仅4000万欧元，并采取裁员降薪策略 [32] - 制度改革面临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例如租金限价制度虽导致租房市场供给短缺和租金上涨，但因惠及中老年租客群体而难以废除 [38][40] - 德国铁路系统复杂，高铁时速仅200多公里，晚点率达70%，改革涉及德铁国企和土地产权等顽固利益群体 [41] - 制度变迁需要力量和时机，人口结构年轻化是推动变革的关键窗口期，而德国当前老人政治主导，年轻人难以撼动现有格局 [42] 行业与公司影响 - 德国汽车、化工与机械制造三大产业占GDP的30%，受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冲击严重 [10] - 中国新能源汽车凭借国内年销1500万台的巨大市场规模，形成廉价且完整的产业链，而德国市场规模不足以同时支撑燃油车和新能源车两条产业链，面临产业链崩溃风险 [17] - 欧洲语言市场分散，无法形成像美国（英语）和中国（汉语）那样的互联网巨头，缺乏规模效应 [17] - 德国金融管制过度，资本市场落后，难以支持创新企业融资，导致技术创新与创业市场萎靡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