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模式 - 中国采取逆周期调节模式，通过国家主导的财政刺激和基建投资应对经济危机，而非西方推崇的顺周期市场出清[3][5][12] -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启动3.6万亿元财政刺激，重点投向西部大开发，使GDP增速从1998年7.8%回升至2000年8.5%[5][7] -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推出4万亿元投资计划，重点投向保障房、农村基础设施和交通基建，2009年GDP增速达9.4%，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12][15] 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 - 通过逆周期操作实现区域性再平衡，将沿海过剩产能引导至中西部地区[6] - 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2019年要求信贷资源向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倾斜，2020年疫情中金融系统让利1.5万亿元支持企业[20][21] - 严格控制资金脱实向虚，对房地产和股市加强调控，防止金融资源空转[22] 乡村振兴与内循环战略 - 2020年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乡村振兴成为战略支点[28][30] - 2021年出台《乡村振兴促进法》，资源向生态农业、县域经济和乡村旅游倾斜[31][32] - 通过土地流转和合作社运营激活乡村闲置资源，截至2020年全国设施性资产总量超1300万亿元[36] 外汇储备与全球化进程 - 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突破1.9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1] - 2010年后企业从代工转向全球资产配置，进行海外投资、并购和建厂[1] - 始终保持3万亿美元以上外汇储备，为应对全球流动性收紧提供缓冲[24] 扶贫与民生保障 - 2013年启动精准扶贫，对832个贫困县实行对口支援包干制[17] - 五级书记抓扶贫，通过修路、建渠和产业开发实现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7] - 棚户区改造投入超1万亿元，同时推进乡村电网升级和光伏装机容量全球第一[15][17]

财政政策特征 - 财政政策现实中顺周期特征明显，广义财政支出增长乏力且不及GDP增速，受土地财政拖累，政府性基金自2021年起拖累广义财政支出[4][6][7] - 财政顺周期特征源于过往政府举债空间受约束，3%赤字率红线使财政“以收定支”形成顺周期支出模式[11] - 我国政府杠杆率不到90%，低于日本超210%、美国110%以上及发达经济体平均108%，有一定加杠杆空间[13] 政策变化 - 今年财政赤字率目标设定为4%突破红线，特别国债使用和预算调整更灵活，利于逆周期调节[16] - 低利率环境下融资需求对利率敏感性下降，货币政策采用“事实偏紧”策略，政策利率调整落后市场曲线，利率上行风险大[17][19] - 我国央行货币政策体现“财政化”特点，加强结构性政策工具运用，资产结构中对政府债权占比减少，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增加[20][23] 投资建议 - 财政作用将加大，或调整追加预算，提振权益类风险资产，压制债券价格[25][26] - 投资思路应“跟着财政做配置”，财政关注科技和消费两大方向[31] - 地方财政投资上股权投资替代债权投资成新动向，科技投资优选龙头，消费支持以旧换新政策或加力扩围，服务消费可能有补贴[31][34][35][37] - 财政支持的消费呈现“普惠消费”特征，应关注普惠方向[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