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的定义与现象 - 一种由新大众、新主体创造的草根特色与原生态美学文艺作品，通过网络文学、短视频、直播、素人写作、跨界艺术等形式为更广大群体提供精神滋养 [7] - 典型案例包括：60岁工地大爷的作文引发全网超5亿次传播、菜场女作家的作品被《人民日报》评价为“锅碗瓢盆里的生命史诗”、青年画家在村中绘就巨型墙绘吸引上万游客打卡 [7] - “新大众文艺”入选2025年度十大新词语 [7] 新大众文艺的创新之处 - 新在网络赋能，让专业和非专业创作者同场竞技，普通人成为新大众文艺的追梦人 [8] - 新在技术普及，媒介平台与编辑工具的普及使随手记录的内容易于编辑为数字文本、短视频、音频等形式，并依托社交平台庞大用户基数实现大范围传播 [9] - 新在全新生活经验与个体情感的碰撞，乡村振兴与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场景、新职业为新大众文艺提供永不枯竭的素材，使创作更接地气、更有新意 [9] 新大众文艺的吸引力来源 - 在于来自生活一线的真实感，创作者从自己最熟悉、感受最深的领域入手，其作品能让读者读到自己的情感 [9] - 在于不加修饰的真情流露，没有资本、咖位、绩效考核等方面的掣肘，能以简单明快、纯真朴素的方式进行表达 [10][11] - 老百姓结合自身生活的艺术化表达，能激发有同样经历者的思考与感动，并为艺术家提供创作灵感 [11] 新大众文艺的持续发展路径 - “活人感”是文艺的生命力，个体生活中的经历与体悟在AI生成内容膨胀的背景下更能激发共情、打动人心 [11] - 要贴近大众但避免落入“三俗”，创作者需克服流量冲动，从真善美的价值出发进行创作 [11] - 平台算法需为新大众文艺赋能，从无差别的算法审视中为其保留出头冒尖的可能性，为优秀作品的生长培土 [12]

职业教育与职校生群体 - 非虚构作品《我是职校生》通过12位学生的口述，展现了中国数千万职校生这一庞大但常被主流叙事忽视的群体[1][38] - 书中揭示了影响职校生人生轨迹的系统性因素，包括来自某些教师的负面评价导致厌学，以及家庭变故如父母离婚等[39] - 职校生群体普遍带着青春伤痛，从事工厂、外卖、服务员等不稳定工作，但生命依然展现出韧性和丰富性[1][40] 零工经济与劳动者纪实 - 作品《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记录了19岁辍学、做过17份工作的女性外卖员王晚的亲身体验，包括体力挑战、系统压力与性别困境[2][22][23] - 外卖员需应对重物配送（如两桶10升水）、恶劣天气、商家拖延和顾客催促，长期高强度劳动对女性身体造成磨损，如乳腺疼痛和月经不规律[23] - 亲历者写作提供了学者调研难以呈现的朴素、细微感受，凸显了素人写作的价值[24] 全球资本运作与不平等 - 《蛛网资本主义》揭示了由子公司、离岸公司构成的隐蔽全球资本网络，使少数超级富豪和实权人物能从新兴市场攫取巨额利润[7][9] - 该网络依赖职业经理人、法律及金融专业人士等“从属型人物”运作，他们薪酬高但视野有限，只有中心的“大蜘蛛”掌控全局[9] - 作者通过2016年起在越南、缅甸的一手调研，包括访谈精英和亲身入职，揭示了此系统加剧全球阶层不平等并为新兴市场带来风险[10] 人工智能产业与劳动力 - 《投喂AI》基于对AI产业200名劳动者的访谈，揭示了数据标注员、审核员等底层工人恶劣的劳动保障环境[30][31] - AI产业呈现垄断趋势，只有少数拥有“基础设施”的顶尖公司能训练顶尖AI，产业在早期已成为老牌“帝国”的天下[31] - AI输出的意识形态存在盲点，因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价值观往往“传统又狭隘”，倾向于白人男性精英视角[32] 代际差异与社会变迁 - 《富足一代》聚焦1995~2005年出生的城市年轻人，他们在改革开放物质成果中长大，与60后、70后父母存在观念冲突[26][27] - 这一代普遍早接触网络，关心社会与国际政治，但意识到社会流动性收窄、内卷化和就业竞争加剧[27] - 书中呈现了家庭背景多元的“富足一代”，父母包括个体户、下岗职工、医生、地产商等，观点自信、聪明且矛盾[27][28] 社会观念与女性议题 - 《美貌的神话》批判了工业革命后，通过媒体、广告强化的外貌要求如何束缚女性，削弱其在教育、职场等领域的竞争力[20][21] - “美”是被建构的概念，追求美貌的压力导致病态减重、厌食症和过度整容等身体与情感负面影响[21] - 核心观点指出“当美貌成为义务，镜子就成了刑具”，打破此观念女性才能追求更广阔的生命可能性[21] 历史反思与文明重建 - 《文明的重建》追溯战后德国50年历史，分析德国人如何通过清理纳粹遗毒、建立包容社会完成精神净化并重新崛起[3][13] - 历史学家雅劳施认为德国经历了“人性回归”，其过程分为二战结束初期、60年代与西方接轨、90年代两德统一后刷新认同三个阶段[13] - 未来挑战包括移民冲击、环保、文化遗产等新问题，文明的积累具有开放性，需防范极端势力反扑[14] 信仰、道德与社会心理学 - 《众神》通过100多件器物，图文并茂地梳理了四万年人类信仰史，探讨信仰如何凝聚共同体也制造分裂[3][16][17] - 信仰在当今世界仍是政治变局的重要驱动力，作者追问人类能否找到一种全球性的多元叙事来接纳每一个人[18] - 《道德推脱》阐释了人们作恶时保持心安理得的心理机制，如道德正当化、委婉标签、转移责任等，并指出道德是社会性的，需建立维护仁慈的社会体系[34][35][36]

行业趋势：素人写作的兴起与平台支持 - “新大众文艺·北京创作计划”发布，首期入选作品包括素人作家王柳云的长篇小说《君迁》，该计划致力于为基层创作者搭建“创作—出版—传播—互动”平台[1] - 近期越来越多的报刊和出版机构将目光投向素人写作，《文艺报》开设“微光”版面向基层业余写作者征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艺术广角》等学术期刊也发文或征稿聚焦这一现象[1] - 一些出版社和出版公司将素人写作作为重点选题持续推出新作者，新媒体平台的发展让更多普通人能够发表自己的故事[1] 创作者背景与优势 - “素人写作”指的是非专业作家的写作，许多著名作家如莫言（早年是军人）、余华（早年是牙医）最初也非职业作家[2] - 素人作者拥有丰厚的生活经验积累，他们在出租屋、保洁间、菜市场等场景写下生活实感，在开出租、送外卖等工作中抒发生命体验[2] - 这些作者的文字保有未抛光的粗粝质地，因其质朴和真诚感染了众多读者[2] 作品内容与作者体验 - 素人作者通过书写重新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并发现自我，例如货车司机牛二哥在《货车司机牛二哥》中确证了自己人生“壮游”的意义[3] - “外卖诗人”王计兵因《赶时间的人》走红，在《低处飞行》中对生活进行思辨性表达；回归乡村的周慧在《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中描述幸福的感官体验[3] - 组织语言对作者而言是组织生活的方式，写作成为他们生命体验的重要部分[3] 社会影响与读者共鸣 - 素人作品让读者看到“场景里的中国”，例如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揭示了保洁员使用二十多种工具的日常，李文丽的《我在北京做家政》展现了家政阿姨的文艺一面[4] - 这些作品将匆匆而过的身影变成具体可感的人，例如女外卖员王晚在《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中描述送餐前的紧张心理，增进了读者对外卖骑手的理解[4] - 素人写作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包容，其社会意义在于通过“他者”的讲述点燃读者的包容心与共情力[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