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核心内容 -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于2026年1月1日起实施，新增“封存治安违法记录”条款 [1] “封存”制度的法律定义与目的 - “封存”指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但有关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或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 [1] - 封存制度旨在避免记录的随意披露，防止对有违法前科者造成广泛的负面评价和持久的制度歧视，为其改过自新和社会复归创造条件 [3] - 记录封存并非物理意义上的彻底消除，而是限制查询 [3] 制度背景与法律沿革 - 我国已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2] - 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2] - 本次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是对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 [2] 针对吸毒记录封存的争议焦点 - 公众对封存吸食注射毒品等违法行为的治安处罚记录存在强烈反对情绪，认为这与“毒品零容忍”理念不符 [1][4] - 并非所有涉毒行为都构成刑事犯罪，吸食和注射毒品行为目前属治安违法，受《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制 [4] -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行为构成刑事犯罪，最高可判死刑 [4] 中国对吸毒人员的管理机制与现状 - 根据《禁毒法》，对吸毒成瘾人员可责令接受为期三年的社区戒毒，或决定为期二年的强制隔离戒毒 [6] - 各地对吸毒人员已形成“网格化”管理方式 [6] - 截至2024年底，中国戒断三年未发现复吸人员达428.6万名，同比上升5.1% [6] - 吸毒人员复吸率高仍是严峻现实，有观点主张将吸毒行为的处罚从治安管理处罚上升至刑罚 [6] 支持封存制度的论据与社会治理视角 - 一项2022年的调查显示，62.1%的戒毒人员认为人们知道其吸毒史会歧视和回避他们，其中25.8%的人因社会不接纳导致找不到工作而选择复吸 [7] - 专家指出，将尚不构成犯罪的吸毒人员推向社会对立面，反而可能诱导复吸 [7] - 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过多依赖刑罚威慑，而需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开展综合治理 [7] - 从人权保障角度看，吸毒人员理应有“从头再来”的机会，这与对毒品犯罪零容忍的态度并不冲突 [8] - 《禁毒法》明确规定戒毒人员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 [8] 待明确的实施细则与潜在影响 - 例外查询的规定尚不明晰，例如“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具体范围 [9] - 需要详细实施办法明确查询机制，例如学校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在招聘时如何查询相关违法记录 [9] - 法律应根据职业与违法行为的“实质性关联程度”及所面对人群的脆弱性，差异化设计查询机制 [9] - 制度的出台可能倒逼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 [9]

新法规核心内容 -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确立了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 [1] - 该制度经历了从草案中仅限未成年人到最终确立为治安违法案件全覆盖的演变 [1] - 制度的建立是对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决定的贯彻落实 [1] 制度具体内涵与范围 - 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针对的是非罪性的治安违法行为，比轻微犯罪记录封存更先一步 [2] - 封存不等于销毁，记录仍存放于办案机关，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或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可依法查询 [2] - 网络讨论中涉及的各类涉毒犯罪明确不在该制度的覆盖范围内，国家立法已对涉毒行为区分罪与非罪 [2] 制度实施的背景与意义 - 2025年11月，最高法咨询委员会已发布报告，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展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试点 [1] - 建立该制度旨在避免过罚不匹配，防止一次警告等行政处罚影响当事人及其家庭成员全生命周期的后续社会活动 [3] - 数据显示，2019至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治安案件4035万件，平均每年807万起，凸显了该制度影响的广泛性 [3]

文章核心观点 - 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调研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展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试点工作 旨在将适用范围从未成年人扩大至成年人 以解决轻微犯罪者回归社会面临的障碍 [3] 如何界定“轻微犯罪” - 目前中国刑事法律未对“轻微犯罪”作出明确规定 也无“微罪—轻罪—重罪”的分层标准 如何界定是制度落地的首要问题 [4] - 多数意见认为“轻微犯罪”应限定为“轻罪”中主客观危害性最小的一部分 并赞同以宣告刑为基准进行界定 [5] - 关于具体标准有三种主要意见：第一种建议界定为“因故意犯罪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或因过失犯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以此标准2024年全国可封存罪犯占比超60% [5] - 第二种意见建议严格限定为“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以此标准2024年全国可封存罪犯约占58% [5] - 第三种意见建议以“被判处拘役以下刑罚”界定 以此标准2024年全国可封存罪犯约占16.1% [5] - 调研组倾向于以第一种意见为基础 并综合考虑其他意见作出立法决策 [6] - 普遍认为应将特定罪名排除在封存之外 如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性侵、毒品、黑社会性质组织、职务犯罪等 同时罪犯范围应限定于初犯 排除累犯和再犯 [6] 如何启动与解除封存 - 关于封存内容 调研组认为按照“举重以明轻”原则 既然“犯罪记录”被封存 则侦查、起诉阶段的“涉罪记录”亦应封存 但需考虑审判公开制度及信息已传播的现实 [8] - 建议着重从效果考虑：对符合条件者申请“无犯罪记录证明”应依法办理 对无权查询者不应提供信息 经技术处理后封存记录不影响裁判文书公开 [9] - 关于启动程序 调研组倾向于“自动封存”模式 只要符合条件即推定已改过自新 建议以刑事程序终结为节点由国家机关依职权自动启动 并采用专门通知书形式告知各方 [9] - 各界一致认为 若封存后出现特定事由如发现漏罪、再犯新罪等 则应解除或撤销封存 [9] 建议开展全国试点 - 为推动制度建立 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中央政法单位联合开展全国性试点 在先行先试基础上总结经验推动立法完善 [10] - 试点罪名可优先考虑案件量大、社会影响面广的个罪 如危险驾驶罪 也可在较轻刑罚范围内先行试点 如针对被判处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约占比15.61%） [10] - 试点地区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展 因其关注度高且敏感 需从试点阶段保证制度执行的公平性 不宜仅开展区域性试点 [10] 推动清理法规与完善衔接 - 截至2021年 涉及犯罪人本人附随后果的法律法规及各类规范性文件共计418项 包括法律52项、行政法规10项等 [11] - 部分规范性条款突破上位法 设置不当从业限制 存在“一刀切”现象 与建立封存制度的价值目标存在冲突 [11] - 建议系统梳理并修订清理从业限制性法规及文件 确保限制都有明确国家规定 同时对《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前科报告制度作必要修改 增设“犯罪记录封存与从业限制衔接”专项条款 [12] - 明确“封存犯罪记录不影响符合法定条件的职业准入” 并对确需限制从业的情形通过立法作出严格例外规定 [12] - 需将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纳入考量 实现治安违法记录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协调统一 该法第136条已明确“违法记录封存制度” [12]

文章核心观点 - 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调研组发表报告，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展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试点工作，并探讨了制度落地的关键问题，如“轻微犯罪”的界定标准、封存程序及范围等 [1][8] 如何界定“轻微犯罪” - 目前刑事法律未对“轻微犯罪”作出明确规定，亦无“微罪—轻罪—重罪”的分层标准，界定标准是制度落地的首要问题 [2] - 多数意见认为应以宣告刑为基准界定“轻微犯罪”，因其能直接体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本质，并限定为“轻罪”中主客观方面危害性最小的一部分 [2] - 第一种界定意见为“因故意犯罪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或因过失犯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以此标准2024年全国可封存犯罪记录的罪犯占比超60% [2] - 第二种意见建议严格限定为“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此标准下2024年全国可封存罪犯约占58% [3] - 第三种意见建议以“被判处拘役以下刑罚”界定，此标准下2024年全国可封存罪犯约占16.1% [3] - 调研组倾向于以第一种意见为基础，并排除特定罪名如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性侵犯罪等，且应限定于初犯 [4] 如何启动与解除封存 - 关于封存内容，调研组认为按照“举重以明轻”原则，侦查、起诉阶段的“涉罪记录”亦应封存，但需考虑审判公开的法律框架限制 [5][6] - 封存效果上，符合条件者申请“无犯罪记录证明”时，有关国家机关应依法办理，并对无权查询的申请不予提供信息 [6] - 程序启动上，调研组倾向于“自动封存”模式，以刑事程序终结为节点，由有关国家机关依职权自动启动，并采用通知书形式告知各方 [7] - 若封存后出现特定事由，如发现漏罪、再犯新罪等，则应解除封存或撤销封存 [8] 试点建议与制度衔接 - 为推动制度建立，报告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中央政法单位联合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同步试点 [8] - 试点罪名可优先考虑案件量大、社会影响面广的个罪如危险驾驶罪，或在较轻刑罚范围内先行试点，如针对被判处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约占比15.61%） [8] - 需系统清理涉及犯罪人附随后果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报告统计截至2021年共有418项，部分条款存在“一刀切”现象，与制度价值目标冲突 [9][10] - 建议对《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前科报告制度作必要修改，增设“犯罪记录封存与从业限制衔接”专项条款，并关注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的协调 [10][11]

政策背景与法律进展 - 中共中央于7月14日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明确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1] - 2024年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愿景 [1] - 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于6月27日新增第一百二十六条确立违法记录封存制度 规定记录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公开 仅限国家机关办案需要或按规定查询 [1] 制度设计与实践意义 - 《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行政法领域被称为"小刑法" 与刑事法在构成要件上相互衔接且互为补充 [2] - 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提供先行试验基础 未来将实现违法与轻罪治理的"同频调整" [2] - 2022年判处罪犯143万人中 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缓刑的轻罪案件占比83.7% 一年以下刑期占比超61.2% [2] 社会影响与治理效益 - 违法犯罪附随效果导致行业禁入/资格受限/利益减损 并累及亲属 父母轻微犯罪致子女无法就业现象普遍 [2] - 记录封存制度防止83.7%的轻罪案件当事人无法回归社会 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2] - 刑法入罪门槛不高 许多罪名社会危害性不强 记录封存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3] 公民权益与社会治理 - 犯罪标签化导致系统性歧视 就业/入学等多层面区别对待 [4] - 封存制度防止犯罪附随后果滥用 通过区分罪行轻重改变公众刻板印象 [4] - 推动社会心态向和谐/包容/友善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与公民权益保障良性互动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