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信罪治理新规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意见，明确帮信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认定标准和处罚原则，强调对电诈黑灰产业链的打击[1][2] - 帮信犯罪呈现"三低一高"特征：35岁以下被告人占比超80%，25岁以下占三分之一，未成年人及在校学生涉案问题突出[2] - 电信诈骗团伙大量收购实名电话卡、银行卡，并组织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等群体实施犯罪[2] 司法处理原则 - 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及犯罪链条末端情节较轻者依法从宽处理，但强调"从宽不等于放纵"，典型案例中在校生组织者被判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两名未成年参与者获不起诉决定[2][3] - 对组织性、职业性及跨境协同实施的帮信犯罪，以及组织者、策划者等从严惩处，特别列明跨境非法技术支持及利用AI技术犯罪等情形[4] - 检察机关对犯罪所得不足5万元且有自首、退赃等情节的从犯可作不起诉决定，但需承担行政责任（如案例中朱某某被行政拘留10日并罚款）[6] 司法认定标准 - 明确帮信罪需综合认定"明知"和"情节严重"，防止仅凭单一情节客观归罪，要求查证被帮助对象的犯罪金额是否达到认定标准[6][7] - 宁波检察院指出新规细化"明知"认定规则和"两卡"案件"情节严重"标准，强化对"卡头""卡商"打击，提升基层办案精准度[7] 行业综合治理 - 严惩通信行业"内鬼"，案例中广电网络分公司站长协助办卡获刑并被禁止5年内从事通信运营类工作，法院同步向涉案单位发出司法建议[8] - 要求司法机关发现金融机构、电信运营商存在系统性风险时及时制发司法建议书，推动压实主体责任强化内部监管[8] - 专家评价新规兼具"治已病"与"治未病"功能，通过宽严相济和系统治理组合拳清除犯罪滋生土壤[9]

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的意见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旨在推进帮信罪的有效治理[1] - 意见强调依法打击帮信犯罪是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链条、清除犯罪土壤的重要举措[1] - 意见明确了帮信罪的主观明知认定规则、涉"两卡"帮信罪的"情节严重"认定标准以及帮信罪与掩隐罪、诈骗罪等关联犯罪共犯的区分规则[1] 帮信罪的认定标准调整 - 涉"两卡"帮信案件中需先行查证流入资金中被帮助对象涉嫌犯罪金额是否达到入罪标准，避免仅依据"情节严重"单一情形客观归罪[2] - 出售、出租本人银行账户、支付账户的"情节严重"标准从原规定调整为需涉及三个账户并达到相应流水金额[2] - 收购、出售、出租电话卡的"情节严重"标准调整为不再区分他人或本人，统一以20张以上为认定门槛[2] 部门协作与综合治理 - 人民法院将联合公安、检察机关落实意见，加强金融、电信、互联网等企业与监管部门的协作[3] - 对办案中发现系统性风险隐患的企业或监管部门，将通过司法建议书机制提前预警并监督整改[3] - 推动治理模式从事后打击为主转向"打防管控"并重，强化源头预防和综合治理[3]

帮信罪案件现状 - 近年来帮信罪案件数量显著上升，与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活动密切相关 [1] - 案件呈现低龄化特征，25岁以下被告人占比达三分之一，未成年人、学生涉案现象突出 [1][5] - 涉"两卡"(电话卡、银行卡)案件占全部帮信犯罪案件的80%左右 [2] 政策法规调整 - 最高人民法院等三部门联合发布《意见》，明确帮信罪主观明知认定规则 [1] - 《意见》统一了"情节严重"认定标准：出售出租3个以上银行账户或20张以上电话卡即构成 [3] - 调整了原有规定，不再区分他人与本人电话卡，统一适用20张标准 [3] - 强调避免客观归罪，需查证行为人是否达到入罪标准 [3] 行业犯罪特征 - "两卡"犯罪形成"卡农-卡商-卡头"组织模式，为境外团伙提供支持 [4] - 金融、电信、互联网等行业"内鬼"问题严重，社会危害性更大 [4] - 2023年公安部打掉5500余个非法开卡团伙，缴获17万余张非法"两卡"，抓获23名行业"内鬼" [4] 司法处理原则 - 对犯罪组织者、策划者从严惩处，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从宽处理 [5] - 典型案例显示仅对组织者高某提起公诉，未起诉被裹挟学生 [5] - 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案件加强监督考察和家庭教育指导 [6]

AI技术滥用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趋势 - AI换脸、语音合成等技术被不法分子用于精准诈骗，技术监管和规范亟待加强[1][4] - 2024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审结4万余件8.2万余人，案件数和被告人数同比分别上升29.4%、26.7%[4] - 犯罪呈现集团化、跨境化趋势，境外团伙通过"海外高薪"利诱人员出境作案，衍生关联犯罪[4][6] 司法应对与技术治理措施 - 最高法将出台规范性文件完善AI深度伪造的法律适用，建立追踪溯源体系嵌入可追溯标识[1][9] - 强化反诈技术研发，提升境外涉诈电话识别和APP拦截能力，加强国际执法合作[6][7] - 针对网络暴力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诽谤认定标准及公诉程序，推动多元共治[10][11] 帮信罪治理与行业协作 - 帮信罪案件呈现低龄化、链条化特征，"两卡"类案件为主，需统一裁判标准[13] - 法院推动行刑衔接机制优化，构建多层次惩戒体系，加强部门协作与源头治理[13] - 法治宣传重点针对学生、农民等易涉案群体，提升社会认知度[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