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体系机制 - 当前全球经济体系建立在美元主导、美国需求驱动的美式全球化基础上，形成巨量双边贸易和资本流动[4] - 美元体系依赖金融自由化和纯信用货币扩张能力，通过美元信贷/存款、资产/负债链接全球经济体[4] - 非美经济体对高增长和资产配置的需求推动美元体量持续扩张，适龄劳动人口转移导致美元区域内收入再平衡[5] 全球化特征与影响 - 低平均工资拉平菲利普斯曲线，压低全球通胀水平，传统货币政策因跨境资本流动自由化而失效[8] - 发达经济体呈现低增长、低通胀弹性和低利率，新兴经济体则呈现高增长、高通胀弹性和高利率[8] - 企业部门成为主要受益者，享受低利率、灵活税收和全球化市场收入，而主权和居民部门受限于国界和身份[11][14] 企业案例与全球化差异 - 苹果等跨国企业通过全球生产基地部署、多币种融资、避税自由和大类资产配置实现全球化优势[15] - 当前全球化与半世纪前不同，企业部门更具灵活性，全球化含义对企业更为丰富[14] 政策应对与挑战 - 美国政府通过供给侧经济学、全球税制和移民政策试图实现制造业回流和劳动收入再平衡[14] - 特朗普关税政策本质是"全球税制"的另一种表达，旨在打击贸易顺差经济体的转口贸易和FDI[18][19] - 关税政策可能由美国消费者、企业或他国厂商承担，分别导致经济增长拖累、企业利润下降或他国收入损失[24] 国际货币体系未来 - 欧洲和中国开始转向内需驱动，但改变经济增长模式需要Decade级时间周期[24] - 美元体系可能面临转折点，贸易端解耦可能扩展至资产/负债和双边资本流动逆转[30] - 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可能因多边结算格局而受冲击，各国资产配置可能转向多币种或超主权资产[32] 美元体系框架问题 - 美元体系存在特里芬难题、N-1问题和三元悖论等失衡问题[40] - 美国面临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主体矛盾，以及与非美经济体的供需、收支等对称性问题[40] - 货币/财政锚定问题突出，通胀目标制作为全球货币锚定本国价格水平的合理性存疑[38]

美元体系起源与机制 - 当前全球经济与货币体系基于美式全球化三大机制：美元作为单一主导货币、美国需求作为全球增长来源、资本流动不受限制[3] - 美元体系形成巨量双边贸易流动（美国生产货币/出口需求，非美囤积货币/出口供给）和双边资本流动（美元信贷/存款、资产/负债链接全球）[3] - 非美经济体高增长需求和资产配置需求推动美元体量持续扩张，使美元体系规模远超美国本土经济[4] 全球化收入再平衡 - 柏林墙倒塌与中国入世带来巨量适龄劳动人口涌入，实现美元区域内收入向低成本工人转移[6] - 老龄化经济体转移本国劳动收入，全球平均工资下降拉平菲利普斯曲线，压制通胀[6][9] - 发达经济体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与新兴经济体高增长/高通胀弹性/高利率共存，投资需求转移至新兴市场[9] 企业部门优势 - 跨国企业成为主要受益者，享有低利率、灵活税收身份和全球化市场收入[12] - 以苹果为例：占据全球手机市场极高份额，生产基地部署于劳动力成本最低经济体[13] - 企业具备跨境身份复制能力，主权和居民部门受国界/公民身份限制[16] - 大药企案例：全球供应链切碎、多币种融资、避税自由、全球资产配置[17] 美国政策应对 - 拜登/耶伦推行"供给侧经济学"和"全球税制"试图回流制造业和税基[16] - 特朗普关税政策本质是"全球税制"变体，无差别征收防止转口贸易和FDI规避[21] - 关税政策缺陷：未涵盖服务贸易（如荷兰/瑞士收入来源），未针对本国企业部门[25] 国际货币体系挑战 - 欧洲扩大国防开支、中国转向消费驱动试图替代美国总需求，但模式转型需十年周期[26] - 关税成本承担者三选一：美国消费者（拖累增长）、企业（利润下降）、他国（收入/汇率牺牲）[26] - 美元储备地位可能因多边结算格局和资产配置转向多币种/超主权资产（黄金/BTC）受冲击[33] 潜在解决方案 - 联邦中央基建基金设立、反向马歇尔计划、科技巨头反垄断、托宾税引入等系统性改革[34] - 美元体系三率逐底：零利率（低通胀）、税收竞争低税率、汇率贬值争夺贸易份额[37][39] - 通胀目标制作为全球货币锚定本国价格的合理性存疑[39] 结构性矛盾 - 特里芬难题/N-1问题/三元悖论揭示体系失衡[42] - 美国三重矛盾：本土国家/美元区管理者/全球秩序主导者身份冲突[42] - 经济部门错位：主权/企业/个人全球化能力不匹配[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