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亚洲主要经济体如新加坡、韩国、日本、中国正面临长期且难以逆转的超低生育率挑战 政府虽推出多项激励政策但收效甚微 生育率远低于人口自我维持的临界值 这引发了关于移民、技术替代及社会老龄化的深刻思考 价值观的深刻转变是经济手段难以应对低生育率的核心原因 恢复生育率需要极大耐心 但人口下降并不意味着这些经济体必然走向衰落[3][4][5][6] 亚洲超低生育率现状与挑战 - 新加坡、韩国、日本、中国的生育率都远低于人口学家认为社会自我维持的临界值2.1[3] - 新加坡生育率持续数十年下降 从60年前独立时的约4.5降至目前持续低于1.0的水平[3] - 新加坡政府预计2025年人口数据相比上一年不会有太大改善 副总理坦言“不会带来什么好消息” 另一位部长称其生育率“糟糕透顶”[3] - 低生育率导致新加坡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即将成为一个“超老龄化”社会[4] - 韩国部长曾在2023年警告该国面临“灭绝的风险” 关于中国经济的报道也常伴随对其人口萎缩的严峻展望[6] - 2025年最大的新闻之一可能是中国严重的年度人口下降 这种下降趋势由来已久[6] 政府政策应对与局限 - 新加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措施 包括延长陪产假、发放育儿津贴以及税收优惠 但夫妇们对生育更多子女没有兴趣[3][4] - 新加坡致力于通过吸引所需劳动力来应对挑战 特别是在科技、工程和金融等战略行业 但其优势存在局限性 执政党强调人口增长不会以牺牲公民就业为代价[4] - 过去政府的政策旨在控制人口数量 而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 需要动员居民提高生育率[6] - 有观点指出 用经济手段应对低生育率并未考虑到推动家庭规模缩小的价值观的深刻转变[4] - 由于人口变化的长期势头 即使价值观未来发生逆转 未来几十年仍将继续出现人口负增长[4] 低生育率背后的社会与经济动因 - 超低生育率被视为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3] - 女性追求事业、养育子女成本高昂、住房价格昂贵以及男性在家务中参与不足是普遍问题 诺贝尔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曾敦促男性成为可靠的父亲[7] - 价值观的深刻转变是推动家庭规模缩小的核心原因[4] 对经济体的影响与展望 - 低生育率对国家安全和财政都至关重要 各国必须蓬勃发展 而不仅仅是生存[5] - 尽管面临人口挑战 但从许多指标看 这些亚洲经济明星并未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例如新加坡拥有惊人的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 - 这些经济体在二战后贸易壁垒降低、资本流动性增强的时代崛起 但出口优势本身并未带来人口挑战[5] - 解决低生育率问题需要极大的耐心 解决方案不会一夜之间出现[4][7]

德国生育率现状 - 德国2024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35 较2023年的1.38下降2% 为近17年最低水平 [1] - 生育率已打破联合国设定的1.4"超低"门槛 下降趋势可能难以逆转 [3] - 德国籍女性生育率降至1.23 为1996年以来最低 外国女性生育率为1.84 较2023年下降2% [3] 历史趋势与国际对比 - 德国生育率在2021年达到1.58后加速下降 长期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 [2] - 2022年和2023年生育率分别下降8%和7% 2024年降幅显著放缓至2% [3] - 韩国2024年生育率全球最低 仅为0.75 欧盟国家中马耳他(1.06)和西班牙(1.12)最低 [3][4] 经济影响与区域动态 - IMF警告德国人口老龄化将加剧公共财政压力 或导致经济滞胀 [3] - 爱沙尼亚和奥地利2023年生育率跌破1.4 加入西班牙等九个欧盟国家行列 [3] - 欧盟2023年生育率最高为保加利亚(1.81) 整体2024年数据尚未公布 [3]

韩国出生人口增长 - 韩国4月份出生人口同比增长8.7%至20717名，创34年来最大增幅 [1] - 总和生育率同比上升0.06至0.79，但仍低于世代更替所需的2.1水平 [1] - 增长驱动因素包括结婚率上升、30岁出头女性人口增加及政府生育促进政策 [1] 结婚数据与人口结构 - 4月结婚人数同比增长4.9%至18921对，连续13个月增长 [2] - 30-34岁女性数量从2020年151万增至2023年165万，形成生育主力人群 [2] - 非婚生育现象罕见，结婚数据被视为生育先行指标 [2] 低生育率挑战 - 联合国将韩国列为"超低生育率"国家，恢复代际更替水平的概率仅0.1% [2] - 住房成本飙升、教育竞争激烈、工作文化苛刻及婚育观念改变构成结构性障碍 [2] - 政府推出每月30万韩元育儿津贴及延长育儿假等政策应对危机 [2] 政策效果争议 - 经济学家质疑财政激励能否根本解决低生育率，需优先改善结构性社会问题 [3]

越南人口政策重大转向 - 越南通过《人口法令》第十条修正案，立即生效，赋予每对夫妻及个人自主决定生育时间、子女数量及间隔的权利，彻底废除了此前“仅允许生育一至两个孩子”的限制 [2] - 政策调整时点远早于中国，越南当前总和生育率为1.91，而中国2015年放开“二孩”时生育率已降至1.54 [2] 生育率急剧下降与人口结构危机 - 越南总和生育率在2022年至2024年间出现罕见“三连跳”，从2.11骤降至1.91 [4] - 生育率从2.1跌至1.9，越南仅用三年，速度快于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六到七年 [6] - 若趋势持续，越南将在十年后新增人口无法弥补劳动力缺口，十一年后成为老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14%），十四年后人口红利期结束，二十四年后成为“超老龄”社会（占比超21%） [6] - 越南是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从老龄化社会过渡到老龄社会预估仅需26年，远短于发达国家 [6] 生育率下降的驱动因素 - 快速城镇化是主因之一，2022年越南城镇化率正式越过40%，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市面临高生活成本 [9] - 住房成本高昂：胡志明市80-90平米两居室月租普遍在3000元人民币以上，而2024年该市月平均工资为3200元，租金占月薪一半；河内部分十年楼龄二手公寓售价达每平米2.5万人民币，按城市平均月薪需不吃不喝40年才能买得起 [9][11] - 婚育观念改变：经济增长带来压力，年轻人交际圈变小，找对象难度提升，结婚生育意愿下降；2018年至2023年，适婚人数增加但结婚对数减少 [13] - 女性教育水平显著提高：2022年越南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4%，几乎是十年前的两倍，女性初婚年龄推迟至27岁 [13][15] 劳动力市场现状与“招工难” - 制造业出现劳动力短缺：Nike供应商Samho在胡志明市月薪2000-2200元招聘1500人，仅招到300人；安江省有公司因招不满人申请引进外国劳动力未获批准，只得转移订单 [15] - 企业招聘困难：胡志明市部分工厂已将最高招聘年龄提至40-45岁，应聘者仍很少；平阳省3200家制造业企业计划招聘近4.1万名普通工人，许多公司招不到足够人手 [15][16] - 就业偏好转变：年轻人更青睐服务业等弹性工作，2022、2023年服务业新增就业人口反超工业和建筑业；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员中，80%为25至44岁年轻人 [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