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通过评述剑桥大学教授艾玛·斯派瑞的两本著作《品尝启蒙：巴黎的饮食与科学》和《喂养法国：饮食的新科学，1760-1815年》，探讨了在启蒙运动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饮食科学如何与社会转型及国家治理紧密交织，科学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如何重塑了民众的日常生活、社会观念乃至国家权力结构 [1][7][26] 饮食科学与启蒙运动 - 研究将科学史的视角引入饮食史，揭示了科学知识“入侵”日常生活是一个始于十八世纪的漫长过程，而非工业时代的突然产物 [6][12] - 研究拓展了“启蒙运动”的传统定义，将其从哲学文学领域延伸至饮食消费等日常生活实践，认为启蒙知识在民众的阅读和消费过程中实现了再生产 [12][13] - 科学知识在厨师、酿酒师、药剂师、化学家、美食家及商人等多群体的互动中生产，并被整个社会所共享，构成了大众被启蒙的过程 [7][13][14] 科学知识的生产与群体互动 - 十八世纪的食品科学建立在人体医学的新认知之上，特别是消化是化学发酵的理论，这改变了对食物成分的认知，例如化学家提取麸质和淀粉，并推崇更易吸收的肉汤 [10] - 科学家兼商人（如药剂师帕门蒂耶）将科学技术带入消费市场，例如制造出流行的“健康面粉”，体现了科学与商业的结合 [10] - 不同群体存在竞争与合作：科学家从面包师行会手中夺取了用土豆等植物制作面包的权利，厨师和商人则利用科学院的鉴定作为产品质量的宣传工具 [14] 科学作为社会规训与新权威 - 科学知识为饮食制定了新标准，例如消化科学确立了肉类的重要性，并通过对肥胖的批判（基于拉瓦锡的人体称重实验）倡导节制饮食，这成为社会规训的一部分 [15][16][18] - 科学建立了一套可量化的身体标准，使“理性”精神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精英群体利用“节制与科学”来区分自我与放纵的富人、短视的穷人 [15][18] - 启蒙在反抗旧权威的同时，也使“理性”成为了新的权力工具，科学知识成为裁决生活方式健康与否、品行端正与否的权威 [15] 科学、国家治理与社会需求 - 十八世纪法国的社会需求（如食物短缺）深刻影响了科学知识的生产，例如为寻找小麦替代品而进行的植物营养成分研究，推动了淀粉的发现以及大麦糊精、骨头汤块等替代品的开发 [19][20] - 国家权力通过科学院、医学院等官方科学机构维护科学权威，科学家的专利和论文需要得到这些机构的认可，否则可能被视作骗子 [21] - 国家利用科学知识引导民众消费以维系统治，例如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政府推广糖和咖啡的替代品，并赋予土豆“自由人的食物”的政治象征意义 [22] - 革命后的共和国政府通过统计数据和理性政策（如征用计划和最高限价）来管理食物资源，试图以治理的理性化克服民众的非理性骚乱 [24] 饮食科学的影响与局限 - 饮食科学旨在通过改善人体机能来改良社会风气和完善国家治理，科学的健康饮食成为个人自我约束和家庭管理的标准 [16][26] - 在国家主导下，科学机构推动了食物生产的工业化与规模化，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 [26] - 然而，科学知识的发展逻辑并不完全受制于政治环境，消费者也未彻底被知识束缚，许多传统饮食习惯（如小麦面包、咖啡和蔗糖）并未被土豆、菊苣咖啡等科学替代品完全取代 [26]

上野千鹤子新著分析 - 著作《是谁把世界糟蹋成这样》于2025年9月由文汇出版社·新经典文化出版 [3] - 核心论点为通过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左翼运动的反思 指出其虽推动社会变革和意识觉醒 但成功与失败并存 未能持续推动系统性变革 [4] - 批评老左翼的盲点包括忽视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差异 以及过于理想化的目标导致与现实脱节 [4] - 提出女性主义内核并非让女人像男人一样行事 而是追求弱者也能作为弱者获得尊重的社会 [4] - 谴责将世界现状问题归咎于老一代成年人 却将未来责任转嫁给年轻一代的矛盾 [1][4] 大卫·格雷伯遗著分析 - 著作《海盗与启蒙：真实的利博塔利亚》于2025年8月由九州出版社·后浪智慧宫出版 被视为作者最后一本遗著 [6] - 研究基于大英图书馆未公开手稿和海盗船长航海日志 发现1720年海盗议会曾尝试建立浮动共和国 甚至铸造刻有自由字样的货币 [6] - 揭示启蒙运动的双重性 指出洛克在谴责海盗的同时用海盗抢来的白银投资奴隶贸易 孟德斯鸠歌颂商业精神却无视海盗船上的多民族议会 [7] - 批判合法商业与非法掠夺的界限是权力精英书写的神话 华尔街银行家将海盗旗挂交易室却用版权法围剿文件共享者 [7] - 指出海盗通过《船员公约》构建了选举产生船长 按劳动分配战利品 黑人水手与白人有平等投票权的秩序 比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更接近自由真相 [7]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及其贡献 - 奖项由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霍伊特共同获得，以表彰他们在理解技术变迁推动持续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 [1] - 莫基尔的贡献在于通过经济史研究刻画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与演进 [1] - 阿吉翁与霍伊特的贡献在于从理论建模角度构建了“创造性毁灭”机制，阐明技术创新在动态竞争中驱动长期增长 [1] 乔尔·莫基尔的学术背景与研究 - 莫基尔现任西北大学罗伯特·斯托尔茨文理讲席教授，曾指导过五十余位博士研究生 [2] - 其研究关注“大分流”问题，并从文化角度提供了独特解释 [3] - 他认为现有理论如生产要素成本、产权保护或贸易扩张等，均不足以充分解释东西方增长轨迹的分流 [4] 莫基尔的知识经济理论 - 莫基尔提出知识经济理论，认为现有研究低估了“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5] - 该理论指出，现代增长对知识的依赖程度显著提高，知识传播能突破地域和制度限制实现广泛扩散 [5] - 科学知识的应用增强了人类应对自然的能力，显著削弱了外生冲击对增长的影响 [5] 知识作用凸显的关键转折点 - 莫基尔认为，17世纪的启蒙运动是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地位上升的关键，尤其是“培根计划”的提出 [6] - “培根计划”激励了科研热情，增加了知识数量，并极大增强了知识的可及性 [6] - 莫基尔特别强调知识可及性的增强，包括统一术语记录、学术期刊诞生、社会文化转变及制度发展等因素 [7] 莫基尔的实证研究 - 为论证观点，莫基尔构建了“启蒙运动指数”，发现英格兰、苏格兰和荷兰的指数远高于法国，与欧洲经济起飞顺序一致 [7] - 其研究还探讨了学术期刊创办、科学团体兴起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基本一致 [8] 菲利普·阿吉翁的学术背景 - 阿吉翁于1987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导师包括2007年诺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等 [10] - 其研究领域集中在创新经济学，特别关注“创造性毁灭”机制 [11] - 阿吉翁与中国学术界渊源深，自上世纪90年代起参与中国经济改革讨论，并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14] 阿吉翁与霍伊特的“创造性毁灭”理论 - 该理论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一大流派，假设技术进步通过研发实现，新技术会淘汰或“毁灭”旧技术 [12] - 技术变迁具有双重效应：新技术提高长期增长潜力，旧技术淘汰则对原有利益集团造成冲击 [12] - 与罗默模型相比，该理论能处理技术变迁与经济周期的互动，以及技术更新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13] “创造性毁灭”理论的政策启示 - 该理论为竞争政策和产业治理提供支撑，说明了保障公平竞争机制的必要性 [13] - 在新旧技术更替中，社会保障与再就业培训对于解决失业问题尤为关键 [13] - 阿吉翁还研究了创新背后的微观机制与制度因素，如持股结构、融资环境、企业异质性等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