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十四五”期间四川省文物事业在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博物馆建设及科技创新等领域取得历史性成就，通过系统性保护、创新性转化与惠民性服务，推动了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文化强省建设注入动能 [2][7] 考古研究与文明探源 - 紧扣“考古中国”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稻城皮洛遗址、资阳濛溪河遗址、新津宝墩遗址等一系列重大发现刷新学界认知，筑牢巴蜀文明学术根基 [3] - 配合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等重大工程建设，完成7000余项考古调查勘探和200余项考古发掘，实现工程建设与文物保护“双促进” [3] - 创新城市考古保护模式，对成都东华门遗址等实施原址保护并规划建设遗址公园，促进城市发展与文化根脉同频共振 [3] 文物保护与资源活化 -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四川省新发现文物达6889处，预计普查后全省不可移动文物总数将突破7万处 [4] - 创新保护机制，包括跨省域共建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以及在普查中推出“容积率奖励”等激励政策 [4] - 保护措施升级，在全国率先出台文物应对极端天气措施，推动从“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型 [4] - 通过创建首批乡村石窟文化公园、推出“东坡行旅”等文物主题游径，盘活文物资源，为城乡建设注入文化动能 [4] -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卓有成效，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建设为牵引，3处草原入选全国首批“红色草原”，落地300余个保护利用项目，革命文物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 [5] 博物馆建设与公共文化服务 - 博物馆数量实现“破圈增长”，全省备案博物馆达459家，其中一级博物馆16家，较“十三五”末增长56%，183个县（区、市）实现“一县一馆”全覆盖 [6] - 全省可移动文物达559万件（套），藏品实力稳居全国前列 [6] - 博物馆公共教育活动活跃，原创教育项目达900个，年均举办临时展览约1000个、各类活动万余场，成为群众“第二课堂” [6] -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成都大庙会”、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诗圣文化节”等品牌活动成为拉动城市文化消费的新引擎 [6] - 五年间博物馆吸引观众超过3亿人次，通过“大馆带小馆”、热门博物馆延时开放等措施强化服务供给 [6] - 推动文物“走出去”，成功在海外举办“万物有灵·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数字艺术展”等展览，实现古蜀文明的“中国故事、国际表达” [7] 科技创新与融合发展 - 科技创新对文物工作起到支撑引领作用，三星堆考古集成运用考古发掘舱、三维扫描等技术，实现发掘、检测与保护“无缝衔接” [7] - 运用数字化技术对安岳石窟等文物进行全面记录与虚拟复原 [7] - 博物馆依托裸眼3D等新技术让文物“活”起来，使千年文物焕发“智性光彩” [7]

湖北省单独设立文物局 - 2024年12月11日，根据中央编办及湖北省委编委批复，湖北省单独设立省文物局，作为省文化和旅游厅管理的副厅级机构，省文旅厅不再挂省文物局牌子[1] - 单独设立省文物局旨在强化文物行政管理职能，发挥机构专设、职能专责、业务专注的优势，以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水平，助力湖北建设文化强省及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1] - 湖北省是文物资源大省，文物保护任务繁重，现有不可移动文物36473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20处，世界文化遗产3项，截至2024年7月底，全省登记备案博物馆共238家，馆藏文物及藏品标本总量295万余件（套）[2] 文物管理机构调整的背景与趋势 - 近年来有代表委员建议在文物大省和文物工作繁重地区单独设立文物局，例如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民进中央提交提案建议文物资源密集区可考虑单设文物局，实现专人专职[2] - 2025年10月12日，湖南省博物馆发布公告，根据相关文件精神，湖南博物院更名为湖南省博物馆，机构规格由正处级调整为副厅级[2] - 湖南省博物馆是湖南省最大的历史艺术类博物馆，馆舍总面积112469平方米，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及中央地方共建的八个国家级重点博物馆之一[3] 政策会议与工作方向 - 2024年12月11日，湖北省召开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联席会议暨全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会议宣读了关于同意湖北省单独设立省文物局的批复[1] - 会议强调要让文物、古籍、遗迹说话，激活文物时代价值，彰显精神文化底蕴，以更好满足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助力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1]

核心观点 - 四川省荥经县通过纪委监委牵头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与强化全过程监督，有效解决了文物保护中的蚁患根治、资金使用和长效管护等难题，推动了文物保护的体系化与高效化 [1][2] 文物保护机制创新 - 针对开善寺正殿严重蚁患单靠文旅部门难以根治的问题，县纪委监委牵头推动林业、消防、住建等部门建立文物保护联席会，由林业局专家制定方案，通过部门协调联动彻底清除蚁患 [1] - 县纪委监委牵头召开责任落实推进会，督促文体旅局建立“清单化监督+常态化考核”机制，使全县5处国保单位、290处一般文保点全部明确管护责任主体与具体责任人 [1] - 通过制定涵盖资金使用、设施维护、人员值守等的监督清单，实现“定岗、定人、定责”，并对落实不力人员进行约谈，推动保护工作从“一次修缮”向“长效管护”转变 [1] 项目资金与采购监督 - 在推进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数字化保护等重点项目过程中，县纪委监委为防范资金“跑冒滴漏”主动靠前监督，涉及资金1000余万元 [2] - 在项目招投标阶段核查流程合规性以杜绝“量身定制”，在设备采购环节比对技术参数与市场价格确保质价相符，在验收环节联合专家实地核查防止“走过场” [2] - 针对发现的苗头性问题及时督促立行立改，推动项目资金精准滴灌、高效使用 [2] - 通过“嵌入式”监督聚焦设施采购、安装调试等关键环节，针对流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下发整改通知书，推动建立全县文物保护项目采购管理细则以堵塞漏洞 [2] 监督范围扩展与价值转化 - 县纪委监委将监督视角延伸至“文物活起来”领域，聚焦文物价值转化不足、文旅融合不畅等堵点难点 [2] - 监督推动各部门协同发力，破除部门壁垒，简化流程、优化服务，为文物价值转化扫清障碍 [2]

项目概况与历史地位 - 宁寿宫花园在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之际重新对公众开放 该项目是乾隆皇帝为晚年构建的理想居所 又称“乾隆花园” 花园面积虽小但独具匠心 自南向北分为四进院落 有27座风格各异的建筑 融汇南北园林艺术精华 兼具文人雅趣与皇家气度 在中国乃至世界古典园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2] - 宁寿宫花园的修缮工程始于2000年 由故宫博物院与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携手开启 至今已历时25年 其珍贵之处在于完整保存了清中期的建筑和内檐装饰工艺 即原真性[2] - 宁寿宫花园的保护修复历史不止25年 自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 不同年代都曾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多次系统性测绘 早在1949年到1950年 就对花园的南边和北边分两段进行过一次修复[6] 保护修复的挑战与发现 - 内檐装修是宁寿宫花园的一大亮点 也是保护修复的重点和难点 涉及点螺、掐丝珐琅、漆纱、竹丝镶嵌、竹黄贴雕、双面绣等当时广泛应用于器物和家具的工艺 这些工艺被创造性地引入建筑领域 并辅以金银、玉石、紫檀等贵重材料[3] - 古华轩黑漆描金落地罩的保存状况很差 约90%已经“脱胎露骨” 文物痕迹表明自建造以来已历经多次修葺 因此选择将落地罩原件加固后送进库房保护 而将使用原材料、原工艺、原做法制作的复制品安装在了古华轩进行展示[3] - 符望阁的漆纱是存世仅见的孤例 其工艺流程未见文献记载 经过200多年时光 丝蛋白已经脆化 修复极为困难 通过科学检测与分析发现 其构造是在纱罗上髹漆之后 满贴金箔 再用纸、大漆、金粉、颜料堆绘出图案 材料层层叠加 工艺层次多达23层 整体厚度却只有2—3毫米[4][5] - 竹丝镶嵌工艺来自我国南方地区 在倦勤斋、符望阁、延趣楼的挂檐板、炕沿板和落地罩上 直径仅半毫米的竹丝被染成黑、褐、红等不同颜色 拼出多种几何纹样 是竹丝镶嵌工艺在北方建筑上应用的罕见实例[3] 修复过程中的跨地域合作与工艺复原 - 乾隆皇帝六下江南 宁寿宫花园始建时他已4次下江南 每次都有宫廷画师和样式雷家族随行记录喜欢的园林、建筑和内檐装修片段 最终汇集到花园中 据档案记载 花园有4座建筑的内部装修构件是在江南完成 因北方气候干燥 运抵皇宫时就出现了部分构件开裂的情况[5] - 为修复文物 项目组多次奔赴江南、遍寻大师 例如 倦勤斋通景画装裱用的褙纸是一种市场上不再生产、工艺已失传的桑皮纸 经过漫长寻找终于在安徽找到会制造桑皮纸的工匠 经过反复试验制造出纤维配比、紧致度、耐折度等多个指标都符合要求的修复用纸[5] - 对于竹丝镶嵌、双面绣等项目 找来手艺精湛的非遗传承人 共同研究探讨并对其进行文物修复的相关培训 几乎每一件文物背后 都有来自不同领域的多位专家通力合作 在对文物历史信息、病害现状、用途等进行全面调查、深入研究后 才谨慎制定保护方案并开展修复工作[5] 研究成果与重要发现 - 在遂初堂及东西配殿的“天工匠心——宁寿宫花园的历史与守护”主题展览中 展出了上世纪50年代彩画匠师何文奎、张德才绘制的宁寿宫花园内檐装修彩色测绘图 各座建筑和内檐装修的形制与尺寸被忠实记录 成为研究和修复的重要参考资料[6] - 2019年 工作人员在第三进院落萃赏楼二层的墙面裱糊内 意外发现了数块烫样残片 这些残片是迄今已知存世烫样中年代最早的 也是唯一保存至今的乾隆时期烫样 经过与建筑实物对比 确定烫样的比例尺为1∶66 即清代所称的“一寸五分样”[7] - 展厅内陈设着一套精美的宁寿宫花园烫样 由40多个志愿者用一年半时间完成 依照1∶66的比例复原制作而成 这是对世间“最早烫样”的一种致敬[7] 项目当前状态与未来 - 历时25年 宁寿宫花园的修缮依然处在“进行时” 此次对公众开放的只是前两进院落[6] - 宁寿宫花园保护修复的故事还在续写 将以修复工艺唤醒沉睡的华彩[8]

机构历史沿革与定位 - 公司前身为1935年成立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是中国第一个从事古建筑与古迹保护研究的官方机构[1] - 新中国成立后，机构改组划归文化部领导，成为国家从事古建筑修缮保护研究的专门机构[1] - 1990年8月，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与古文献研究室合并为中国文物研究所，并于2007年8月更名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2] 早期工作与奠基 - 在划归文化部前，已完成北京地区近百项文物古迹整理与修缮工程，涵盖主要宫殿、坛庙、寺观等建筑类型[1] - 1951年，专家赴敦煌开展勘查，标志着中国石窟科学保护工作的开始[1] - 自1952年起举办4期全国古建筑培训班，累计培训学员120余人，为新中国古建筑保护事业注入活力[1] 研究领域拓展与机构发展 - 1962年文化部文物博物馆研究所组建，建成高分子材料、金属文物等专门实验室，成为国家文物科技保护重要阵地[2] - 1974年，为整理睡虎地秦简等重要出土文献，学者聚集北大红楼，首开出土文献系统整理研究先河[2] - 1978年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成立，主持完成了银雀山、张家山等秦汉简牍以及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研究项目[2] 重大工程与项目贡献 - 公司完成了承德外八庙普宁寺、永乐宫迁建等数十项重要古建筑的修缮保护工程[1] - 参与完成新疆克孜尔千佛洞、西藏阿里古建和壁画、天津蓟县独乐寺等保护工程[2] - 参与主持三峡工程淹没区及迁建区的文物保护规划、考古调查、地面文物勘察测绘及石质文物保护方案设计等工作，为三峡工程推进作出突出贡献[2] - 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期间，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完成了七曲山大庙等多项抢险维修工程[2] 新时代的重要项目 - 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司承担并完成了应县木塔保护研究、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新疆库木吐喇石窟壁画保护修复、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编制、西藏布达拉宫文物（古籍文献）保护修复、"南澳Ⅰ号"明代沉船抢救性发掘等重要项目[3] - 实施了"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研究"、"石窟寺岩体稳定性预测与加固技术研究"、"贝叶经保护修复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等国家重点研发专项，促进了科技合作与交流[3] 国际援外与交流 - 作为中国政府援外文物保护工作的主力军，公司先后实施了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修复、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历史文化遗迹修复、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修复等工程[3] - 国际项目展现了文物保护大国形象，促进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理念与方法的认知与理解[3] 发展理念与未来方向 - 公司将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3] - 承续老一辈"择一业，终一生"的精神，以推进国家文化遗产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契机，旨在为文物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3]

活动概况 - 为期两天的“道中华·京华行”系列采访活动于11月25日启动，活动聚焦“根脉中华·坐标北京”，由中国民族报社和北京市民族宗教委联合主办 [1] - 活动邀请业内专家学者、主流媒体、网络名人，以长安街沿线为横轴、北京中轴线为纵轴进行调研采风 [1] 路线设计与文化内涵 - 活动路线设计构成清晰的“中”字形布局，寓意“中心”和“中华”，采风点位包括故宫博物院、历代帝王庙、首钢园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 [2] - 专家单霁翔用五个1500米段落串联北京中轴线，分别诠释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五重维度，凝练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2][3] 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 - 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涵盖景泰蓝、雕漆等八大技艺，这些技艺汲取中原工艺精髓，融合少数民族活力，吸纳丝绸之路异域风情 [4] - 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正筹划“文物再造计划”，凭借数百位工艺美术大师和非遗传承人，有能力对流失海外的作品进行一比一还原 [4] 教育基地建设与文化传承 - 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被纳入首批北京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其主体建筑景德崇圣殿崇祀188位历代帝王神位 [5] - 基地工作领导小组深挖文物故事，从“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等文化角度入手，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治统一脉相承的历史特点 [5][6]

遗址概况与考古发现 - 苏峪口瓷窑址位于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是西北地区已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精细白瓷窑址 [1] - 经过2021至2024年连续四年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2400平方米，揭露出包括6座窑炉在内的完整作坊遗迹，并发现辘轳遗迹、瓷土加工池、釉料缸等配套设施 [1] - 在窑场周围0.3公里范围内发现了瓷土、石英、煤、石灰、水源等制瓷原料和燃料，表明该遗址具备完整的瓷器生产闭环系统 [1] 展示性回填保护原则 - 保护工作严格遵循国际宪章和国内法律法规，秉持"大考古"理念，突出不改变文物原状、最小干预、可识别性、可逆性的原则 [2] - 具体措施包括设置隔离层、加固遗产本体、标识重要遗迹、遗址正式回填、区域防洪治理、遗迹二次防护、竖立展板说明牌和环境整治恢复 [3] - 明确区分遗址本体和后期干预，突出了遗产保护的可识别性和可逆性 [3] 回填材料选择与环境恢复 - 回填材料主要使用发掘区的填土、石块和匣钵，对发掘区0.15米厚的表土进行单独堆放，因其包含大量植物根系和种子，再对砂土、岩石块和匣钵分别堆放 [4] - 岩石用于垒砌保护探方剖面和加固窑炉墙体，匣钵用于标识重要遗迹，砂土作为主要回填土料，回填至合理高度后覆盖表土层，浇水后即长出贺兰山地区原有绿植 [4] - 在回填区覆盖含有植物种子的表层土，并将2024年发掘区的芨芨草、白茅草、偃麦草等绿植移栽于回填区，以恢复自然植被 [6] 遗址防护与展示设施 - 考虑到贺兰山小气候风大雨多，并有岩羊、马鹿等野生动物出没，在4座物理结构稳定的窑炉之上搭建了轻钢大棚，棚顶铺设牛毛毡和灰砂以防风并与环境协调 [5] - 对匣钵加固、标识的重要遗迹和墙体加盖不易腐蚀生锈的防护网，将体形较大的研磨石收集于窑址区周边，并加盖不锈钢架防护网进行保护和现场展示 [5] - 在回填区竖立8块展板，展示历年发掘后的窑址功能分区及回填现状，并在窑炉、瓷土加工池等关键位置设置说明牌，附有遗迹照片、线图及文字说明 [5] 参观路线与遗址价值 - 采用从贺兰山采集的石板与碎石块铺设数条石砌小路，将多处遗迹节点有机串联，有效引导参观人流，避免对回填区新移栽绿植的踩踏破坏 [6] - 苏峪口西夏瓷窑址入选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其考古成果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史研究范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物证 [6] - 本次展示性回填工作是在大考古理念下对于考古遗址展示利用的一次积极尝试，突出对考古遗产的保护性和展示性 [6]

石窟重新开放与艺术价值 - 云冈石窟第7、8窟在经历5个月的封闭保护后，于近期重新向公众开放[1] - 第7、8窟始建于北魏中期，是云冈石窟艺术巅峰的代表作，也是中华文明与丝路文化交融的见证[1] - 第7窟因六尊造型独特的供养天人造像，被后人称为“六美人窟”[9] - 第8窟内有一尊云冈石窟唯一的露齿菩萨造像，其花冠雕刻精美，细节棱角清晰[11] 数字化保护技术应用 - 石窟此前封闭是为了实施三维高光谱扫描工作，相当于为石窟拍摄“高清立体照片”[12] - 该技术破解了大型立体文物三维色彩采集的难题，此前仅能对平面壁画等进行光谱分析[12] - 高光谱技术能识别出人眼看似普通的灰色石头上隐藏的千年前色彩信息[14] - 项目由云冈研究院与高校联手，专门研发了新设备以完成此项工作[12] 技术成果与未来应用 - 技术应用旨在建立洞窟的光谱数据库、颜料色彩光谱库及病害数据库[17] - 后期将建立包含三维信息和高光谱数据的全息数据档案，为保护研究提供数据支持[17] - 此项技术成果有望为解决全国其他文物保护中的类似问题提供参考[15] - 此次工作不仅解决眼前问题，更是为未来保护建立完整的“数字档案”[15]

天梯山石窟历史与价值 - 天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城南约60公里处，是我国见于史册记载的第一个由一国之君直接参与创凿的皇家石窟[1][2] - 该石窟自北凉大规模开凿后，北朝至隋唐陆续兴造，西夏至明清仍有重修，保存造像一百多尊、壁画数百平方米，以及魏、隋、唐汉藏文写经和初唐绢画等珍贵文物[2] - 1954年7月，我国美术史学家史岩经过6天详细勘察，确认天梯山石窟即为文献记载的凉州石窟[1] 石窟搬迁与保护工程 - 1958年因修建黄羊河水库，石窟下部第一、二层共10个洞窟面临淹没风险，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搬迁工作队进行文物迁移[3][4] - 搬迁工作于1959年11月开始，至1960年4月完成，共迁移43尊造像、300平方米壁画及25箱残片至甘肃博物馆保存[4] - 第13窟大佛窟因塑像体量过大无法搬迁，原地保留，但蓄水后大佛胸部及其他六身塑像颈部浸泡水中30多年，泥层被侵蚀剥落[6] 大佛窟修复工程 - 1992年在大佛窟外围筑起18米高钢筋混凝土围堰大坝，彻底隔绝水害，1995年开始对岩体和塑像进行修复[6][7] - 修复工作由敦煌研究院专家李云鹤主持，其子李波协助，针对七身塑像被毁头部及风化部位进行重塑，修复工程历时半年多[12][21] - 修复采用传统材料如麦草、麦衣、胡麻杆等，并创新使用螺纹钢和圆钢替代原木骨架，增强结构耐久性[14][15] 李云鹤的修复技艺与传承 - 李云鹤自1956年加入敦煌莫高窟研究所，开创国内"铆固法"修复空鼓壁画先河，并完成国内首次石窟整体异地搬迁复原[10][11] - 在修复天梯山大佛时，仅凭50年代黑白远景照片，通过放大成像技术重塑高6米、面宽3.85米的大佛头，实现"修旧如旧"[13][19] - 其职业生涯修复壁画超4000平方米、塑像500余身，培养数十位修复人才，家族三代均从事文物保护工作[21][23]

文章核心观点 - 国家文物局在“十四五”期间设立40家重点科研基地，推动文物科技创新，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基于“物纹理论”的文物身份精准鉴别技术 [1] - 该技术通过采集文物表面微观的、随机的、不可复制的物理特征作为“指纹”，为文物创建独一无二的身份标识 [2][4][5] - 技术解决了原位比对和文物安全两大核心挑战，并已成功应用于区分极高相似度的器物，置信度达18.5% [7][9][10] - 技术应用前景广阔，涵盖文物出入库管理、出入境快速鉴别、定期健康监测，并正向设备小型化方向发展 [12] 文物身份鉴别技术原理 - 技术基础为“物体指纹理论”或“物纹理论”，原理是任何物体表面在微米级别下都存在独有的、随机形成的物理特征，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 [4][5] - 例如瓷器釉面的气泡分布或古画纸张的植物纤维排布，均为天然形成的唯一标识 [7] 技术实现与核心突破 - 通过算法驱动的机械臂系统，可自动、精准地重定位到上一次观测的微观位置，实现原位比对，理论上可无限接近目标位置 [7][9] - 在一对高度相似的现代青铜鼎实验中，系统在0 8毫米 x 0 5毫米的微小区域进行扫描，鉴别结论的相似度仅为18 5%，可信度极高地将其区分 [9] 文物安全保障措施 - 系统通过预建文物三维模型来规划机械臂运动轨迹，确保物理上不与文物接触 [10] - 探测头配备高灵敏度传感器，当接触力达到0 4牛时自动停止，远低于文物可承受的0 5牛安全标准，力感相当于轻轻拿住一个鸡蛋 [10] - 采用文物系统内久经考验的冷光、低照度LED光，确保光源安全 [10] 技术应用与未来发展 - 技术除身份鉴定外，还可用于文物定期“体检”，通过精确比对及时发现表面细微病害 [12] - 研发团队正致力于系统小型化，开发手持设备，以拓展其在文物出入库、出入境等场景的快速鉴别应用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