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资产泡沫破灭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日本央行逐步下调利率至零附 近，到1999年9月更是将政策目标利率降至零。2000年8月，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逐渐消退，日本央行 小幅加息至0.25%，但2001年初为应对互联网泡沫破裂和美国经济衰退，连续两次降息至零并正式引入 QE操作，开启了央行资产购买。 2006年7月，日本央行加息并短暂退出QE操作，但2008年底为应对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又连续两次降息至 零附近并恢复QE。2013年4月，日本央行将货币政策进一步拓展为量化质化宽松（QQE），在扩大央行 资产购买的规模和范围的同时，设定了2%的通胀目标。大胆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和以刺激民 间投资为中心的产业政策构成了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2016年2月，日本央行将政策目标利率降 至-0.1%并引入收益率曲线控制（YCC），开启了负利率时代，直至去年3月才退出这两项安排。 引入QE乃至QQE操作对于推升日本通胀的效果并不理想。1991~2000年（资产泡沫破灭后、实施QE 前），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核心CPI年均分别增长0.8%和0.9%。其中，2000年CPI和核心 ...

美联储政策转向 - 美联储需回归三大法定职责：最大就业、稳定物价和适度的长期利率 [2][8][14] - 非常规政策如量化宽松仅限真正紧急情况使用 且需与联邦政府协同 [1][2][8] - 政策调整或预示金融抑制措施 如重启量化宽松或收益率曲线控制 [3][9] 政策批评与影响 - 超常规货币政策加剧财富不平等 资产所有者受益而低收入群体受损 [4][12] - 企业部门分化 大公司通过廉价债务繁荣 小企业受利率上升挤压 [4][12] - 住房市场扭曲 固定利率抵押贷款保护房主 年轻家庭被高房价排挤 [4][12] 央行独立性与职能问题 -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边界模糊 央行干预资本分配削弱独立性 [7][12] - 监管过度扩张 集监管与货币政策职能于一身导致利益冲突 [7][13] - 建议恢复专业分工 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货币监理署主导银行监管 [7][13] 经济预测与模型缺陷 - 美联储预测反复失准 2009年预测2011年实际GDP增长4% 实际仅1.6% [11][12] - 两年累计高估实际GDP超过1万亿美元 忽视供给侧效应 [11][12] 市场影响与资产配置 - 政策转向可能利空美元 利好黄金、白银、铜等大宗商品 [3][9] - 中国A股和港股市场或成潜在受益者 [3][9]

核心观点 -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批评美联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策 要求其回归法定职责 包括最大就业 稳定物价和适度的长期利率 并指出非常规政策的过度使用加剧了贫富分化和机构臃肿 威胁央行独立性 [1][6][8] - 市场分析认为此举可能为重启量化宽松或收益率曲线控制等金融抑制政策铺路 若实施将对美元构成利空 同时利好黄金 白银 铜等大宗商品及A股和港股市场 [2][7] 政策批评 - 贝森特将美联储政策形容为危险的"功能增益"实验 指出超常规货币政策工具自2008年以来加剧财富不平等 使财富向资产所有者高度集中 大型企业通过廉价债务繁荣 而小型企业和年轻家庭受到挤压 [3][10] - 美联储预测存在严重失准 例如2009年预测2011年实际GDP增速为4% 但实际仅1.6% 两年累计高估超过1万亿美元 凸显模型缺陷和忽视供给侧效应 [9] 职能越界与独立性风险 - 美联储职能扩张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边界 通过资产负债表政策直接影响资本流向特定行业 并与财政部债务管理纠缠 造成货币政策迁就财政需求的印象 [4][10] - 监管过度扩张 under《多德-弗兰克法案》使美联储成为主导金融监管者 但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暴露监管与货币政策集于一身的利益冲突 建议由FDIC和OCC主导银行监管 [5][11] 政策转向要求 - 贝森特要求美联储缩减经济扭曲 回归三大法定职责 包括新增"适度的长期利率"作为重点 暗示特朗普政府压低长期融资成本（如房贷利率）的优先任务 [1][6][12] - 量化宽松等非常规政策应仅限"真正紧急情况"并与联邦政府协同使用 同时呼吁对美联储货币政策 监管 沟通等进行全面独立审查 [6][11] 市场影响解读 - 财政部长罕见公开批评美联储 结合白宫官员进驻美联储的先例 显示行政部门对货币政策影响力增强 "适度的长期利率"提法与降低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表态呼应 [7] - 潜在政策转向可能推动金融抑制政策 人为压低利率 导致美元走弱 利好黄金 白银 铜等大宗商品及中国A股和港股市场 [2][7]

美联储与财政部流动性对股市的影响 - 美联储与美国财政部协同释放的庞大过剩流动性是推动美股及全球股市牛市的核心力量，其影响超越传统估值指标，导致市场被政策过度扭曲 [1] - 量化宽松(QE)使美联储成为财政部的"银行家"，商业银行存款激增远超贷款增长，未用于扩大实际GDP的过剩资金推高金融市场，成为股市上涨的最强劲驱动引擎之一 [2] - 标普500指数(占GDP百分比)与企业实际利润存在显著缺口，类似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互联网泡沫时期的背离，后续10年美股年化实际回报分别为-4%和-6% [5] 美股高估值与流动性风险 - 美股两大核心指数标普500与纳斯达克100屡创新高，但估值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科技巨头业绩若未达乐观预期叠加特朗普关税政策可能引发熊市 [1] - 股票市场估值远超生产率增长，脱节源于流动性扭曲效应而非基本面经济实力 [5] - 第三季度风险资产面临重大风险，美国财政部恢复6000亿美元国债发行计划吸走流动性，外资流入缩减及美联储每月缩表约50亿美元将导致流动性顺风转逆风 [5] 全球股市自满情绪与盈利下修 - 全球股市尤其是美股出现自满迹象，美联储高利率与缩表收紧流动性背景下股市仍创新高，但全球企业盈利净下修幅度达14 3%(过去1个月)和18 7%(过去3个月) [7] - 亚洲和欧洲市场每股盈利下修速度加快，欧洲化工与可选消费行业已出现盈利预警 [7] - 纳斯达克100指数自4月低点累计上涨35%并多次创新高，反映对大型科技公司的过度乐观，下半年美股可能出现重大裂痕 [8] 机构对美股未来走势的预测 - 标普500指数年底目标位5500点(较当前下跌约15%)，为华尔街最低预测，核心GDP与标普500回报率历史趋势显示未来数月回报率大概率转负 [8] - 2025年下半年美股可能遭遇抛售，当前估值处于历史高位且经济可能大幅放缓 [8] - 美联储明年或被迫重启QE以维持实际利率水平，但将催化更大股市泡沫 [5]

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工具偏好 - 欧洲央行未来更倾向于通过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工具，而非直接大规模购债(QE) [1] - 在通胀疲软、增长放缓、金融环境不稳定或政策传导受阻时，LTRO被视为首选工具 [1] - 仅在欧元区单个成员国利率信号传导失效时，才会考虑启用定向资产购买计划 [1] 政策工具优先级排序 - 通胀持续低于目标时首选TLTROs，次选LTROs，第三选择为负利率或QE [2] - 通缩时期首选TLTROs，次选负利率，第三选择LTROs [2] - 增长长期低于潜力且通胀达标时首选TLTROs，次选LTROs，第三选择新贷款计划 [2] - 金融稳定问题首选LTROs，次选TLTROs，第三选择新贷款计划 [2] - 欧元区政策传导问题首选TLTROs，次选LTROs，第三选择QE [2] - 成员国政策传导问题首选定向购买(TPI/OMT)，次选LTROs，第三选择TLTROs [2] 量化宽松政策争议 - 欧洲央行部分决策者对2015-2022年QE政策持保留意见，因利率回升导致历史性亏损 [4] - 德国央行2024年亏损200亿欧元(约230亿美元)，创1970年代以来首次年度亏损 [4] - 欧洲央行战略评估保留QE工具但未明确使用情形，暗示未来将更审慎使用 [4] 央行官员政策分歧 - 法国央行行长倾向直接购买长期债券作为宽松工具，政策传导受阻时偏好LTRO和定向购买 [5] - 德国央行强调QE带来的巨额亏损风险，执行委员施纳贝尔认为QE刺激增长代价高昂 [6] - 施纳贝尔指出定向贷款支持能有效恢复信贷供给且更易退出机制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