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与公司 * 纪要涉及的行业包括全球宏观经济、美国与中国经济、股票市场（美股、日股、欧股、新兴市场、A股、港股）、亚洲科技与非科技出口、房地产、储能、电解铝等[1][2][9][29][30] * 涉及的公司或市场指数包括标普500指数、民生中国指数[1][9][10] 核心观点与论据：全球经济与市场 * 美国经济2026年上半年或略有放缓，但AI投资将提供支撑，下半年逐步修复，2027年通胀趋稳，生产率显著提升[1][3] * 美联储倾向鸽派，预计降息至3%-3.25%后观望，新任主席或更注重货币政策保增长[1][3] * 美国政府采取高增长、高通胀策略化解债务，类似二战后模式，通过收益率曲线控制压低利率，大规模财政刺激鼓励经济增长，大规模AI基建投资以及持续强劲的财政刺激措施[1][5] * 2026年看好风险资产，建议做多股票，首选美股，其次是日股和欧股，低配新兴市场[9] * 预计标普500指数2026年底达7,800点，2025至2027年的年化盈利增长可达15%[1][9] * 预计2026年世界GDP增长4.8%，名义GDP增长4.1%左右[4] 核心观点与论据：中国经济与市场 * 中国2026-2027年将从通缩过渡到低通胀，预计2026年实际GDP增速为4.8%，2027年略微放缓至4.6%[1][4][22] * 财政政策2026年赤字率与今年相当，但下半年可能会加码以应对房地产调整挑战，货币政策预期象征性降息10到20个基点，但更多依赖定向工具[1][4][7] * 反内卷制度化、统一大市场建设和房地产改革将促进经济平衡发展[1][4][7] * 中国版房利率通过财政贴息降低按揭利率，刺激消费并维护金融稳定，有望在2026年下半年推出[1][8] * 预计2026年民生中国指数盈利增长6%，维持13倍左右市盈率[1][10][12] * 政府对房地产和消费市场的支持政策以及中美关系改善是估值修复的关键因素[11] * 实现全年5%的GDP增长目标问题不大，但明年（2026年）经济再平衡步伐依然缓慢，广义财政扩张规模约占GDP 0.5个百分点，比今年温和[21][22] 核心观点与论据：亚洲市场与行业 * 预计2026年亚洲科技出口保持乐观，经济逐步复苏，驱动因素将从科技板块扩展到其他非科技板块，从仅靠出口带动扩展到投资和消费等领域[2][23] * 看好印度、日本以及受惠于非科技出口回升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韩国[2][26] * 预计亚洲GDP增长会从2025年四季度的4.3%回升至2026年四季度的4.7%[25] * 亚洲地区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1.1%上升至2026年的1.5%[28] * 储能行业在乐观情境下增速可达80%以上，上游原材料如铝、碳酸锂、铜等可能出现紧缺[29] * 2026年电解铝供应仍然紧缺，如果储能增速超过50%，碳酸锂等原材料也会进入紧缺状态[30] 其他重要内容 * 人民币有望对美元略微升值，2026年底升至7.05，2027年升至6.95[3] * 股市转好对高净值人士产生了正面的财富效应，但房价下降带来的负财富效应盖过了股市上涨带来的正面效应，因房地产占居民总资产高达42%[18] * 电商大战对2025年和2026年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市场普遍认为电商大战将在2025年底前结束，带来2026年高度反弹，但判断仍较保守[13] * A股和港股在未来12个月内表现将趋同，港股波动可能更大，A股受国家队稳定市场力量保护相对更强[14] * 对未来几年中国宏观经济保持积极态度，重点关注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3月两会公布的《十五五规划》[31]

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消费不足、投资动力疲软等挑战，其深层根源在于过去40年依赖出口导向和供给侧驱动的发展模式，导致居民收入增长滞后、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结构性欠账 [4][11][13] - 在全球格局重塑、产业转型及人工智能技术冲击的背景下，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与福利制度建设来增强家庭部门的财务稳定性和风险抵御能力，是激发真实消费与投资意愿、构建以内需为主发展模式的根本路径 [3][5][6][16] - 建设福利国家（重点在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与推动产业升级换代相辅相成，是应对逆全球化趋势、在地缘政治紧张中提升中国经济韧性和国际博弈力的关键支撑 [6][17][23][25] 三大历史长周期同频共振分析框架 - 三大历史长周期指全球化的钟摆运动、霸权更迭与科技革命，其周期长达一个世纪或更久，当前正处于三大周期转折点叠加的历史阶段，相互影响形成同频共振效应 [7][14] -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正源于在上一个长周期交汇点（20世纪80年代初）作出的战略抉择：契合全球化转向市场力量的趋势、利用当时的地缘政治格局改善与发达国家关系、以及拥抱信息通信技术革命 [8][9] - 此发展路径的代价是形成了对出口导向外循环模式的依赖，为保持竞争力而长期压低工资与福利，导致社会保障体系出现结构性欠账，并在外部环境剧变（如贸易战、疫情）时集中爆发，抑制了内需动能 [11][13][15]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内需挑战 -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推动向内循环转型但侧重于“供给侧的内需”，投资集中于高铁、基建、新兴产业和房地产，而非“消费驱动的内需”，这通过将家庭财富深度绑定房地产进一步限制了居民消费能力 [13] - 尽管2008-2010年经济表现亮眼（GDP总量在2010年超越日本，2014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美国），但四万亿刺激的短期效应退潮后，经济增速进入调整通道，产能扩张面临结构性压力 [14] -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新冠疫情期间，西方从国家安全视角重估供应链，“去风险”与“脱钩”成为政策方向，外部环境剧变使消费疲软问题全面显现，社会保障缺口放大了企业和家庭的风险预期 [15][16] 福利国家建设的紧迫性与重点领域 -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正突破传统人机关系，可能取代大批劳动者，动摇“按劳分配”的制度基础，因此建设福利国家（如探索普遍最低收入）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基础 [16][17] - 房地产行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人口结构变化（出生率走低）和投资者信心转变使得继续将有限财政资源投入房地产面临两难，房价阶段性回调为收购库存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房提供了改革窗口 [18][19][20] - 在财政资源有限背景下，政策取舍至关重要，应审慎决定资源投向，避免重蹈日本高负债发展模式或美国将财富投入战争的覆辙，而是效仿欧洲将积累投向福利国家建设 [20] 区域协调发展与对外开放新路径 - 缩小东北、中西部地区与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差距具有双重意义：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缓冲支撑，以及通过产业扩散（而非仅依赖二次、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避免陷入竞争性强的“分配政治” [21][22] - 中国可通过设立新型特区，给予税收、土地、融资等优惠，鼓励发达地区企业向中西部和东北投资，这是在“一次分配”阶段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比再分配更具持续性与激励效应 [22] - 坚持对外开放与以内循环为主并不矛盾，2024年中国货物外贸顺差接近1万亿美元虽体现制造业竞争力，但中长期需关注外部环境演变，强劲的内需市场才能有效对冲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风险，提升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 [23][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