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 经济呈现结构性复苏态势 高科技制造业成为核心增长引擎 引领工业企业利润改善 [2] - 市场对科技创新企业给予高风险溢价和投资预期 反映资本对技术突破的强烈共识 [3] - 需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制度保障为传统行业风险出清创造条件 同时强化对高科技企业的自主权保护 [4][5] 工业企业利润表现 - 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7% 较上半年降幅收窄0.1个百分点 [2] - 7月单月利润同比下降1.5% 较6月降幅收窄2.8个百分点 连续两个月收缩 [2] - 高科技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速由6月下降0.9%转为7月增长18.9%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较6月加快2.9个百分点 [2] 行业分化特征 - 生物医药行业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形成国际竞争力 [2] - 人工智能行业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第一梯队地位 通过差异化优势体现韧性 [2] - 上游原材料行业持续承压 消费服务业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冲击 [4] - 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下降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均实现正增长 [5] 资本市场反应 - 寒武纪股价超越贵州茅台 成为A股市场股价最高企业 体现市场对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偏好 [3] - 6月23日以来行情由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共同推动 形成双向奔赴的突破态势 [3] 制度保障需求 - 需尊重高科技企业经营自主权 采取"有求必应 无事不扰"原则 [3] - 需通过市场化并购重组提升企业再生能力 完善低效资产退出机制 [4] - 需推广个人破产制度试点 为受困主体提供东山再起机会 [4] - 国企需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将权力限定在公共外部性范围内 [5]

高科技制造业表现 - 7月高科技制造业利润由6月下降0.9%转为增长18.9% [2] - 高科技制造业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较6月加快2.9个百分点 [2] - 生物医药行业通过长期抗跌打能力锻造出国际竞争力 [2] - 人工智能行业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第一梯队并展现韧性 [2] 资本市场对科技企业态度 - 寒武纪股价超过贵州茅台成为国内资本市场股价最高公司 [3] - 市场投资者对寻求技术突破企业给予更高预期和高风险估值 [3] - 6月23日以来行情由企业和机构投资者推动形成向上突破场景 [3] 行业结构性分化 - 上游原材料行业持续经历煎熬 [4] - 消费服务业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直接冲击 [4] - 未走出负增长行业体量更大且牵涉利益主体更复杂 [4] 企业改革与制度支持 - 前七月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下降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及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正增长 [5] - 国企需通过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和市场化转型实现脱困 [5] - 需为高科技企业降低监管成本并保护产权和治权 [3] - 需为困境企业提供市场化并购重组制度便利和退出机制 [4] 区域政策试点 - 深圳 厦门试点个人破产制度为受困者提供包容机会 [4]

研发投入不足 - 中国整体R&D经费占GDP比重从1995年0.57%提升至2023年2.64% 但仍显著低于美国3.57%、日本3.32%、德国3.26%和韩国5.05% [2] - 上海2024年科学技术支出占市级公共预算支出仅4.3% 低于北京6.8%、广东5.5%和浙江5.8% [3] - 上海2023年R&D经费2049.6亿元占GDP比重4.34% 低于北京2947.1亿元占6.73%和深圳2236.6亿元占6.46% [3] 高端产业集群弱势 - 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2020年为31.3% 较2010年峰值32.1%无显著提升 而韩国2020年达35.7% 新加坡达55.5% [3] - 上海2023年高技术企业数量占全国2.7% 远低于广东28.8%和江苏16.5% 员工数量占比2.9%低于广东30.1%和江苏16.2% [4] - 上海高技术企业营业收入占全国3.8% 利润总额占比仅2.6% 大型企业数量占比2.8% 利润占比仅1.1% [4]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互动不足 - 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缺乏良性互动 经济和社会需求变化未能有效推动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成果也缺乏产业实践验证 [5] - 金融、贸易、航运功能建设短板导致创新产业资源被挤占 制造业功能被忽视 [5] - 需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增加经济发展对科技创新需求 改善高技术企业发展外部环境 [6] 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待加强 - 高科技产品市场需求能力不足 需通过体制改革使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增长主渠道 [6] - 科技创新创业载体建设不足 需加强资金、政策、用工、法律等社会服务支持 [7] - 应发挥金融业服务功能 打造高质量科技企业孵化器 培育转化战略性高科技项目 [7]

宏观经济形势 - 长期前景乐观，中国经济有四大优势，只需办好自己的事[5] - 短期经济无忧，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3%，但仍面临风险挑战[5] 财政政策 - 基调“更加积极”，上半年全国两本账支出18.8万亿元，同比增长8.9%，支出进度44.5% [6] - 加快发行地方专项债和超长期特别国债，截至7月30日，新增专项债完成全年进度62.2%，超长期特别国债占全年额度58.5% [7] - 未来财政还有49260亿元政府债券额度空间，强调提高资金使用效率[8] 货币政策 - 总量有降准降息空间，上半年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3%，同比降约45个基点[9] - 结构聚焦重点领域，今年5月出台多项再贷款政策，提及强化对外贸企业融资支持[9][10] 扩大消费 - 消费是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2% [11] - 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商品消费，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12] 扩大投资 -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将加大投资支持力度[13] - 加快“两重”项目建设，提振民间投资，吸引和利用外资[14][15]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 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5%，获减税降费和融资便利支持[16] - 下半年科技与产业进一步融合，聚焦消费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加强“人工智能 + 制造”应用[17][18] 资本市场 - 政策重视资本市场稳定，A股估值低、“科技叙事”资金集聚、制度包容性增强[19][20] 城市更新 -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7%，城市更新可补基础设施短板、拉动产业链、改善民生[22]

报告行业投资评级 未提及 报告的核心观点 - 股指期货贴水幅度反映市场对冲需求，取决于市场中是否存在明显的Alpha收益，预计6月消费和科技板块仍是市场关注主要方向，股指期货走势震荡 [1] - 国债期货走势震荡，进入6月债市关注点回归资金面变化，虽市场对6月资金面阶段性收紧担忧增加，但央行提前公布操作使资金面担忧缓解，短期债市有望偏强震荡 [1][3] 根据相关目录分别进行总结 日度价格变动 - 股指期货方面，2025年6月9日较6日，IH涨3.0点、涨幅0.11%，IF涨12.4点、涨幅0.32%，IC涨41.0点、涨幅0.72%，IM涨67.6点、涨幅1.11% [4] - 股票指数方面，上证50跌2.0点、跌幅0.08%，沪深300涨11.3点、涨幅0.29%，中证500涨43.6点、涨幅0.76%，中证1000涨66.1点、涨幅1.07% [4] - 国债期货方面，TS基本持平、涨跌幅0.00%，TF跌0.015点、跌幅0.01%，T涨0.075点、涨幅0.07%，TL涨0.36点、涨幅0.30% [4] 市场消息 - 中国5月以美元计价出口同比增长4.8%、前值增长8.1%，进口同比下降3.4%、前值下降0.2% [5] - 2025年5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1%，1 - 5月平均比上年同期下降0.1% [5] 图表分析 股指期货 - 展示IH、IF、IM、IC主力合约走势及各股指期货当月基差走势 [7][10][12] 国债期货 - 展示国债期货主力合约走势、国债现券收益率、各期限国债期货基差、跨期价差、跨品种价差及资金利率情况 [14][16][18] 汇率 - 展示美元对人民币、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远期美元、欧元兑人民币不同期限价格，美元指数，欧元兑美元、英镑兑美元、美元兑日元汇率走势 [21][22][25][26]

特朗普关税政策动机 - 认为贸易逆差等同于美国吃亏，试图通过关税纠正这一认知偏差 [1] - 目标重建美国制造业，通过高关税迫使企业回流和外国企业赴美建厂 [1] 美国贸易逆差结构性原因 - 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导致持续升值，推高本土人工成本削弱制造业竞争力 [3] - 全球产业链分工下美国企业主导设计和品牌，但实际制造环节利润仅占小部分 [3][4][5] - 长期财政赤字与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居民消费占GDP达70%，进口依赖度高 [6][7][8] 关税政策实际效果分析 - 无法解决美元霸权导致的制造业成本问题，美元地位优先于贸易逆差调整 [9][10][11] - 短期可增加财政收入，2024年20%关税预计带来8000亿美元收入覆盖美债利息 [23][24] - 作为谈判工具迫使其他国家降低对美国高科技产品（如半导体、航天设备）和农产品的关税壁垒 [25][27][28][31] 全球供应链与竞争格局 - 美国利用最大消费国地位迫使发展中国家在关税与供应链合作中"选边站" [38] - 中国作为全球三分之一制成品生产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存在供应链竞争关系 [35][36] - 高关税短期冲击中国4400亿美元对美出口，但长期可能引发全球秩序纠错机制 [39][40] 美国经济深层矛盾 - 34.5万亿美元国债规模下，2024年需支付1万亿美元利息，占税收25% [16][17][18] - 短期债务集中到期（6月6万亿）加剧利率压力，威胁美债市场稳定性 [19] - 制造业回流与贸易逆差矛盾本质源于美元体系，结构性改革空间有限 [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