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应与通胀风险 - 美国M2货币供应量已重回疫情期间峰值水平 其年化增长率正逼近5%这一与通胀风险相关联的历史较高水平 [1][9] - 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为未来通胀提供了充足燃料 若美联储屈从于降息压力 M2增长趋势可能进一步加速 [4][9] 价格指标表现 - 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增幅达3.3% 反映批发层面成本压力 PPI作为CPI先行指标走高预示消费者将面临新价格上涨 [3][15] - 核心PPI自2017年1月以来上涨33.3% 相当于过去八年半以年均3.4%的速度持续攀升 [13] - 最新CPI数据被市场形容为"相当火热" 虽然暂时保持相对稳定但批发价格上涨通常会传导至零售端 [4][11] 历史周期比较 - 当前货币环境与1970年代通胀周期相似 当时央行在通胀初步回落后过早放松政策 最终引发更严重的第二轮和第三轮通胀冲击 [2][4] - 1970年代三轮通胀浪潮的教训在于央行官员自满情绪导致政策失误 宽松政策火上浇油 目前市场担心历史可能重演 [16][18] 政策环境分析 - 白宫与美联储政策分歧凸显 特朗普政府公开呼吁降息以降低购房贷款负担 减轻国债利息压力并刺激商业投资 [19] -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对降息的延缓被视为明智之举 顶住降息压力表现被视为负责任央行官员的表现 [4][20]

通胀与通缩的争论 - 市场对高关税政策影响美国物价水平的判断存在分歧，主流观点认为关税上调将推升通胀水平，另一观点则认为将引发通缩压力 [2] - 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实施后美国经历严重通货紧缩，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美国通胀率未显著上升，理论预期与实际结果背离 [3] - 当前经济环境下关税政策更可能率先触发通胀上行，机制包括经济基本面健康、消费需求韧性、关税税率大幅提升且覆盖范围广泛、美元汇率疲弱 [7][8][9] 通胀上行的时间节点 - 特朗普政府4月2日宣布实施"对等关税"政策，但4月美国CPI同比涨幅为2 3%，较前月的2 4%略有回落，主要因企业"抢进口"行为 [11] - 5月CPI同比小幅上涨2 4%，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传导效应初步显现，玩具项同比上涨0 2%，大家电项同比上涨2 2% [11][12] - 6月CPI同比涨幅上升至2 7%，巴克莱预计承担更高关税的货物将在6月底或7月初到达美国港口，更广泛的关税相关涨价效应将开始显现 [13] 物价上涨的持续性 - 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方式不确定、节奏拖沓，可能使通胀上行轨迹比理论复杂得多，拉长的、渐进式的关税推行方式会重塑企业和消费者行为 [16] - 政策不确定性将重塑通胀动态传导机制，企业倾向于在每轮关税调整后转嫁成本，消费者会形成"未来还将有更多关税"的适应性预期 [17] - 渐进式关税政策迫使企业频繁调整供应链布局，产生额外转换成本和新供应链磨合成本，在较长时期内维持价格上行压力 [17] 其他影响因素 - 财政政策方面，"大而美"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导致联邦赤字扩大2 4万亿美元，扩张性财政政策对通胀水平形成显著支撑 [19] - 移民政策方面，严格的移民管控措施可能导致劳动力供给急剧收缩，引发结构性短缺并推动工资成本上升 [19] - 经济增长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美国今年GDP增速预期下调至1 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期仅为1 6%，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将通过需求侧抑制通胀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