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核心与调查方法 - 广州市纪委监委根据匿名举报及过往线索，对广州农商银行原行长易雪飞违纪违法问题进行全面起底调查[1][7] - 调查发现一条隐蔽性极强的腐败犯罪链条，易雪飞利用其自2006年起担任副行长、行长的职务便利，为企业客户在审批项目时提供方便[2][8] - 易雪飞采用“放贷收息”的方式，假借民事化、市场化形式为其收受钱财披上“合法外衣”[2][8] - 2024年2月，广州市纪委监委对易雪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4][11] - 专案组启动“主办+专班”机制，对易雪飞及其家属名下200余个账户、160多万条资金流水进行大数据分析[4][11] - 专案组对易雪飞参与审批的10亿元级以上的多笔贷款进行全面排查，形成贷款分析报告[4][11] 腐败操作的具体模式 - 易雪飞利用妻兄刘晓峰代持，并安排信贷客户张海波以刘晓峰名下股权作质押，向广州农商银行申请贷款[3][9] - 2017年起，在易雪飞操控下，张海波先后申请共计2400万元企业经营贷款，资金经多次转账后全部进入易雪飞妻子账户[3][10] - 套取的2400万元成为易雪飞从事违规违法活动的“备用金”，用于向有求于他的企业进行“放贷”[3][10] - 例如，2017年上半年，企业实控人代彬为求增加贷款额度和加快审批，以15%年利率向易雪飞个人借款1200万元[3][10] - 易雪飞在协调审批代彬公司贷款时，向经办支行打招呼要求“适当松绑”并加快进度，随后安排妻子向代彬公司转账1200万元并签订借款合同[3][10] - 2017年至2019年，代彬累计支付利息480万元，2019年因易雪飞担心被查才归还1200万元本金[4][11] 调查发现的异常特征与证据 - 调查聚焦“借款”资金需求真实性与“放贷”和“用权”的关联性[5][12] - 借款行为存在三“怪”：企业舍低求高，放弃银行5%至6%的年利率而寻求易雪飞个人的高息借款；有钱不还，支付利息已超本金却不偿还本金；企业主主动加息，如将约定年利率从12%提高至近20%[5][12] - 核查显示，易雪飞审批企业贷款的时间节点，往往与他借钱给该企业负责人并收取利息的时间相吻合[5][12] - 经统计，自2005年起，易雪飞通过放贷收息收取的利息达1800多万元[5][12] 案件影响与后续治理 - 易雪飞涉嫌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并将于近日宣判[6][13] - 2024年9月起，广州市纪委监委推动广州农商银行以案促改、以案促治[6][13] - 广州市纪委监委部署开展领导干部违规借贷问题专项整治，推动建立公职人员大额资金流向异常预警机制[6][13] - 广州市纪委监委积极对接全省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推广使用纪检监察业务一体化平台，提升智慧反腐水平[6][13][14] 银行现状与积极变化 - 案件查处后，广州农商银行业务流程呈现积极变化，例如为“专精特新”企业办理流动资金贷款，从对接到审批通过不到10天时间[1][7] - 企业客户反馈贷款流程变得规范、透明、高效，银行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很大[1][7]

案件核心事实与调查过程 - 广州农商银行原行长易雪飞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调查聚焦其通过“放贷收息”形式进行利益输送 [1][4] - 易雪飞自2006年起担任副行长、行长等职 利用职务便利为企业客户在审批项目时“行方便”并借此牟利 [2] - 其腐败手法隐蔽 通过妻兄代持、操控信贷客户以股权质押申请贷款等方式套取2400万元作为“备用金” 再以高息借贷给有贷款需求的企业主 [3] - 专案组通过大数据分析其家族200余个账户、160多万条资金流水 并对10亿元级以上贷款全面排查 形成贷款分析报告 [4] 腐败操作的具体模式与特征 - 易雪飞操控信贷客户张海波以妻兄名下股权作质押 向广州农商银行申请2400万元经营贷 资金经多道流转最终进入其妻子账户 [3] - 企业主代彬为增加授信及加快放款 以15%年利率向易雪飞个人借款1200万元 2017至2019年间累计支付利息480万元 [3][4] - 调查发现借款存在“三怪”：企业舍低求高放弃银行低息贷款、有钱不还本金、企业主主动加息 揭示其非正常借贷本质 [6] - 资金流向与行权轨迹对照显示 易雪飞审批企业贷款的时间节点与其向该企业负责人放款收息的时间高度重合 [6] - 自2005年起 易雪飞通过放贷收息方式累计收取利息超过1800万元 [6] 案件查办后的治理与整改措施 - 广州市纪委监委推动广州农商银行以案促改、以案促治 并于2024年9月起部署开展领导干部违规借贷问题专项整治 [7] - 推动金融监管部门探索建立公职人员大额资金流向异常预警机制 并加强法规制度宣传教育 [7] - 广州市纪委监委积极应用技术手段 对接全省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 推广纪检监察业务一体化平台以提升智慧反腐水平 [7]

行业发展趋势：从分散到集约 - 农村金融机构正从过去的“全面开花”走向“头部集中”，行业集聚效应日益显著 [1] - 全国万亿元资产规模的农商行共五家，分别为重庆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广州农商行、北京农商行和成都农商行，这五家头部机构在农村金融机构总资产中的占比超过11% [1] - 省联社改革进程中涌现出一批资产规模超5000亿元的省级统一法人农商行，市场预期其未来有望跻身万亿级金融机构行列 [1] 头部农商行发展历程与驱动因素 - 2019年重庆农商行成为首家资产规模过万亿元的农商行，2020年，上海农商行、广州农商行以及北京农商行相继跨过万亿元门槛 [2] - 2026年伊始，成都农商行宣告跻身全国第五家万亿级农商行 [3] - 区域银行的规模“天花板”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重庆、上海、广州、北京农商行的发展与本地区经济发展相伴相随，成都农商行则得益于深度嵌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 [3] - 未来农村金融机构队伍中，远不止五家万亿级农商行，头部农商行及省级统一法人农商行的组建将进一步重塑市场竞争局势 [3] 集约化发展对竞争格局的改写 - 农村金融机构由分散经营向集约化发展，是为应对增长困境、破解效益下滑与存贷规模负增长等问题而采取的必然措施 [4] - 竞争主体发生根本性变化：从以单体农信社、村镇银行为主，升级为以“法人体系”为竞争单元，竞争逻辑从个体博弈转向体系能力比拼 [4] - 竞争门槛显著抬高：集约化改革强化了资本约束、治理要求和风险管理标准，农村金融市场的进入门槛和存续门槛同步提高 [4] - 竞争焦点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与价值比拼，行业正从低水平同质化竞争转向以稳健性和可持续性为核心的能力型竞争 [4] - 行业分层加剧：“省级头部统筹重大项目+县域机构深耕小额业务+新型组织填补空白”的差异化格局逐步形成，资源向乡村振兴重点领域精准倾斜 [4] 集约化经营下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在银行业净息差普遍承压的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永恒命题，规模换利润模式难以为继 [5] - 发展目标需要由“做大规模”转向“做优结构”，更加重视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水平，而非单纯追求规模和增速 [5] - 盈利模式需要由“息差依赖”转向“综合价值创造”，通过优化负债结构、提升低成本稳定资金占比，强化结算、托管、代发等基础金融服务，提升单一客户的综合贡献度 [6] - 竞争方式需要由“区域覆盖”转向“区域深耕”，比较优势在于对本地产业、客户和风险的深度理解 [6] - 农商行抱团发展对缓解阶段性压力具有现实意义，可通过资源聚合形成破局合力，但并非万能方案 [6] - 如果整合仅停留在规模层面，而未同步推进治理重构、资产质量改善和业务定位调整，风险反而可能在更大体量中被放大 [6] 规模扩张后面临的新挑战 - 万亿级农商行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风险、资本和治理三个层面 [7] - 风险形态由单点风险转向结构性风险，更多体现为行业集中、区域经济周期以及房地产、城投等领域的系统性敞口，对风险管理的前瞻性和整体性提出更高要求 [7] - 资本约束更加刚性，资产规模越大，对资本充足率和资本补充能力的要求越高，粗放式扩张空间显著收窄，盈利能力不足将直接制约未来发展弹性 [7] - 治理复杂度显著上升，机构层级增加、管理半径扩大，如果治理结构、激励机制和内部控制不能同步升级，容易出现决策效率下降和风险责任错配的问题，导致“大而不强” [7]

行业格局与头部集聚 - 截至2025年9月末，中国农村金融机构总资产为61.06万亿元，其中5家资产破万亿的头部农商行总资产为6.98万亿元，在农村金融机构中的资产占比达到11.4% [1] - 农商行万亿俱乐部成员已扩容至5家，按时间顺序依次为：重庆农商行（2019年）、北京农商行、广州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均为2020年）以及成都农商行（2026年初）[3] - 截至2025年6月末，中国农村商业银行数量为1505家，农村合作银行20家，农村信用社401家，农村资金互助社15家，村镇银行1440家，行业头部集聚效应突显，中小村镇银行整合加速 [1] 头部农商行经营与财务数据 - 截至2025年三季度，5家头部农商行资产规模与营收分别为：重庆农商行16558.10亿元/216.58亿元，上海农商行15581亿元/198.31亿元，广州农商行14164.25亿元/110.20亿元，北京农商行13498亿元/119.26亿元，成都农商行9992亿元/142.33亿元 [4] - 净利润呈现分水岭，仅重庆农商行与上海农商行净利润破百亿，成都农商行营收及净利润同比涨幅均在7%左右，广州农商行营收与净利润则双双下滑 [4] - 2025年中报数据显示，5家银行贷款资产约占半壁江山，金融投资占比普遍较高，均在30%以上 [4] 资产结构与贷款投向 - 2025年中报数据显示，5家银行发放贷款及垫款占总资产比例在36.97%至50.14%之间，金融投资占比在34%至39%之间 [5] - 截至2024年末，全国农村中小银行总资产达57.91万亿元，各类贷款余额占总资产比例超55%，且增速高于资产扩张增速 [5] - 贷款结构方面，参考2024年报数据，北京农商行与成都农商行企业贷款占比较高，达70%以上，重庆农商行个人贷款业务占比达40.95% [6][7] 资产质量与上市情况 - 截至2025年三季度，农村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为2.82%，显著高于大型商业银行的1.22% [7] - 在头部农商行中，资产质量处于上游，上海农商行、重庆农商行、北京农商行2025年三季度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97%、1.12%、1.19%，优于大型商业银行整体水平 [8] - 5家万亿农商行中，3家已上市：重庆农商行（A+H股）、上海农商行（A股）、广州农商行（H股）；北京农商行与成都农商行仍处于上市辅导期 [8][9] 股价表现与区域竞争优势 - 过去两年部分上市农商行股价表现优异，渝农商行2024年、2025年分别上涨56.97%、11.92%；沪农商行分别上涨62.52%、14.43%；广州农商银行则分别下跌24.54%、3.23% [9] - 头部农商行的发展与区域经济深度绑定，5家银行分别位于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当地优良的经济产业结构为其提供了庞大的本地市场机会和资源禀赋 [10] - 部分头部农商行规模已优于同城城商行，截至2025年三季度，重庆农商行资产规模、营收、净利润均高于重庆银行；广州农商行资产规模、营收亦高于广州银行 [11][12] 核心竞争优势与发展挑战 - 农商行的核心优势包括：物理网点遍布县域和村镇，密度和广度难以比拟；与基层客群（三农、小微）生活需求高度绑定，客户黏性高；作为一级法人，决策链条短，能快速响应本地需求 [18] - 发展局限性包括：业务区域受限，贷款行业和客户集中度高；风控模式（熟人风控）在人口流动背景下存在局限性；业务结构单一，过度依赖存贷息差，中间业务发展不足 [19] - 在净息差收窄环境下，农商行面临压力，截至2025年三季度，农村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58%，高于大型商业银行的1.31%和城市商业银行的1.37%，但低于民营银行的3.83% [19] 未来发展趋势 - 行业“强者愈强”态势预计强化，头部农商行凭借先发优势和综合能力建立壁垒，而大量中小农商行面临大型银行业务下沉、息差收窄等多重压力 [15] - 全国农村信用社改革正在深化，村镇银行进行结构性重组，这些改革在化解风险的同时，可能通过市场化兼并重组促进资源向管理更规范、实力更强的机构集中 [16] - 头部农商行业务牌照已逐步拓展至投行、托管、财富管理等，产品力能够与当地大型银行竞争，并通过下沉网点实现了当地存贷款市场份额的领先地位 [13]

银行科技条线高层人事变动概况 - 2025年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深化，科技条线掌舵者（CIO/首席技术官）人事变动频繁，成为观察银行数字化战略方向的重要窗口 [1] 大型国有银行科技掌舵者集中离任 - 2025年多家大型国有银行科技条线掌舵人因年龄原因离任，包括建设银行原CIO金磐石（1965年生，2021年3月起任职）[2]、中国银行原CIO孟茜（1965年生，任职38年）[4]以及工商银行原首席技术官吕仲涛（1965年8月生）[7][8] - 建设银行CIO金磐石于4月21日辞任后，该职位目前空缺，新任副行长雷鸣（原建信金科董事长）可能承担相关职能 [2][3] - 中国银行在孟茜辞任前对科技条线部门进行了重组，将原“信息科技部”调整为“金融科技部”，并整合成立“业务研发部”，孟茜曾同时兼任这两个新部门的总经理，其离任导致总行科技条线多个关键领导岗位空缺 [5][6] - 工商银行未设CIO职位，其科技条线由首席技术官负责，吕仲涛于2025年底离任 [7][8] - 随着多位资深高管离任，2026年大型银行科技条线人事将进入“新人”时代 [9] 中小银行首席信息官大规模就任 - 2025年共有21家银行的CIO正式就任，其中除华夏银行外，其余均为中小银行 [11] - 就任的CIO中，有48%为从行外引进 [16] - 多家中小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招募CIO，例如厦门国际银行、上饶银行、南昌农商银行、郑州银行、四川银行、临商银行等在2025年发布了招聘公告 [18][19][20] - 部分公开招募已确定人选，如厦门国际银行CIO由王丰辉（曾任大连银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腾讯金融云副总经理）担任 [12][20] 代表性银行首席信息官任命案例 - **华夏银行**：CIO龚伟华（1971年2月生）为外部引进，此前在北京银行任职约27年，曾任北京银行首席信息官，就任前为华夏银行核心系统建设办公室主任 [11][15] - **北京银行**：CIO明立松（1975年3月生）为内部提拔，已在该行信息科技领域任职27年，此次任命标志着北京银行首次将CIO纳入高级管理人员序列 [13][14][16] - **广州农商银行**：CIO李亚光（1967年11月生）同时担任该行副行长兼首席数据官，为行外引进，长期在广东银行界科技部门任职 [12][16] - **新疆银行**：CIO滕宏伟为行外引进，曾在建设银行科技条线任职约20年，2023年7月起任新疆银行行长助理（援疆） [12][16] - **河南农商银行**：CIO周越博此前为河南农商联合银行首席架构师兼信息科技部总经理，该行曾于2023年12月公开招募45周岁以下的CIO [13][16] - **龙江银行**：CIO那群威的任职经历尚不明确，该行曾于2024年12月公开招募具有15年以上信息科技相关工作经验的首席信息官 [13][16] 其他全国性银行人事动态 - 渤海银行在2025年底聘任了新任CIO，浙商银行CIO在上半年辞任后职位至今仍空缺，预计全国性银行的CIO变动将持续 [17]

FF301 股份發行人及根據《上市規則》第十九B章上市的香港預託證券發行人的證券變動月報表 截至月份: 2025年12月31日 狀態: 新提交 致：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廣州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行」) 呈交日期: 2026年1月6日 I. 法定/註冊股本變動 | 1. 股份分類 | 普通股 | 股份類別 | H | | 於香港聯交所上市 (註1) | | 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證券代號 (如上市) | 01551 | 說明 | | | | | | | | | | 法定/註冊股份數目 | | | 面值 | | 法定/註冊股本 | | | 上月底結存 | | | 2,674,925,000 | RMB | | 1 RMB | | 2,674,925,000 | | 增加 / 減少 (-) | | | 0 | | | RMB | | 0 | | 本月底結存 | | | 2,674,925,000 | RMB | | 1 RMB | | 2,674,925,000 | | 2. 股份分 ...

农商行“万亿元俱乐部”扩容与格局分析 - 成都农商银行于2025年12月31日宣布资产规模突破1万亿元，标志着中国农商行“万亿元俱乐部”迎来第五位成员，形成由重庆、北京、广州、上海、成都五家农商行组成的“第一梯队” [1] - 该“第一梯队”的形成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在金融领域的投射，反映出金融资源向经济活力强、国家战略叠加区域集中的“极化”趋势 [1] 头部阵营发展历程与规模现状 - 全国农商行“万亿元时代”开启于六年前：重庆农商行于2019年6月率先突破万亿元，北京、广州、上海三家农商行在2020年内集体跨越万亿元门槛 [2] - 截至2025年9月末，五家头部农商行总资产占全国农村金融机构总资产比例超过11%，展现出显著的头部聚集效应 [4] - 截至2025年9月末具体资产规模：重庆农商行1.66万亿元，上海农商银行1.56万亿元，广州农商银行1.42万亿元，北京农商银行1.35万亿元，成都农商银行9992亿元 [2][6] 区域经济背景与银行角色演变 - 五家农商行总部所在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在2024年GDP均位列全国城市前七强，经济总量合计约19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比重超过14% [4] - 这些头部农商行已转型为服务城乡融合、地方基建及现代产业的综合性商业银行，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从依赖国有大行转向“全国性大行+区域性航母”双轮驱动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8] 头部农商行差异化发展路径 - 北京农商银行：立足首都，持续加大对涉农、普惠小微、科创、绿色、制造业等重点领域信贷投放，其农业农村部“信贷直通车”业务市场份额位居北京市同业第一 [10] - 上海农商银行：扎根上海、服务长三角，重点深耕财富管理、交易银行等领域，截至2025年3月末科技企业贷款规模突破1200亿元，存量客户近4500户 [10] - 广州农商银行：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突出乡村金融等服务，截至2025年9月末客户贷款规模超7100亿元位居广州市地方性银行首位，其中中小额贷款规模超2200亿元同比增长逾20% [10] - 重庆农商行：立足辖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直辖市，推进“零售立行、科技兴行”战略，截至2025年9月末服务覆盖重庆逾90%人口，存贷款规模保持重庆第一 [11] - 成都农商银行：确立以大零售和大“三农”普惠业务为主体的发展格局，截至2025年末其涉农贷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保持四川省法人金融机构首位，服务成都地区各类企业超1.1万户 [11] 可借鉴的战略路径 - 坚守定位与下沉服务：头部农商行将网点和触角更深扎入社区与商圈，并未因规模大而脱离“本土” [12] - 重投数字化转型：五家银行均在金融科技上重投入，用数据手段解决小微风控难题，实现从“人情贷”向“数据贷”的跨越 [13] - 与地方经济深度绑定：通过主动融入地方重大战略来获取政策红利与优质资产，将自身发展与区域繁荣紧密捆绑 [13] 成渝地区金融版图升级 - 随着成都农商银行资产破万亿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成都银行、成都农商银行、重庆银行、重庆农商行四家地方法人银行已全部迈入“万亿元级”，截至2025年9月末资产规模合计超5万亿元 [14] - 该银行集群的形成将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更强资金自主权，有助于打破行政壁垒推动金融服务同城化，并助推共建西部金融中心 [15]

报告核心观点 - 普益标准联合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发布了基于2024年数据的《2025年商业银行综合竞争力评价报告农商行百强榜》，旨在通过多维度、系统化的指标体系科学评估银行高质量发展成效，以匹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新战略要求[3][4][6] - 报告构建了包含经营规模与资本实力、盈利能力、稳健经营能力、科技与服务创新能力、品牌建设能力五大核心维度的评价体系，以全面反映银行在资源基础、盈利水平、风险管控、发展潜力与社会声誉等方面的综合表现[6][39] - 在农商行百强综合竞争力排名中，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以80.76分的综合得分位列第一，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以80.70分位列第二，两者在多个单项指标上均处于领先地位，头部竞争格局清晰[8][9] 综合竞争力排名（前十） - **综合排名**：前十名依次为重庆农商银行、上海农商银行、北京农商银行、深圳农商银行、成都农商银行、东莞农商银行、广州农商银行、江苏江南农商银行、天津农商银行、青岛农商银行[1][8] - **头部银行表现**：重庆农商银行在科技与服务创新、品牌建设能力上位列农商行第一，经营规模与资本实力、盈利能力和稳健经营能力均位列第二，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一[8]。上海农商银行在经营规模与资本实力、盈利能力和稳健经营能力上均位列第一，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二[8] 经营规模与资本实力 - **排名前十**：依次为上海农商银行(79.78分)、重庆农商银行(79.42分)、北京农商银行(76.51分)、广州农商银行(75.74分)、东莞农商银行(75.73分)、深圳农商银行(75.64分)、成都农商银行(75.37分)、江苏江南农商银行(72.70分)、天津农商银行(72.09分)、广东顺德农商银行(71.99分)[13][14][15] - **评价维度**：主要考核银行经营规模（总资产、存贷款规模及增长）和资本管理（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杠杆率等）两大方面，体现其资源基础和风险抵御能力[13] - **头部银行详情**：上海农商银行总资产规模位列农商行第二，增速在头部银行中靠前，资本充足率领先[14]。重庆农商银行总资产规模和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处于领先地位[14] 盈利能力 - **排名前十**：依次为上海农商银行(75.67分)、重庆农商银行(75.64分)、成都农商银行(73.04分)、江苏常熟农商银行(72.33分)、深圳农商银行(72.17分)、杭州联合农商银行(71.91分)、北京农商银行(71.84分)、江苏江南农商银行(70.59分)、东莞农商银行(69.70分)、浙江萧山农商银行(69.02分)[18][19] - **评价维度**：从营收表现（总量与增长）、盈利表现（净利润总量与增长）、盈利质量（总资产回报率、净资产收益率、净息差等）和盈利效率（成本收入比、人均净利润等）四方面考察[18] - **头部银行详情**：上海农商银行营业收入位列第二，净利润总额领先，总资产回报率在头部银行中领先[18]。重庆农商银行营业收入领先，净利润总额位列第二[18] 稳健经营能力 - **排名前十**：依次为上海农商银行(87.18分)、重庆农商银行(86.93分)、深圳农商银行(85.76分)、东莞农商银行(84.61分)、江苏江南农商银行(84.59分)、天津农商银行(84.14分)、广州农商银行(84.12分)、北京农商银行(83.82分)、陕西秦农农商银行(83.80分)、武汉农商银行(83.33分)[23][24] - **评价维度**：从公司治理、董事会建设与运作、制度建设、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集中度风险、合规风险等方面进行考察[23] - **头部银行详情**：上海、重庆、深圳农商银行在规模较大的基础上，各项风险指标保持合理水平，公司治理机制完善[23] 科技与服务创新能力 - **排名前十**：依次为重庆农商银行(83.20分)、上海农商银行(81.00分)、北京农商银行(75.40分)、成都农商银行(71.70分)、广州农商银行(71.40分)、江苏苏州农商银行(69.80分)、深圳农商银行(68.60分)、青岛农商银行(67.90分)、天津农商银行(65.50分)、东莞农商银行(64.10分)[27] - **评价维度**：从创新环境、科技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进行考察，反映银行数字化投入、产出及对业务与服务的驱动作用[27] - **头部银行详情**：重庆农商银行对创新业务重视程度高、金融科技投入力度大、公司专利数量多，并能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27]。上海和北京农商银行金融服务类别丰富，金融科技投入力度也较大[27] 品牌建设能力 - **排名前十**：依次为重庆农商银行(79.74分)、上海农商银行(79.54分)、江苏紫金农商银行(75.95分)、东莞农商银行(75.54分)、江苏昆山农商银行(75.29分)、深圳农商银行(74.34分)、江苏江南农商银行(74.14分，并列第七)、浙江绍兴瑞丰农商银行(74.14分，并列第七)、北京农商银行(73.83分)、成都农商银行(73.69分)[30][32] - **评价维度**：从社会责任与公益活动响应程度、品牌传播和渠道建设力度等方面进行考察，综合反映银行的无形资产和长期声誉[31] - **头部银行详情**：重庆农商银行渠道建设力度高、社会责任与公益活动响应程度高、品牌传播力度大[31]。上海农商银行和江苏紫金农商银行在社会责任响应和品牌传播、渠道建设上投入较高[32]

文章核心观点 - 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三年成效显著，为金融机构开辟了县域乡村“价值洼地”这一新增长曲线，金融机构需找到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方能深度参与 [1][3] - 广州农商银行作为主力军，通过下沉市场破局、产品服务创新及构建共生生态，探索出一条商业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其资产规模与业务数据增长印证了县域市场的潜力 [2][3][5][8] 市场背景与机遇 - “百千万工程”推动广东县域经济生态变化，新型农业主体、村集体资产盘活、农文旅新业态及村民收入提升共同构成庞大增量客群，成为金融机构的新增长曲线 [2] - 县域及乡村地区因金融需求分散、风控难度大，长期是“价值洼地”，但客户具有流动性低、忠诚度高、生命周期长的特点 [1][2] - 广州的乡村振兴自带“都市圈辐射”特征，城乡接合部改造、都市现代农业、近郊文旅等是衔接城乡资源、挖掘增量价值的重要抓手 [2] 公司战略与市场定位 - 公司定位为赋能“百千万工程”的主力军，战略核心是不拼规模同质竞争，而是依靠特色差异突围，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取得竞争优势 [4] - 公司持续加大县域客群挖掘力度，2024年新增涉农客户超3000户，涉农企业数量增幅达26.39% [2] - 近三年广州市通过清单制累计为公司推荐560多个项目，公司已成功对接其中252个，拓宽了发展赛道 [2] 业务发展与财务表现 - 截至目前，公司涉农贷款余额已超420亿元，较三年前净增60多亿元，主要流向现代农业、文旅康养、乡村基础设施等优质赛道，资产质量保持稳定 [3] - 截至2024年末，公司农户消费贷款类产品余额突破20亿元，增速超50%，显示乡村金融需求从生产性信贷向消费、安居、教育、医疗、创业等多元化延伸 [3] - 公司推出的全市首个面向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项目的信贷产品，已投放资金超37亿元，带动超150个项目 [5] 产品与服务创新 - 针对农村土地、公益林等资产抵押难以及新型经营主体担保难等痛点，推出系列特色产品，如“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林易贷”、“乡村振兴优农贷”、“金米民宿贷”等，实现差异化竞争 [5] - 产品创新精准切入县域金融痛点，以“人无我有”的特色摆脱同质化价格战，成为构建商业闭环的核心支撑 [5] - 除信贷业务外，公司向农村支付结算、资金管理、财富管理、民生服务等多元业务延伸，开拓多元化收入来源，逐步摆脱对传统信贷利差的单一依赖 [6] 生态构建与竞争壁垒 - 公司通过深度整合本土资源和服务网络极致下沉构建长期竞争壁垒，推出“榕e租”平台为近20万用户提供线上房租收缴和房源管理服务，锁定高频服务场景客户 [6] - 创新推出“村资宝”平台，高效服务4区23镇，协助政府监督村社资金资产阳光化使用，并推广农村“三资”管理平台、“村务卡”业务等一揽子数字化特色服务 [7] - 线下网络极致下沉，在广州地区布局超500家网点覆盖所有镇街，建成141家农村金融服务站，选派36名“金融村官”覆盖57个行政村，形成“网点+服务站+金融村官”的立体服务网络 [7] 商业模式与可持续性 - 金融机构参与“百千万工程”需要找到可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而非短期公益行为 [3] - 公司通过产品创新突破和差异化服务延伸，逐步构建起可持续的商业闭环 [5] - 多元收入增长叠加特色化产品带来的客户黏性和溢价收益，形成了更稳固的盈利结构和更强的抗风险能力，释放了“百千万工程”的可持续商业价值 [6] - 公司从简单的信贷资金提供者转变为乡村发展的深度参与者，融入乡村生态构建“共生式”服务体系，助力乡村招商引资引智，设立专项帮扶资金 [7][8]

2025年中国中小银行兼并重组浪潮核心观点 - 2025年中国中小银行兼并重组浪潮以超预期的力度与速度纵深推进，金融风险防控与行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年度核心主线，这并非简单的行业“瘦身”，而是一场覆盖全国28个省份、涵盖多类机构的深刻变革，旨在告别“小散弱”的粗放发展模式，走向以质取胜的发展阶段 [1][2] 整合规模与速度 - 截至2025年12月26日，全年共有394家银行机构获批复通过合并、解散方式退出市场，数量较2024年全年总量实现翻倍 [1] - 2024至2025两年间，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减少的银行机构近550家，数量超过了此前七年的总和 [1] - 整合进程在下半年明显加快，仅第四季度完成合并解散的机构数量就超过136家，约占全年总量的34.5% [7] 整合地域分布 - 整合涉及全国28个省份，内蒙古以整合139家机构居首，山东（33家）、河南（26家）、四川（25家）、湖南（17家）等地紧随其后 [1][9] - 具体省份整合数量详见原文表格，例如吉林（17家）、江苏（16家）、广东（13家）、河北（10家）等 [10] 整合机构类型 - 村镇银行是整合核心主体，数量达231家，总量较2024年增长超过一倍 [1][12][16] - 农商行整合81家，农村信用社整合71家 [1][12] - 全年共有159家村镇银行在下半年合并解散，其中有56家通过“村改支”或“村改分”完成重组 [16] 整合模式与典型案例 - **国有大行首次入局**：成为年度突破性亮点，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国有大行开始主动参与村镇银行“村改支”，并为收购城商行提供新参考 [1][15] - 工商银行收购重庆璧山工银村镇银行，设立支行 [15] - 农业银行收购厦门同安农银村镇银行，设立支行 [15] - 农业银行收购浙江永康农银村镇银行并设立三家支行，同时收编吉林地区192家原农商行、农信社及村镇银行分支机构 [15] - 工商银行收购承接锦州银行全部资产、负债、业务等，这是国有大行首次收购城商行 [17] - **农信系统省级法人改革全面提速**：形成联合银行与统一法人农商行两大模式并行的格局，是本年改革中力度最大、涉及面最广的战线 [1][16] - 内蒙古农商银行挂牌成立，一次性整合121家农村金融机构 [16] - 河南农商银行吸收合并82家机构，加上此前整合的25家，省内农信系统法人机构大幅缩减 [16] - 贵州农商联合银行获批开业，同步整合21家农村金融机构 [16] - 新疆省级农商行于12月底获准开业 [16] - 截至12月末，已有13家省级联社完成省级法人机构组建，其中6省份采用联合银行模式，6省份采用统一法人农商银行模式 [16] - **其他类型机构积极参与整合**： - 股份行、区域性银行积极参与村镇银行整合，例如浦发银行承接其发起的村镇银行，广州农商银行吸收合并村镇银行 [15] - 区域性农商行整合积极性提升，如顺德农商银行全年完成对5家村镇银行的吸收合并 [18] - 外资行开始收缩村镇银行业务板块，例如汇丰银行旗下重庆荣昌汇丰村镇银行已获监管批准解散 [18] 政策驱动与改革背景 - 2024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稳妥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置于突出位置，将中小银行与地方债务、房地产并列，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三大重点领域之一 [3] - “十四五”时期以来，监管部门始终把稳妥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作为重中之重，聚焦区域差异、精准施策，推动“一省一策”制定个性化改革方案 [4] -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锚定“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提出通过补充资本金、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多元手段，一体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与转型发展 [5] - 经过五年持续努力，改革化险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十四五”时期不良资产处置较“十三五”时期增加超过40%，行业抵御风险的资本和拨备总规模超过50万亿元，高风险中小银行机构数量已较峰值大幅下降 [5] 整合成效与行业影响 - **风险化解**：合并重组作为处置高风险机构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通过剥离不良资产、注入资本金，有助于银行减轻历史包袱 [4][20] - **服务升级与能力提升**： - “村改支”后的机构在规范化经营、抗风险能力、业务范围和信息化程度方面普遍实现提升 [19] - 整合后更能形成公司治理、分红体系等方面的规模效应，降低运营和监管成本，提升管理半径能力 [19] - 科技赋能重要性凸显，省级法人机构可以有效共享科技平台，提升科技能力，破解单个小银行金融科技投入规模不经济的难题 [20] - 通过资源协同增效，共享技术平台、客户资源与管理经验，降低运营成本 [20] - **优化行业生态与聚焦主业**： - 推动行业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减少无序竞争，形成差异化竞争、专业化分工的格局 [20] - 引导机构回归支农支小主业，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例如内蒙古农商银行截至8月末涉农及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合计占全部贷款九成以上 [5][20] - 更精准地对接“三农”和小微企业金融需求，开发更多适配县域经济的特色金融产品，提升金融服务覆盖面和可得性 [20] 未来展望 - 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节点，中小银行合并重组的步伐预计将持续推进 [21] - 2026年行业将进入节奏更趋稳健、更注重整合质量与实效的新阶段，“减量提质”仍将是核心主线 [21]